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民族和犹太教的起源及其遭遇——十大人物评说(§2—2·2)

　　第二章 西方文明的崛起与基督教文化的扩张性分析——十大人物评说(§2—2·2)

　　二，犹太民族和犹太教的起源及其遭遇

　　这里，首先需要说明的是，今人所能够读到的关于古埃及、古巴比仑、古波斯和古希腊的许多历史事件和历史著作，是拿破仑于19世纪初期攻入埃及地区并发现了著名的“罗素塔石刻”以后，通过西方的一批学者对古代埃及的文字辨认解读和文物鉴定，并结合西方以前所流传的该地区的历史事件和传闻，然后编辑成的。这就是说，现在的“世界历史”，其中，特别是西亚地区的古代历史，其话语权力者，是西方历史学者，而并不是该地区里的历史学者，这点，我们今人应该高度注意到。也就是说，我们今人所读到的“世界历史”中的大部分历史材料和历史中的人、事、言的组织排列，主要是由近代西方历史学者为我们所编辑的！

　　笔者注意到，一些中国历史学者按照中国人对中华历史的理解习惯，在编辑中国读本的“世界历史”的时候，常常按照古西亚历史——古希腊——古罗马——欧洲文明——亚洲文明……这样的线路去进行历史秩序排列，他们几乎都不讲述以色列文明文化的起源问题，或者说，他们将古代以色列文明文化的起源和演变历史，归属到宗教史中去了。笔者经过多年的对比思考，发现中国历史学者这样去编辑世界史的方式非常不妥当！因为，之所以欧洲和西亚后来都能够双双进入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这样的政教合一历史时代，就充分说明，古以色列文明文化对该广大地域的影响至深，甚至远远超过了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文化对该地区历史的影响，也就是说，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重要源头，应该都是以色列文化。事实上也的确如此，现在西方人认为古希腊文化及古罗马文明和自己的文明历史有联系，这样的说法仅仅产生于欧洲宗教改革以后，或者说是产生在西方所谓的“文艺复兴”以后（注：西方文艺复兴从来都不是中国历史中那些大规模的移风易俗的社会文化变革运动，而主要是由少数学人自发进行的学术和艺术研究活动事件，所以，西方所谓的“文艺复兴”与其说是一种实在的社会历史文化革新运动，还不如说是一种学者自己对历史的说法和规定更为准确）。这就是说，我们理解西方历史，还不能够按照中国历法时间秩序习惯去进行以上所说的那样的排列，因为，古希腊和古罗马虽然在历史上对欧洲文明文化有一定影响，但是，由于欧洲和西亚后来都进入了自己漫长的政教合一文明时代，所以，我们应该按照事实上的西方历史，去首先阐述以色列文明文化的起源问题。

　　现在，关于古埃及和以色列文明文化的起源和互相关系的记载，主要来自于《旧约全书》，关于基督教和罗马文明的关系的记载，则在《新约全书》上有记载。这里，必须同时说明这两部著作的产生情况，才能够去说明以色列文明文化的问题。

　　我们今人看到的基督教的《圣经》，也就是“新、旧约全书”，曾经经历了一个复杂和长期的编篡历程，而该著作的编篡过程，几乎就象一根链条，逐步的将以色列、犹太教、基督教、罗马文明、耶和华、耶稣、教徒、欧洲各政权等多种事件和民族联系在了一起，从而形成了后来的西方基督教国家社会文明文化形态。这就是说，如果没有《圣经》这部典籍，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就一定没有今天我们所说的西方文明文化！犹太教教徒和基督教教徒这种通过在历史上不断地编篡自己的“圣经”去扭结社会文明的情况，形象比喻说，就象是不断地往散乱的面粉里加水并且不断地搅和，才逐步凝结和形成了后来具有一统性质的基督教文明文化社会形态的那样。西方文明起源的这种特点，与中国历史上人民通过发展农业生产和维护人民的和平去逐步形成自己的社会文明文化形态的阅历，非常不一样。这就是说，中国的世俗国家文明形态，有其自己的产生条件和基础；同理，西方文明的产生，也有自己独特的自然和人文历史特点。西方基督教文明，几乎就是依靠人为的理性和行动而产生的，所以，西方文明文化中一直少有对人和自然的互相依赖关系的描述及其相应的道德伦理观，西方文明文化而是更重视人本身的理性对世界改造作用的价值！西方文明文化的这种特性，并不仅仅表达在“现代”，同样也表达在古代，只不过，他们过去依赖的理性主宰是“上帝”，现在依赖的理性主宰是“科学技术”而已。

　　大约公元前15世纪左右，东方的游牧民族希伯来人迁徙到巴勒斯坦地区，并与当地的迦南人逐步融合，他们学习迦南人的农业耕种技术，开始定居在该地区。当时，巴勒斯坦地区属于埃及帝国的属地，公元前12世纪，埃及帝国衰落，生活在该地区的各民族部落开始发生互相争斗，可以说，这样的争斗历史一直持续到今天，尽管历史上经历过许多变迁，这样的争斗几乎还是一直没有停止过。

　　为什么巴勒斯坦地区会发生长期的争斗，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因为巴勒斯坦占有沟通亚洲、欧洲和非洲的三角黄金地区，只要这里不打仗，这里一定是商业流通的黄金口岸，所以，生活在该地区的人民的发财机会要比其他地区多得多；二是生活在该地区的民族几乎都是古老民族，他们这些民族和部落之间有许多历史旧怨；三是该地区是整个西亚和欧洲宗教的发源地，生活在宗教情感中的欧洲人和西亚人及其北非人一旦溯源自己的历史，几乎都要溯源到该地区，一种潜意识中的宗教感情，必然要导致他们去争夺该地区的主导权利。

　　历史上的希伯来人并不是和平进入巴勒斯坦地区的，他们依然屠杀过该地区原始居民，住在巴勒斯坦北部的希伯来人部落自称为“以色列”，住在巴勒斯坦南部的希伯来人部落自称“犹太”。后来，又有外来民族腓利士丁侵入巴勒斯坦地区，希伯来人各部落为了抵抗外来民族对自己的屠杀，他们开始寻求联合的政治途径，就这样，他们各部落的联合越来越多，慢慢地，在公元11世纪，他们形成了以扫罗、大卫、所罗门三王联合的统一王国，对外通称“以色列王国”，很快，统一的以色列王国赶走了外来侵略者，使以色列王国一度霸权了巴勒斯坦地区。所罗门王死亡以后，以色列发生分裂，部族内部常常为争夺牧场和农业土地发生战争，这样，亚述帝国侵入该地区，灭亡了北部的以色列王国，这些外来的军事力量将以色列人分散到各地为奴隶，使以色列人饱受了民族衰亡的痛苦。而南部的犹太王国虽然还暂时没有被灭亡，但是，他们也只能够长期充当亚述帝国的附庸，同样很受压迫。

　　公元前7世纪，米堤人、迦勒底人组织军队赶走了亚述人，但是，以色列人依然没有改变自己的处境。公元6世纪，巴比仑军队进攻巴勒斯坦地区，他们将以色列和犹太王国内的所有神庙全部烧毁，并残杀以色列人和犹太人。随后，波斯帝国又侵略巴勒斯坦地区，他们灭亡了巴比仑王朝，但是，以色列人和犹太人依然还是处于异族统治下，他们还是经常被外来异族王朝统治者所凌辱。大约就是在公元6世纪末期，以色列人和犹太人意识到，在这样的变换莫测和充满血腥屠杀的时代，必须需要联合行动才能够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联合行动，就必须需要一种统一的文化号令和神诋，于是，他们开始在民间宗教领袖先知的号召下，修建自己的圣庙，使人们团结在了这位虚无缥缈但是又十分实在的“先知”的名下，这样，联合的以色列人一度改变了自己的处境，迫使波斯帝国不得不利用犹太人自治，从而使得犹太人暂时摆脱了被外来异族随意宰割的命运。之后，以色列人又分别遭受过希腊、罗马、埃及托勒密王朝的分别侵略和奴役，以色列几乎每次遭受外来异族的侵略，他们就有许多人被贩卖到其他地区去当奴隶，所以，在几百年时间中，以色列人布满了希腊、罗马、小亚细亚等地区，以色列民族，在历史上是个非常苦难的民族！

　　犹太人（后来，人们逐渐将原来的以色列人和犹太人共同称之位犹太人了）为什么在长达几百年时间中遭受了如此多的外族侵略、屠杀和流放，他们这个民族却没有象历史上的许多其他民族那样灭亡呢？这，主要是因为他们这个民族在历史上曾经有一个共同信仰的神“耶畏”，这个“耶畏”神后来演变成为犹太教的最高神圣“耶和华”。但是，犹太教和“耶和华”又为什么会成为世界性的宗教和上帝呢？这和犹太人对耶和华的反思直接相关。最早的耶和华神，仅仅是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民族的神诋，但是，随着犹太人悲惨的命运和犹太人四处的流亡，他们开始反思，耶和华恐怕并不是他们一个民族的保护神，而应该是世界之神，否则，他们就无法去诠释耶和华为什么在有的时候也会让犹太人遭受那么多的苦难，却将幸福和权力降临到其他民族的身上。这样的矛盾现实和信仰悖论，迫使犹太人不得不认为，耶和华不是一个民族的，而应该是世界的。而他们一旦将耶和华解释成为世界之神，他们从理性上就可以将自己民族所遭受的各种苦难，解释成为耶和华对犹太人的惩罚，而自己民族的任何幸福，同样也是耶和华对自己民族的恩赐。

　　从这里可以看出，犹太人之所以后来能够成为世界宗教并发展壮大，实际上和他们无奈地承认了世界中存在“悖论”现象有关系，也和犹太人勇敢地承认了“悖论”的合理性有极大关系。

　　从宗教心理学和思维学的角度看，处于原始思维时代的人，大多将美好和邪恶彼此分得很清楚，他们心目中有美好崇高之神，也有邪恶卑劣之神，他们将一切美好向往都往美神上簇拥，也将一切灾难和不幸朝邪神身上倾倒，这样的思维方式，往往使人长久不能够脱离幼稚的生活态度，也是部族内外常常发生矛盾和争斗的文化心理机制原因。从哲学上看，早期犹太教教徒在依然将耶和华看成为是自己民族最高主宰的上帝的前提下，他们将自己民族的不幸和幸福都归咎于耶和华的公正，这，非常的不容易，也说明了犹太人在思维上开始脱离了原始而进入了一个自我反省和自我认识及其自我克制的新思维时代，这样的宗教信仰理念，使得犹太人和犹太教比西亚和欧洲地区中的任何一个民族和宗教都更具备了自我反省和自我更新的能力，这，就是犹太教之所以能够在西亚和欧洲唯一的坚韧存在下来的根本原因。

　　犹太人和犹太教的历史，几乎印证了中国老子的“柔弱胜刚强”和孔子的“一阴一阳之谓道”的理论，这说明，一个民族是否是具备自我反省和自我文化变革的能力，往往决定着这个民族的历史命运。但是，非常遗憾的是，犹太人在欧洲等地分散流浪并被欧洲文化浸润了两千年以后，他们在20世纪中期一旦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以色列，他们这个国家似乎已经彻底被西方文明文化所异化了，他们对巴勒斯坦的人民的狠劲，几乎就与当年那些迫害过他们的欧洲人一模一样，这，是否是可以说现在的犹太人正在远离自己的犹太教文化呢？！我认为，当代以色列的国家宗旨和形象，很可能又印证了一个悲惨的历史事实，这就是，又一个古老的文化即将灭绝了，现在的以色列已经基本上是个西方国家，他们已经只剩下了犹太人和犹太教的躯壳，就象当年印度本土的宗教佛教在雅利安外来种族的压迫下不得不逃离本土进入中国地区繁衍自身一样。无可否认，以色列国家内部还有有很多向往和平的人民群众，他们并不赞成现在以色列国家以强硬军事手段对付巴勒斯坦民众的情况，但是，这更多是与人性中的和平因素相关，已经与犹太教文化没有什么关系了。东方文化，似乎正在西方文化的强势下正在大面积衰亡，剩下的东方文化，还唯一存在于东方的中国地域中，这，将意味着什么呢！

　　基督教，在历史上属于犹太教的一支脉系，现在的基督教的《旧约全书》，基本上就是后来的基督教教徒根据犹太教的原经典而改造成的，所以，我们讨论基督教的圣经，必然要追述到历史上的犹太教经典的形成过程。

　　自希伯来人处于民族自救的历史原因而开始将自己各部族的宗教神诋逐步筛选成为同一的“耶畏”以来，犹太人就开始将自己各部族中的口头文学和传说渗入到自己统一的宗教经典中去了，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伯来文中的圣典分成为律法、先知、圣著三个部分，律法书中有“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末记；民数记；申命记”共五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这五部律法书，已经不是单纯的希伯来人自己的历史，当时，希伯来人已经不知道自己民族的准确来源，于是，他们在这些律法书中几乎综合了当时一切受压迫的民族的口头传说，比如，他们记载的摩西带领自己的部族出埃及记及其摩西规定的十戒，比如，他们在“创世记”中所记载的上帝七天造世界和关于洪水和伊甸园的传说，都是西来之说，和他们来自于东方的历史并不相符合。

　　公元前2世纪，犹太教完成了自己的第二次经典改编，增加了“先知书”八卷，其中包括现在“旧约全书”中的“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尔记；列王记；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十二小先知书”，这些典籍记载了希伯来人征服迦南人、犹太人建立以色列王国、巴比仑灭亡以色列等历史。不久，犹太教教徒又完成了“圣著”的十一卷，分别有“诗篇；箴言、约伯记……”等，这些经典记载了以色列人被掠夺到巴比仑和希腊遭受虐待的历史，也记载和反映了犹太教教徒对巴比仑和希腊的仇恨，预示了这两个曾经压迫过他们的民族和国家将遭受神谴。

　　虽然犹太人和犹太教教徒以其坚韧的毅力，在公元前2世纪以前基本完成了自己的圣典，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基督教圣经中的“旧约全书”的基础骨架，但是，犹太人依然没有改变自己的悲惨命运，特别是随着更为军事强制化的罗马帝国的兴起，犹太人几乎被分散到了西亚和欧洲的各个角落。但是，人类历史往往就是这样的“柔弱胜刚强”，犹太人被分布在各地，恰好利于他们传播着自己的宗教，因为他们的圣典代表了遭受罗马强权压迫的人民的普遍意志，因为犹太教的耶和华上帝是世界各族之神，这样，被压迫的下层人民就凭空制造出了一个世界即将毁灭和上帝的儿子耶稣即将复活去拯救善良的人们上天堂的神话故事，时间一长，依托于犹太教的“基督教”就开始逐渐的形成了。但是，有点可以肯定，基督教的最初形成，带有许多与罗马统治地区相关的各民族中的原始神话和巫术色彩，历史上，并没有耶稣这个人，他是被压迫的人民理想出来拯救他们上天堂的救世主。

　　现在我们看到的《圣经》，也就是翻译成为中文的《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大约有125万字，原版西文《圣经》大约两千页。这样的大型圣经典籍，绝对不可能产生在公元元年前后，甚至不可能产生在中国造纸术没传播到西方社会之前。这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圣经》很可能仅仅产生在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教会学校时代，也就是在在13世纪之后，也只有在该时期，基督教教会才有物力、财力和人力去编辑这样的大型典籍。但是，根据现在西方的一些宗教史著作宣称，我们现在看到的圣经，大约在公元2世纪左右便形成了，对于西方人这样的说法，中国人只有听着就是！

　　综上所述可以知道，西方地区中，社会主义的文化几乎是伴随着基督教文化一起生长的，也是伴随着宗教崇拜而产生的。我们中国人现在理解到这点，非常有助于我们理解欧洲的历史和中国清朝末期洪秀全的太平天国的性质，甚至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中国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一旦全面去学习欧美文明文化，中国为什么就会进入一个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革命的历史动荡和内斗阶段，这就是说，这些内耗和看重意识形态斗争的东西，固然在中国历史中也是存在的，但是，当欧美文化一旦涌入中国并在中国取得了思想文化的主导地位，那么，许多我们自身民族中原来处于压抑状态和好斗文化基因便被激发出来且对社会发生了重大影响。所以，我们检讨中国近现代历史中的许多社会问题，不能不充分考虑到西方文化对中国的重大影响因素。

　　2002年5月

　　（待续）

标签： 中外历史人物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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