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亡新论之第一章 陈胜、吴广是“农民起义”吗？
一、云遮雾障的起步之谜
各位都十分清楚，在先前我们所接受的历史知识中，依照司马迁在《史记·陈涉世家》中的记述，都把陈胜、吴广在大泽乡的行动，称之为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农民起义”。并将紧随他俩之后出现的动乱局面，说成是“天下云集，四方会应”；比喻为“星星之火，点燃了秦始皇因推行暴政，而遍布于全国的干柴”。终于使秦王朝的大厦，在秦始皇完成国家统一的十五年后，塌下来了！虽然陈胜、吴广都没能活到咸阳换旗的那一天。但是，由于他俩在中原大地上，率先竖起了第一面反秦大旗，在亡秦的斗争中“功不可没”，司马迁还是在《史记》中，按记史立传的第二类标准，为他俩撰写了一篇《陈涉世家》，以使他俩的“功勋”传之千古（司马迁在《史记》中，分三类为秦末风云人物立传：第一类为“本纪”，如秦始皇本纪、高祖本纪……；第二类为“世家”如：萧相国世家、曹相国世家！第三类为“列传”，如：吕不韦列传、淮阴侯列传……；
然而，退休后笔者细读该文，并参照地图反复对比分析此“起义”过程的始末后发现：司马迁在《史记·陈涉世家》中为陈胜、吴广记述的“史实”——特别是对定性影响极大的关键部份的文字，并不真实！陈胜、吴广在大泽乡的行动决非“农民起义”！而是一桩在陈胜、吴广，和六国余孽的精心策划、挑唆下的军队哗变，是一场斗争矛头直指以秦始皇为代表的秦王朝的复辟叛乱！此说的依据，我们完全可以从 “云遮雾障的起步之谜”，“不合情理的起义过程”，“野心勃勃的起义纲领”，“逆流而动的反秦联盟”等四重迷雾中查找出来。
司马迁在《史记·陈涉世家》中告诉我们：
“陈胜者，阳城人也，字涉；吴广者，阳夏人也，字叔……二世元年七月，发闾左适戍渔阳，九百人屯大泽乡。陈胜、吴广皆次当行，为屯长。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陈胜、吴广乃谋曰：“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陈胜曰：“天下苦秦久矣。吾闻二世，少子也，不当立，当立者乃公子扶苏。扶苏以数谏故，上使外将兵。今或闻无罪，二世杀之。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为楚将，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今诚以吾众乍自称公子扶苏、项燕，为天下唱，宜多应者”。吴广以为然。乃行卜。”
在以上二百四十字的文章中，司马迁除写明了陈胜、吴广分别是阳城人和阳夏人外，还写明了他们是被征派，前往渔阳戍边的贫苦农民。他们一行共九百人，离家出发到达大泽乡后，因遇到天降大雨，路已不通，按规定的日期已经不可能赶到渔阳报到！然而秦朝的法律森严，超过了规定的时间就要杀头……于是，在去也是死，不去说不定还有一线生机的情况下，他们的“起义”既顺理成章，也令人十分同情地爆发了！然而，经众多专家考证：（参阅附图一）当年的阳城，是今天的登封；当年的阳夏，是今天的太康。登封和太康都位于河南省中部；而当年的渔阳郡，却位于北京市东北的密云县；大泽乡则位于安徽省宿州市东南的西寺坡。参照这张地图，从渔阳郡和大泽乡的地理区位完全不对上，大家一看问题就已经十分清楚。也就是说陈胜、吴广一行，如果确系由河南赴渔阳戍边的农民，他们动身后就应该一直往北走才对，可他们怎么会抬腿的第一步，就把大方向完全搞错，走到位于河南省东边的大泽乡去了(大泽乡今名“西寺坡”)？！面对如此之大的方向性错误，一定有读者会问：《史记·陈涉世家》中写的“大泽乡”，一定在陈胜、吴广北进的路线上，而不是在河南东边的安徽省，只不过现在不叫大泽乡而已！以治学严谨称道于世的司马迁，怎么可能会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把方向给弄错了呢？！对此，笔者可以负责地告诉大家：我的这一发现，不仅有众多名家的专著及上海辞书出版社的《辞海》佐证——大泽乡就在安徽！更还有福建省地图出版社新近出版的《中国司机地图册》佐证。在这本制作精美的工具书中，在标示着西寺坡的旁边，还醒目地标注标注着“陈胜、吴广起义旧地”八个红字！此外还可以从各大网站的旅游资料中查找出来。所以说大泽乡就在安徽省的西寺坡，应该是没错的！接下来可能又有读者提问：既然在许多专著中，都已经指出大泽乡在安徽；地图上也已经明确标示：陈胜、吴广的“起义旧地”也在安徽！可为什么我们过去从没听说过，大泽乡与渔阳郡的方向完全不对呀？陈胜、吴广本该往北去渔阳戍边，他们怎么会跑到东边的大泽乡去了呢？！对此，笔者的看法是：正是由于司马迁治学严谨，他把陈胜、吴广的“起义”，既写得气势激昂，更使人十分同情。因此，使众多专家和地图出版社、辞书出版社，都把渔阳郡和大泽乡的地理区位完全不对的矛盾，因为没有参照地图而忽略了。更为严重的是此一疏忽的时间，竟长达二千多年之久，以至使我们从来都不知道，天下竟然会有如此怪事！总之，陈胜、吴广行动方向上的大谬，既是探究秦始皇功过的一大关键，也是为秦始皇正名的第一个突破口，更是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的最实在、最有力的铁证！更何况从河南中部至大泽乡，行程当在400公里以上。在道路落后，几乎全靠步行的条件下，九百贫苦农民，真就这么傻吗？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判断出，所谓“九百农民”赴渔阳戍边一说，应该也是假的!
按照《史记》的记述，陈胜、吴广到达大泽乡后，是遇到了不可抗拒的天降大雨，在路已不通的情况下，才无奈地停了下来。试问：如果天不降大雨，他们还要“走”到哪儿去？莫非是真要穿过安徽，一直走到东边的大海里去不成？对于这个涉及到事件本质的关键问题，笔者认为即便司马迁在世，他对自己的此一疏漏，也是不可能自圆其说的。否则的话我们可以假定，诸位都是司马迁，您拿什么来解释：陈胜、吴广不往北走没错！您又怎么来回答：陈胜、吴广往东走是对的！莫非渔阳郡不是在北京市东北的密云县，而是在河南省的东边不成？！九百人的队伍，而且还是由郡、县组织去完成国家任务的队伍，还出现如此之大的，几乎是相互垂直的方向性错误，诸位能相信吗？！
除了大方向不对外，《史记·陈涉世家》中还把陈胜、吴广的身份写明为“屯长”，以及他俩所带的九百人都是贫苦农民，也是经不起推敲的。因为九百名青壮农民，即便在今天，也要来自一片很大的地区。按秦朝的行政隶属，国都咸阳之下分设郡、县、乡、亭四级。其中的郡、县两级为地方行政组织；乡、亭两级为基层行政组织。“屯长”仅是一个职、权都很小的，只能管二十五户农民的一般首领。若无特殊背景，总领九百名青壮的担子，怎么会落在住地相差250公里以上，行政隶属也各不相同，职权也仅为“屯长”的他俩身上。
据此，我们又可以得出结论：由于陈胜、吴广所隶属的郡、县、乡、亭各不相同，即便同时动身赴渔阳戍边，他们所走的路线，也应该是各不相同的。怎么会都同时往东，全“错”到大泽乡去了呢？！以此为据，我们还可以推断：他俩所带的九百人，决不是一支都走错了路的“农民队伍”，而应该是一支训练有素的正规秦军，他俩的身份也绝不会是“屯长”。
此外，即便按《史记·陈涉世家》中的记述，陈胜、吴广的“起义”，本当是一桩天降大雨引发的偶然事件。但是就在上述文章中，司马迁还借陈胜之口，激愤地说过一句分量极重的，实质是鼓动反叛的纲领性名言——“天下苦秦久矣”。为此一突发事件，作了决非偶然的精心铺垫。
据史料，战国时期的阳城、阳夏皆为楚国属地。陈胜、吴广都生于楚国，长于楚国，华夏一统前根本不存在“苦秦”的问题，更何况还是“久矣” ！司马迁借为陈胜立传之机，将陈胜、吴广的“反叛”，与“天下苦秦久矣”联系起来，意在将此一突发事件，说成是秦始皇推行“暴政”的必然结果，也是说不过去的。司马迁清楚地知道，在秦末的“农民起义”中，如果不把陈胜、吴广的反叛，杜撰为“被迫无奈”而造反起义，是“天下苦秦久矣”的必然。那么，其他人的造反——特别是刘邦、项羽、彭越、英布……的造反，还有何“义”字可言呢！
按照司马迁的记录，陈胜、吴广到达大泽乡后，考虑到已不能按期赶到渔阳戍边，在超过了规定时间，就要杀头的沉重压力下，他们的“起义”便顺理成章地爆发了！对于这样一个被司马迁误记于《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迫使后人不信也得信的问题，随着一九七五年十二月，我国的考古工作者在湖北省云梦县发掘的竹简出土，真相终于大白了。按照竹简上的记录，秦始皇时代对失期徭役的处罚是：迟到一二天不作处理，三天到五天才斥责……根本没有“失期，法皆斩”的规定。然而，不少专著根据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关于胡亥即位二世皇帝后，曾有过修改刑律的记述，断定胡亥为了享乐，曾将刑律修改得十分残酷。把秦始皇时代的徭役失期当“罚”，不顾人民死活地修改为：徭役失期当“斩”。正是此一字之差，终于逼反了陈胜、吴广……对此，我们先且不说，认定胡亥将刑律修改得十分荒谬，十分残酷，至今仍无实证；退一万步说，即使胡亥真的将徭役失期当“罚”，惨无人道地修改为徭役失期当“斩”；陈胜、吴广也真是农民。那么，在明知超过了规定的时间，就要杀头的“酷法”面前，陈胜、吴广和他俩所带的九百人，还敢把前往渔阳的大方向完全弄错，并一直错到400公里以外的大泽乡去吗？！更何况从陈胜的一句“天下苦秦久矣”的“久”字中，我们还可以清晰地判断出，他们的反叛矛头并非是对准最该谴责的胡亥，而是直接对准着：荡平诸候，摒弃分封，坚决实行郡县之治的秦始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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