一、我国古代用人观的发展及形成
“德才兼备” 来源于《论语》，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儒家学派创始人、被尊为“至圣先师”孔子的话。原文是：子曰：“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意思是：“千里马称骥，并不是赞美它的气力，而是赞美它的品德。”孔子用千里马作比喻，说明德和才对于一个人的重要，其中把德放在首位。同时,他还认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孔子说：“以道德原则治理国家，就像北极星一样处在一定的位置，所有的星辰都会围绕着它。”）。
汉一代四百余年,人才蔚为鼎盛,究其原因,与汉代的选官制度用人标准不无关系。“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按章复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正是因为很好地坚持了这一用人标准，才有了名垂青史的文景之治和光武中兴。
唐太宗高超的用人之道,是他建成贞观盛世的重要原因.历来为史家赞颂称道,更为政治家借鉴效法。唐太宗的用人之道内容丰富,特点突出。其核心是其唯贤是用、德行为先的用人标准。 早在贞观元年,太宗就引用了《尚书》上的经典名言“任官惟贤才”、“官不必备,惟其人”教诲臣下,并发挥说:“若得其善者,惟少亦足矣。其不善者,纵多亦奚何?”①贞观二年,他又对侍臣们重申:“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
清朝康熙皇帝更是持“德重于才”论的代表人物，他强调“德胜于才，始为可贵。”他还明确提出：“观人必先心术，次才学。心术不善，纵有才学何用？”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干部的选拔工作。早在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同志就告诫全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我们党所肩负的历史任务的。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同志就提出要重视干部队伍建设。他说，我们已经有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正确的政治路线，如果组织问题不解决好，正确的政治路线的实现就无法保证，我们向党和人民就交不了账。干部选拔的“四化” （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标准就此提出。江泽民同志也一再强调，要正确执行干部队伍“四化”方针和德才兼备原则，正确执行党的干部政策，坚持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把那些群众公认并有政绩的人，及时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胡锦涛在讲话中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必须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人标准，把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国家事业中来。
可以说，“德才兼备、以德为先”这一选人用人的基本原则，是在不断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具体实际提出来的，是对古代用人原则的继承和完善。以前都只是说“德才兼备”，没有说“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没有十分突出地强调“德”。现在选人用人在看重德和才的同时，更注重德。所以说“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出处源远流长，具有极其深厚的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蕴。同时，又很好地发展了这一选人原则，加入时代内涵，赋予全新的意义，使其具体鲜明的时代特色。
二、正确认识德与才的辩证关系
关于德与才的从属关系，北宋大学者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说：“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 （才能，是道德的辅助；道德，是才能的统帅。）说白了就是“德为才之主，才为德之奴”。这主仆关系不可倒置，倒则生害。
首先，“德才兼备”原则中“德”的重要性。
“德”是一个政治概念，它之所以是第一位的，主要是在于“德”的核心——政治立场、政治态度、理想情操、道德品质等在人的诸素质中，属于支配和主导的地位。“德”不是虚无缥缈的，它是具体的、实在的，直接决定着每一个具体人的工作价值取向和工作态度优劣等方面的内容。
“德才兼备”用人原则中“德”的地位何以如此重要，这主要体现在“德”对“才”的影响与制约上。其一，“德”制约“才”的发展方向。一个人的才能究竟为谁所用，其对社会历史的作用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这是由一个人的政治态度、政治品德及其所服务的政权或进步或反动的性质所决定的。所谓“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这个“择”表现的就是一个人的政治品德——政治观点、政治立场和判断能力。诸葛亮辅佐刘备建立西蜀，成就三分天下的伟业，也与他匡扶汉室的人生志向紧密有关。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也是由其不满当时的黑暗统治所决定的。正是所谓的“道不同不相与谋”（意见或志趣不同，无法共事），说白了就是不跟你玩。其二，“德”影响和制约“才”的具备和发挥程度。才能的具备和发挥需要勤劳，需要艰苦奋斗，而勤劳和艰苦奋斗是以忠诚、坚韧等政治品德和职业道德为动力的。曾国藩曾把德喻之为水、喻之为根，把才喻之为波、喻之为枝，波澜的大小在于水之深浅，枝叶的盛衰在于根之荣枯。所谓“能剖心肝以奉至尊，忠至而智亦生焉；能苦筋骸以捍大患，勤至而勇亦生焉”，说的正是德影响和制约才的具备和发挥的道理。
纵观我党的干部路线，无论内容怎么描述，坚持“又红又专”也好，坚持干部“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标准也好，都把“德”（“红”、“革命化”）摆放到了第一的位置。
其次、“德才兼备”原则中“才”的不可或缺性。
所谓“才”，即才智和能力，也就是指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才智和能力。选贤任能，在重“德”的前提下，万不能忽视对人“才”能的考量。古人云：有才无德是小人，有德无才是愚人。在选拔人才时，小人固然因可恶而被淘汰，愚人更应因愚不可及而被放弃。历史上，很多执掌权柄者在选人用人时都非常重视人的“才”能，譬如，曹操在公元210、214、217年曾先后三次颁布求贤令（史称“孟德三令”），郑重推出“惟才是举”的主张并将这一主张贯彻到无条件的程度，强调并非“必廉士而后可用”；强调用人勿废偏短，在“德行”与“进取”之间，应择“进取”；强调用人勿拘品行，只要有治国用兵之术，即使不仁不孝也可在可用之列。“孟德三令”明白地告诉世人：无论你是否有过“污辱之名”、“见笑之耻”，或即使你有过如“贪将吴起”那种“杀妻取信”（ 早年得鲁国国君赏识，及后齐鲁交战，吴起因在鲁国娶了一位齐国宗室女子为妻，鲁国人对即将担任统帅的吴起表示怀疑，吴起为博得鲁国信任，竟将自己妻子杀死。鲁国虽然保住了，但是吴起以杀妻来求得将位，这种行径为鲁人所恶，因而最终还是被鲁国的国君所辞弃。）、“母死不归”和陈平那种“盗嫂受金” （陈平品性“逐利”，因为他不像张良那般有国仇家恨，所以他投身反秦的动机很单纯：寄希望于在乱世中遇到明主，竭尽才智以换得名利双收，然后逐步实现自己的理想——“宰天下”。）的大恶行径，只要你确有能力，仍会得到重用。遂使“惟才是举”成为优先于其他所有原则之上的首选原则。
邓小平同志曾经提出一个著名的观点，就是专不一定是红，但红一定要专。此观点无疑阐明了“才”在一定条件下不可或缺的重要性。
三是“德才兼备”原则蕴涵着“德”和“才”的辩证统一，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片面强调任何一方都是对“德才兼备”原则的曲解，都不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古人讲究“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从德才表现出的外在作用看，“德”可以导向意识，启动精神，从而产生好的作用； “才”必须依附于德，依附在不同的“德”的人之上，其外在作用将千差万别。司马光曾说过：“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无不至矣。”（君子可以凭借才能做善事，但小人会凭借才能作恶。依靠才能行善，得到的结果是善无不至;而凭借才能作恶，也会无恶不作。）换句话说，就是德行好的人能力越大，对社会的贡献就越大，德行坏的人能力越强，做起坏事来，后果越严重。历史上的包拯、海瑞追求刚正不阿，执法如山精神，此乃真“君子”而流传千古。历史上有才无德的也不乏其人。南宋宰相秦桧，年青科举考试时一举夺魁，可谓有才，但他把才用于谋害忠良，卖国求和，造成了岳飞等爱国将领惨死，金兵南侵的悲剧。
实际上，在实践“德才兼备”用人原则的过程中，大多往往难于坚持二者的统一，特别是容易在“惟才是举”的口号下忽视“德”的方面。从古到今，“蔽才遗德”而祸国殃民者绝非个别。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指出：“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 唐代魏征也说过：“今欲求人，必须审访其行。若知其善，然后用之。设令此人不能济事，只是才力不及，不为大害。误用恶人，假令强干，为害极大。”洪应明在《菜根谭》里指出,“德者事业之基,未有基不固而栋宇坚久矣。”有才而无德之人，破坏力和杀伤力都不可想像。当今时代，各行各业，因用无德的“能人”而坏事的现象也并非少见。1995年英国巴林银行的倒闭，就是一位无德之人所致。当时被派驻新加坡分行作期货交易员的里森年仅28岁。他在短短不到3年的时间内，以特殊账户，掩盖自己错误的交易，造成的损失达14亿美元。真相大白后，有232年历史的英国巴林银行轰然倒下。
古代政治家曹操之流，极力倡导“惟才是举”时都还没有忘记以忠于其政治路线为前提，当今用人岂能离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大德而用那些所谓的“能人”呢？
三、准确把握并运用好这一用人原则
首先，这一用人原则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一方面是说，这个原则是为他所代表的阶级，为落实其政治路线、实现其政治目的而服务的。前面提到的“孟德三令”，也许有人认为曹操用人只讲才，不讲德，这实在是一种天大的误会。之所以造成这种误会，是因为没有理解到曹操的的三道求贤令都是把政治品德放在第一位。无论他的“惟才是举，他的“勿废偏短”，他的“勿拘品行”，他的“不仁不孝”也“勿有所遗”，都是以忠于他的政治目标为前提的，可以不仁，也可以不孝，但决不能不忠，决不能不忠于他统一天下代替汉室的政治路线。曹操的第一道求贤令就开明宗义：“贤人与君子共治天下”。他要的是政治上的志同道合者。曹操在第二道求贤令中宣称，“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其政治目标得到进一步阐明：不但要志同道合，而且要他实现政治目标建功立业。曹操的第三道求贤令，则把成就王业视作高于仁孝的至德。曹操的所谓“勿废偏短”、“勿拘品行”，其偏短，其品行，所指绝非政治品德而是个人生活方面的伦理道德，伦理道德可以缺，政治大德不能缺。应该说曹操的的三道求贤令体现了德才兼备用人原则的绝对性。曹操实际上也是这样做的，只要终于他的政治路线，即使“缺德”也可以用；背叛他的政治路线，即使品德高尚才能卓绝也会被视为异己除之而后快。荀彧是曹操的重要谋士，被曹操三请出山（曹操“三请荀彧”应在刘备“三顾茅庐”之前），为曹操屡建奇功。然而荀彧所做的一切，都是把曹操当作匡扶汉室之人。当曹操“进爵国公，九锡备物，以彰殊勋”的时候，荀彧表示出强烈的反对。于是曹操便逼死了荀彧。应该说，曹操把德才兼备用人原则理解得“无以复加”，运用得炉火纯青。难怪对曹操人品极为不屑的洪迈（南宋著名文学家）先生，在他的《荣斋随笔》中不得不承认，若论“知人善任”，曹操“实后世之所难及”。另一方面，阶级不同，所要求的德才条件也不同。反动阶级与进步阶级为争夺政权进行殊死较量，他们对于德才的要求是截然相反的。在革命时代，一大批信仰坚定、勇于献身的优秀青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使中国共产党在与其他政治力量的斗争中，逐步强大起来，最终领导中华民族实现了独立解放，建立了新中国。
其次，这一用人原则具有鲜明的阶段性。夺取政权不同于巩固政权，乱世不同于治世。魏征对唐太宗说：“但乱世为求其才，不顾其行。太平之时，必须才行兼备始可任用。” 魏征这里说的“行”，自然也是指个人生活方面的伦理品德。魏征的这段话说明了目标的阶段性决定了德才的具体性。曹操的三道求贤令提出的“惟才是举”、“勿废偏短”的德才原则，是乱世的用人原则。曹操的第一道求贤令中说的很明确：“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如果曹操在有生之年能够统一天下，进入巩固政权阶段，凭他的雄才大略一定会审时度势，其用人标准也会随着进入治世而得以修正。曾国藩善于用人，但他也存在有乱世用人过于稳慎的问题，过于看中个人生活方面的品行。他是诚朴者进，浮华者退，致使在个人品行方面有缺陷而才能卓著的郭松林、曹仁美等在湘军默默无闻而进入淮军即获重用后功绩彪炳。曾国藩和曹操比起来，他显然缺乏那种“惟才是举”、“不拘品行”的用人气魄。
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的干部选拔工作一度被“左”的思想左右，把革命时代的选拔标准“神圣化”和教条化，只强调阶级出身，不重视干部才能，导致了干部结构的单一化以及干部队伍整体能力的下降。显然，这种情况无法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2004年《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明确提出，各级领导干部要具有五种能力：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依法执政的能力和总揽全局的能力。2007年，胡锦涛同志在宁夏考察的时候提出，对那些长期在条件艰苦、工作困难的地方工作的干部要格外关注；对那些不图虚名、踏实干事的干部要格外留意；对那些埋头苦干、注重为长远发展打基础的干部不能亏待。
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干部选拔方面的实践和创新为在新的历史时期，更加明确干部选拔的标准创造了条件。在不久前召开的上，胡锦涛同志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曾强调，要大力加强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队伍建设，进一步提高推动事业发展的开拓创新能力；要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真正把那些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人民群众信得过的干部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 同志提出，干部选拔要遵守“六大导向”，即：注重品行、科学发展、崇尚实干、重视基层、鼓励创新、群众公认。这六大导向既是对“四化”标准的发展和丰富，也是对过去几年干部选拔经验的总结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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