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族的友好历史不容四人帮歪曲--一把悬在在历史学者头上的剑
近二十多年，我国某些主流职业历史学家在描述历史上有关游牧民族在汉地的屠杀和掠夺时，几乎到了任意扭曲地步，这其中包括把游牧民族对中国各族人民的种族灭绝和屠杀行为，描写成民族融合的功劳，保掠夺`奴役其他民族的行为，说成是促进国家统一，而对汉族政权组织保卫人民生命财产不受侵害，说成是腐朽堕落，把汉族政权自卫反击游牧民族的入侵，说成是欺压少数民族的大汉族主义，这和把少数民族入侵中原烧杀掠抢的行为，说成是促进统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明显培养了少数对汉族人民严重的蔑视感，和对中国的主体汉族人民缺少同胞式的认同感。更不利于中国人民总结创造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的汉族人民留下的宝贵经验教训.
这种极度扭曲和危险的历史观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下面这篇转载的文章显示,这是某些民族的历史学家接着批判四人帮,把不存在的大汉族主义和四人帮联系起来,用政治压力,来迫使中国的历史学家扭曲历史真相.在那个时代,如果有人持有他们不喜欢的所谓“大汉族主义“历史观,就有可能被扣上四人帮同伙的帽子,等待他们的可能诸如劳动改造等形式的政治迫害.尽管过了若干年后,这种政治武器已经不再起作用,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猜测,这种政治压力一直在强迫中国的历史学家做自己不应该做的事情,那就是在描述历史中颠倒黑白.
下面转载的这篇文章刊登在蒙元《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创刊, 一篇文章不能揭示全部中国大陆蒙元历史研究的过程,但是我们可以知道,至少在这之后的研究中,这门学科的学者头上有一把利剑,有一群人，至少是寻求用各种手段迫害`而且很可能有能力迫害那些学术上不跟随他们扭曲历史真相的专家。就像他们在这篇文章中使用的武器一样，他们可以随时用“破坏民族团结`分裂祖国”等罪名去攻击对方。至于作者是否真的那末怕“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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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森 、荣胜
近几年来，王张江姚“四人帮”极其御用工具梁效，罗思鼎等．借用“批孔”和“评法批儒”为名，蓄意歪曲我国的民族友好的历史，丑化诬蔑我国的少数民族，妄图破坏民族团结．搞乱少数民族地区。以实现其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
伟大领袖毛 早就指出： “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在《论十大关系》中又指出： “汉族人口多，也是长期内许多民族混血形成的。”毛 的英明论析是行五汀有充分历史依据的。无历史事实和遗留下来的文物充分说明了，中国历史上民族团结、民族友好是主流，民族战争、民族矛盾是反动统制者、主要是汉族反动统治者挑起和制造的。 “四人帮”继承历史上反动统治者的衣钵，制造民旌隔阂，破坏民族团结，对于他们的这些罪行，我们必须予以揭露和批判。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汉族就和周围的一些少数民族，亡长》在长期的经济文化生活中，逐渐融合，发生了日益密切的联系。秦始皇统一六日．建立了一个幅员辽阔的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在以后两千多年门封建社会中，民族融合和民族友好，成了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形成了一股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四人帮”首先在匈奴与汉朝的关系上大作文章。在被资产阶级野心价江青吹捧过的、梁效炮制的《读〈盐铁论〉》那篇黑文力，匈奴被他们描写的十分残暴、凶狠，是“俨然北方一霸”，好象“匈奴”就是是“凶恶”的代名词；他们不作阶级分析，把挑起民族战争的责任一古脑儿地强加在整个匈奴民族身上，他们把汉匈关系说成事只有战争关系，把和亲一概斥之为“投降卖国”。“四人帮”完全歪曲了汉兄关系这段历史。
众所周知，匈奴是我国北方一个古老民族。公元前三世纪末， “时大时小， 别散分离”的匈奴各部开始统一，并进入入奴隶社会。匈奴奴隶主为了掠了人口和财对周围其它民族包括汉族发动了非正义的掠夺战争。但汉匈之间的战争主要发生在从汉高祖到汉武帝，即匈奴冒顿单于到孤鹿姑单于，这一白多年间。这段时间内，也并不是年年有战争，高祖、文帝、景帝、武帝时，汉匈都达成过和亲协议。当时，战争主要是匈奴奴隶主贵族发动的，而匈奴人民对於奴隶主贵族发动的战争，则是反对的。儿单于时， “匈奴大雨雪，畜多饥寒死，而单于年少，好杀伐”，匈奴人民“多不安”。经过汉武帝时期的反击战后，匈奴奴隶主势力受到打击，从此汉匈之间很少发动战争，匈奴贵族开始“(言出)体称臣、以为北番”。元帝竟宁元年，(共元前33年)，汉以宫妃王昭君嫁呼韩单于，汉匈关系更加密切。。单子不所到中原来朝献，并遣子入侍，匈奴物资也传入中原。汉庭则以黄金，绸帛、钱谷、珍宝赠给匈奴贵族，人民之间的往来和物资交换更加频繁。所以，王昭君出塞和单于和亲对促进匈奴与汉族之间经济文化交流．民族融合，起了积极作用，对于北万地区的安定和人民的生产斗争，也创造了有利条件。“北边自宣帝从来，数世不见烟人之警、人民炽盛，牛马布野。”
大量考古发现，是汉匈两族人民友好的有力见证。。。。。
与汉人逐渐无异。
鲜卑族后来也是与献人□合的。
到了隋唐时期，汉族与兄弟民族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唐初，东突厥和西突厥建立的政权相继瓦解，回纥开始强大并建立了政权。回纥与唐朝中央政府一直保持着十分密切的友好关系和从属关系。汉族的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对回纥的影响很大，唐朝先后把三个公主嫁绐回纥可汗，每个公王出嫁部带主大批汉族工匠和其他人员，过游牧生活的回纥人开始仿
宋辽夏金时期是我国各民族政权并立时期，民族关系比较复杂，“四人帮”利用辽、夏金和宋政权的矛盾，竭尽破坏民族团结、挑拨民族关系之能事。资产阶级野心家江青带头辱骂契丹、女真族，把契丹女真斥之为外寇、外族，胡说什么，“当时，送出手辽、金等外寇入侵，需要抵御外敌。”梁效、罗思鼎秉承“四人帮”旨意，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大骂辽和西夏是“带有严重奴隶制参与的封建军事政权”，“发动掠夺性的侵略战争”，他们抹煞汉族与契丹、党项、女真族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象把匈奴族称为“北方一霸”一样，把契丹、党项、女真族一概当作外国侵略者。
契丹、党项都是我国历史上少数民族。十一世纪六十年代王安石开始变法时，契丹、党项都已进入封建社会，诚然，契丹、党项贵族曾发动过对北宋的战争，北宋统治者也奉行过民族投降政策，但发生民族战争的时间是短暂的。任凭反动统治者怎样制造民族隔阂，汉族与契丹、党项人民之间经济、文化交流始终没有中断过三①几哇子、二tC乏斤廾产i宵巾断土。下卤以契丹族与／X族友
好往来均事例来bp以说明。
元朝推翻了．许多蒙古、色目人留居中原地区，到明初就出现了“蒙古．色目之人多改汉姓，与华人无异”的现象。汉族人口又增加了。另外，也有一些蒙古、色目人明初后继续聚居在内地，现在云南省蒙古族人，湖南桃源．常德等地的维吾尔族人，都是元朝时移居来的，几个世纪以来，他们与汉族人民及其他民族长期相处在一起，有的巳放弃了自己原来的语言、习惯和生活方式，有的仍然保留原来的民族语言习俗。他们生活在祖国的民族大家庭中，正在为社会主义革命扣社会主义建议作出自己的贡献。
清朝是满族贵族建立的。满族是我国古老的民族之一，很早就生活在东北地区的黑龙江流域扪长白山一佩肃慎．挹娄、勿盲．蛛揭，女真都是满族历史上的名称。女真曾建立过金朝，江青却把它诬蔑为“外寇”． “外敌”。既然女真是满族的祖先，在“四人帮”的眼里，当然满族也成下“外冠”、 。外敌”。事实上，满族及其祖先与汉族及东北其他各族人民的关系系是十分密切的。十七世纪时，辽车广宁杓马市。消恢与汉唉、子古主人民主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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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 “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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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历代反对派总是千方百计地企图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隔阂。毛 指出：“历史上的反动统治者，主要是汉族的反动统治者，曾经在我们各民族中间制造种种隔阂，欺负少数民族。”( 《论十大关系》)，历史上的反动统治者，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反动统治者，都是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贪婪的阶级本性决定了他们必然要对其它民族进行掠夺和奴役。要制造民族隔阂，要破坏民族团结，否则他们就无法维护他们的反动统治，所以，“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但是，发动民族战争的主要责任在汉族反动统治者身上。这是因为历史上的汉治者控制中央政权的时间．比任何别的民族来得长，他们可以依仗中原地区的入力、物力和比较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文化，去宣扬大汉族
主义，歧视少数民族，掠夺和奴役少数尺族，把战争强加到少数民族的头上，历史上的汉族反动统治者主动地起民族战争的事例是很多的。例如，公元元9年，王莽篡位后曾发动了一系列对匈奴的战争，安定宁静的北方又燃起了战火，造成“边民死亡”， “路有暴骨”的悲惨景象。又如唐朝开元．天宝年间，边将为了以战功求富贵，常常侵侮少数民族：屡次发动对奚．契丹，吐蕃和南昭的战争．破坏了民族之间团结和平友好的关系。历代反动统治者，包括国民党反动派在内，都是推行民孩压迫政策的，他们掠夺、欺压．歧视少数民族， “这种情况所造成的影响，就在劳动人民中间也不容易很快消除。”(《论十大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伟大领袖毛 为我们制定了无产阶级的民族政策，党和政府对少数民族人民无微不至的关怀。毛 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 ”对於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我们的政策是比较稳当的，是比较得到少数民族赞成的，”毛 还多次强调要反对大汉族主义，他严肃地指出：“必须深刻批评我们党内在很多党员和干部中存在着的严重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即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民族关系上表现出来的反动思想，即是国民党思想，必须立刻着手改正这一方面的错误-”(《批判大汉族主义》， 《毛净东选集》第五卷，第75页)．正因为我们有了党的民族政策，各族人民才真正实现了民族平等，紧密地团结在中华民族的大家庭内，沿着社会主义康庄大道胜利前进。今天在我国已经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团结，在这方面，少数民族是起了很大作用的。毛 指出： “少数民族在政治上很大地帮助了汉族，他们加入了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就是在政治
上帮助了汉族。少数民族和汉族团结在一起了，全国人民都高兴。所以，少数民族在政冶上，经济上、国防上，都对整个国家、整个中华民族有很大帮助。’( 《正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让上的讲话》，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54页)
但是， “四人帮”却不顾毛 对大汉族主义的一再批评，完全继承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国民党)大汉族主义思想，恣意践踏党的民族政策，竭力破坏民族团结。他们一方面拚命吹捧历史上上打少数民族的封建统治者．鼓吹“法家爱国”论，另一方面竭力否定少数民族对祖国历史的贡献，对他们进行了恶毒的咒骂和诬蔑。对於今天的少数民族，他们用更恶毒的语言加以谩骂攻击，叛徒江青工咒骂少数民族干部使用自己的民族语言“象外国人一样。把已经被国务院批准的少数民族文字，斥之为“无用”、“倒退”，破坏和干涉少数民族的言语、文字、风俗、习惯的自由；更有甚者，江青竟然对新疆的负责同志，伸着小拇指，咬牙切齿地叫嚷： “你们小小的新噩，有什么了不起，我蔑视你们。”看，这一阵阵恶言狂嚎，这种对少数民族的切齿仇恨，简直到了登峰造极，无以复加的地步。由一夥新老反革命结成的“四人帮”完全是一帮地地道道的大汉族主义者。
“四人衔”如此疯狂地破坏民族团结，究竟窝藏着什么祸心?我们只要稍加剖析，就不难看出这是为篡党夺权，投降卖国的反革命目的服务的。
“四人帮”在国内为了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推行了“乱中夺权”、“乱中取胜的反革命策略。破坏民族团结就是他们搞乱全国的一个组成部分。
英明领袖华 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讲话中指出： “‘四人帮’搞的，是乱党、乱军、乱人民。”近几年采．他们伸出黑手，挥舞魔棍，在全国各地到处进行破坏和捣乱，他们叫嚷什么： “我们这么大国，乱一点，有生气。”妄图把我们的党搞乱，把我们的军队搞乱，把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搞乱门，然后把罪名推在别人身上，自己以救世主的面目出现，来收拾残局，取而代之，篡夺当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
在“四人帮”看来，要乱全国，光乱汉族地I区是不够的，少敢民族地区也要乱。於是，他们一方面把黑手仲到少数民族地区，派其死亡和亲信进行阴谋活动，利用小恩小惠，封官许愿等手段，来培植亲信。另一方面大造反革命舆论，大肆散布大汉族主义．诬蔑攻击少数民族，挑政民族关系，制造民族隔阂和和民族分裂。他们就是用这种办法，企图在少数民族地区造成混乱，为其在全国范围内夺权的反革明政治目的服务。
毛 说过； “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我国的反革命分子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活动，不但总是带警阶级斗争的性质，并且总是同国际上的反动派互相呼应”( 《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 、毛泽东选集)讲5卷福4 6 l页)“四人帮’与苏修遥相呼应，破坏我国各民族的大团结，其罪恶目的之一，就是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侵占我国领土的扩张主义政策服务的。
自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集团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之后，亡我之心不死，恶毒挑拨我国各民族的关系，散布种种妄图侵占我国领土的“理沦”。苏修新沙皇全盘继承老沙皇妄图瓜分中国的狂妄汁引，胡说什么；清朝以前中国的北部疆界在长城，西部不超过甘肃扣四川，清朝的“柳条边”就是当时中国的东北国界。他们把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称为独立“国家”，把中国国内的民族战争相统一战争，说成是对这些“国家”的“侵占”等等。对於苏修的这些谬论，我司政府曾发表严正声明予以驳斥。但是“四人帮”这些叛徒，卖国贼等新老反革命，对我国人民的反修斗争恨得要死、怕得要命，他们以“评法批儒”力幌子，大肆散布的反动理论，就是苏修反动观点的翻版，是向苏修献媚的一种方式。 “四人帮”及其黑写作班子，把我国历史上的少数民族诬蔑力“外寇”、 “外敌”． “异族”、 “外来的侵略势力”、“外国情调”，不是与苏修的“长城边界论”如出一辙吗?“四人帮”厚着脸皮煞有介事地大谈“爱图主义和卖国主义”，把攻击的矛头直指毛 制定的无产阶级民族政策和革命外交路线，直指敬爱灼周总理等老一辈革命家。好像只有他们才是响当当的“爱国主义者。。然而，他们之中的张春桥，江青本来就是老牌卖国主义者。早年三十年代他们就是投降主义文学，卖国主义文学一一“国防文学”的吹鼓手。到了七十年代，他们又成了苏修仕会帝国主义的应声虫。 “卖国主义。这顶帽子戴在他们头上倒是十分合适的。
。四人帮。任何挑拨民族关系．制造民族分裂．破坏民族团结的阴谋都是徒劳的。以华 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集团，充分表达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如今，从白雪皑皑的长白山到莽莽昆仑，从棕桐婆娑的南海诸岛到牛羊如云的呼伦贝尔车原，长城内机一片欢腾，各族人民，同仇敌忾， “四人帮”迅速淹没在人民的汪洋大海中。通过这场斗争，我国各族人民将更紧殡地团结在以华 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民族大团结，为争取更加美好的社会主义前程而共同奋斗.
摘自 《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 第一期 本文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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