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龙
我插队的那个地方——A县B区C公社D大队E小队，是丘陵地带的一个偏僻小村。队上只有我一个知青。当时是按学校插队落户，下到A县的是F校。因为我是由别的学校临下乡时才转到这里来的，与其他知青都不熟悉，单人独处，自然有些寂寞。第一个主动上门来和我结交的知青便是“滚龙”。“滚龙”是他的外号，原先大家都叫他小苗。他是被生产队赶出来，无家可归，在这里混几天，又在那里混两顿，东混西混，混到我们队上来的。
本来这位小苗在他们队上的境况是很不错的，他是原初六八级（1968年初中毕业）的学生，开初一直老老实实在队上挣工分，从不外出惹是生非。公社首届“知识青年活学活用毛 著作讲用会”，头一个被推荐上台“讲用”的就是他。既然都成了“活学活用”的积极分子，又何以会落到被队上赶出来的地步呢？
这还得从他们队长做五十大寿、摆酒席请客的事说起。因为来赶礼的人太多，家里挤不下，队长便让他一个外村来的远房老辈子当晚到小苗处借宿。队长这位老辈子是个木匠，刚在外面做活路挣了一笔钱（有五十块）。在全劳力干一天活也只能挣三角多钱的当时，这是一笔不小的财富。也该当有事，临睡前木匠醉醺醺地坐在床边掏钱数，恰好被在旁洗脚的小苗看见。尽管当时报纸上登的尽是什么“整个农村形势一派大好”，但在我们插队的那些地方，绝大多数农民还是靠红苕稀饭和菜糊糊填肚子，就这样一年还要断两个月的粮！累死累活整年做到头，最多只能挣够口粮款，平日买煤油、盐巴的钱，全靠从鸡屁股“银行”里面抠。至于知青，虽然心理上总自认比农民要高一篾片，但一来干活不如别人，二来没有副业支撑，如果不是家里每月三五块钱的帮助，那日子的狼狈，其实还在农民之下！小苗父母都是工人，收入少，子女多，因而连每月三块钱的油盐费也不能保证按时接济。如今他见了这样一笔“巨款”，难免有些眼热，一时不合起了贪心，当晚便把这钱偷来藏在席子下面。
第二天一早，那位木匠发现钱不见了，几十岁的人，顿时就捶胸顿足嚎啕大哭起来。还是队长有主意，立刻带人撵回来找小苗询问。小苗嘴上很硬，但神色却有些慌张。一搜之下，当场便从席子下面查了出来。自然先是一顿拳脚，随后捆在公棚外听候发落。
他们那位队长姓王，在当地乃说一不二的铁腕人物，五大三粗一条汉子，脾气很有些火爆。因为一次赶场，他被扒手摸去替队长买化肥的八十元钱，逼得卖了圈里的架子猪来赔，从此对小偷恨死了血。按他的意思，对这种“撬狗贼”没有啥子客气可讲，比照当年收拾“野物”那样处置了就是！
所谓“野物”，是他们队上一个富农子弟，困难年代家里人饿死完了，他便流窜到外面当了惯偷。虽是惯偷，但他却恪守“岩鹰不打窝边食”的古训，从不在本地作案。每年春节，他都要回队耍几天，见人一副笑脸，递上一支纸烟。开初几年，倒也相安无事。谁知过了而立之年，他竟也如阿Q一样不能收其“放心”，居然和本家一位寡嫂眉来眼去有了勾搭。消息传到这位王队长耳里，他愤然宣布：“这样的野物，是容不得的了！”因为恐怕“野物”在外头练有什么厉害功夫，便决定来个智取。
在我们那样僻远的地方，交通不便，风气闭塞，队上多数农民连县城也没去过，一年除能看上两场露天电影外，简直无什么娱乐可言。因此村里的年轻人，农闲时爱玩一种叫“蛇抱蛋”的游戏：由一人当“蛇”，守着一块大鹅卵石——即所谓的“蛋”，其余的人围成一圈，伺机摸“蛋”，摸着便算赢；如果摸的人不慎被“蛇”的身体任何部位碰上，则罚其当“蛇”。王队长便想用此法来擒“野物”。
这年春节，按照王队长事先的布置，“野物”回来的当晚，便约他来玩“蛇抱蛋”。待“野物”当“蛇”时，冷不防众人一拥而上，将其按住，五花大绑捆在村头公棚边大树上——就是小苗现在站的那个地方——然后敲钟集合全村人，由各家抽出一名丁壮，一阵乱棒，将“野物”活活打死！“山高皇帝远”，又法不治众，何况是好人打坏人，加之“野物”成份既孬，又是绝户，自然活该背时，事后竟也无人过问！
便现在要用这套办法来收拾小苗，一来因为他好歹是“毛 派来的知识青年”；二来担心他家里人以后会找队上生事；三来当时他在队上人缘还算不错，多数队干部对王队长的提议不予附和。这使王队长不免有些色厉内荏。经过一番踌躇，最后决定将小苗开除队籍，撵将出去。
小苗当时连东西都顾不得收拾便从队上逃了出来，因为自知理亏，也不敢上告公社。走投无路，只得去投奔知青。问题坏就坏在当初那番“活学活用”的讲演，在知青眼中，他成了“凫上水的臭虫”，自然对他就没有好面孔。开始是冷嘲热讽，继之以吆来喝去，虽然没有明下逐客令，那阴气却有得受！没奈何他便采取“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战术，一处最多只呆一天，一个月内决不重复去同一处叨扰。好在同学不少，居然就这样混了半年多，并挣得一个“滚龙”的雅号。
“滚龙”第一次“滚”到我那里来时，我正在烧火做晚饭。他是从农民口中打听到我的名字和住处的。经过半年来“滚龙”生涯的磨炼，他对乞食之道已是颇为精通。跨进门就“安哥，安哥”地叫得很是亲热，一面夺过我手中的火钳在灶门边烧火，一面随口和我摆开了龙门阵。
当时我对他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见是第一个上门来拜访我的知青客人，自然表示欢迎，特意炒了几个鸡蛋陪他喝酒。在外流浪半年，他大概第一次受到别人的礼遇，顿时就把我引为了知己。他一面喝酒，一面称赞我的好客。饭后他又极为主动地承担了洗碗涮锅的杂务。见他没有要走的意思，我便留他住下。他自然满口答应。因为听我谈到由于神经衰弱的缘故，晚上睡不好觉，他便知趣地提出睡地铺，说是免得影响我休息，并不由分说擒来几捆谷草，铺将开来。就这样，他在我那里一住就是个把月。
在这个把月中，“滚龙”表现得很是勤快，扫地抹屋，挑水煮饭，一应杂活全部包干，就连洗脚水都给我端到床前。他又有几分文娱才干，什么口琴、笛子、二胡、金钱板。样样都能来上一段，并且谈锋颇健，虽然有些东拉西扯，却永远有着说不完的话题。按我当时的经济状况，长期负担他这样一位“清客”是很困难的。但有他在，一来可以摆脱令人心烦的家务，二来可以消除令人窒息的寂寞，因此还是容忍他在我那里扎了下来。但很快，一个严峻的现实便摆在我们面前——坛子里的米所剩不多了！我便断然采取了应急措施——改干饭为稀饭。这一来，不但我心里暗自有些嘀咕，“滚龙”的情绪也有些低落，就连晚上的龙门阵也摆得懒心无肠了。
两天后，我中午收工回家，见屋里冷冷清清，“滚龙”和桌上一套崭新的《毛选》都不翼而飞。于是我又重新回到单人独伙的旧轨道。夜来昏灯枯坐，寂寞之外，更添一股若有所失的惆怅。不料，三天后“滚龙”又突然冒了出来，一面“安哥，安哥”地叫得很是亲热，一面掏出一包“金沙江”香烟递给我一支。当我问他这几天跑到哪儿去干啥子了，他便得意地谈起了自己的经历。原来，三天前他偶然听说邻队有户农民接媳妇办喜事，灵机一动，便顺手操起桌上那套《毛选》作贽见，前去赶油大。他凭那身“滚龙”本领，在席间谈笑风生，招呼应酬，简直就只听到他一个人的声气；又是金钱板，又是样板戏，连比带唱，把主人家哄得团团转，竟央他作了总招待。他一住就是三天，直到把席上的剩菜吃完，临走时还揣了两包“金沙江”。
由此发端，“滚龙”把自己“滚”的范围扩大到本地农民的红白喜事。只要听到风声，他打起金钱板便闯了去，一番油腔滑调的表演，博得主人家的青睐，自然又是酒醉饭饱。到后来，在A县知青中，只要提起“滚龙”，几乎是无人不晓。拿他自己的话来说：“不是提劲，A县这个地方，哪儿饿哪儿啖，哪儿黑哪儿宿，硬是拿给老子吃通了！”虽然成了名人，他间或还是要到我那里来“滚”两天，但却远不如当初那样勤快了。每次一来，他便要大摆自己最近的光辉“滚”历和到处听来的稀奇古怪的趣闻。自然吃闭门羹和挨逐客令那样的事，他是不大讲的，，最令他自豪的是，一次一个农民竟跑了几十里路，专程请他去帮办婚事。
一晃两年过去，A县的知青经过下乡初期的动荡，逐渐无可奈何地接受了自己必须一辈子扎根在这里的现实。每天机械地重复着起床睡觉，出工收工，吃饭拉屎，生活平静得象一潭死水。许多人变麻木不仁，计较小见。面对这种“不景气”状态，“滚龙”的光顾范围也主要转移到本地那些回乡知青中去了。就在这时，“大招工”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在知青中迅速传播，大家都在议论着，激动着，希翼着，一潭死水又重新翻腾开来。不久，传言终于变成了现实！许多知青从最初的震惊中回过神来后，马上就由被动地等待“推荐”转为主动进攻。大队人马云集在县城里，将省上来的“招工组”围了个水泄不通，各人施展出浑身解数，为“回城”这一崇高目标而奋斗，“生活便是战斗”！——记不起是哪位名人的名言了，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随着“战斗”的深入，有灵光的知青，在家庭后备军的强力支援下，将“战场”转移到了成都。“开后门”这股歪风，由此蔓延开来。
我因为父亲的所谓“历史问题”，自知“招工”无望，便采取了漠然置之的态度。但对那些走了的人，内心却是十分艳羡的。“滚龙”这时对我这里又光顾得勤了起来，与过去有所不同的是，每次带来的消息都与“招工”有关。大概也是知道自己决然无份的缘故，他对那些在县上为“招工”奔走活动的人甚为踏谑，一概斥之为“臭虫”。踏谑归踏谑，但只要一谈到招工的那些“内幕秘闻”，他又是那样兴致勃勃，津津乐道：“某人全靠在送给招工组的两斤白糖中藏了块‘英纳格’，才填了表。”“某人听说要送礼，竟愚蠢地背了八十斤面粉当着众人给招工组送去，结底遭骂了出来。”“某知妹陪招工组睡了一觉，到头来却落得哑巴吃黄连，说不出的苦。”……真是绘声绘色，有如他亲眼所见一般。
东招一批，西招一批，A县的知青渐渐走得差不多了，招工已接近尾声。“滚龙”到我这里来得更勤了，一来就大谈“招工”。虽然面子上仍然绷起：“老子讨口三年，官都不想当，哪个希罕当工人！”但神情却明显有些黯淡，语气也有些酸溜溜的。一次酒后，他终于不胜懊丧地对我吐了心头话：“唉，兄弟我拐（即出问题）就拐在那回那个事情，弄得现在上不沾天，下不着地。不然的话，就凭我工人阶级红五类的出身，早就不在这个鬼地方受洋罪了！”说完竟抱头痛哭起来。
人生的事，确实有些难说。就在这次谈话后不久，“滚龙”忽然时来运转，又重新红了起来。原来赶他出来的那位队长，突发暴病而亡。新队长上任伊始，便托人带信要“滚龙”回去，并把他作为“浪子回头金不换”的典型上报公社。在新队长的吹嘘下，公社专门拨了一笔钱给“滚龙”修房子置家什，就连被盖也给他换了新的。据说县“知青办”还专门为此发了一则题为“毛 革命路线有新人”的简讯，通报表扬C公社对知青“再教育”工作抓得好。“滚龙”自然感激涕零，在大会小会上赌咒发誓要痛改前非，重新做人。话虽如此说，但他在外头滚了两年筋都耍懒了，尽管队上特意安排他做的是妇女儿童干的轻松活，“滚龙”还是感到腰酸背疼，实在有些吃不消。不久便三天两头闹起了病假，不是赶场吃茶，便是关门睡大觉，新置的家什也偷偷拿去换了鸡蛋吃。看看又要落到再入“江湖”，重操“滚”业的地步！对此农民们意见当然很大，都说是上头给我们派了个地主来，好吃懒做还死歪万恶！也亏得他们那个新上任的队长很有点战略眼光，背着“滚龙”专门召开了一次社员大会来统一认识。
会上，新队长针对众多社员对重新接纳“滚龙”而发出的连珠炮般的责难和牢骚，作了精辟的辩护：“‘滚龙’这娃确实是他妈个祸害，你们默倒我又好喜欢他吗咋个哟？！问题是队上摊都摊到了，只有想方打条把他塞起走！现在不把他喊回来，二天人家招工都搞完了，他龟儿的名字还在队长，岂不是害大家供他一辈子？！所以嘛，大家都要耐烦点，暂时给他掫起。我给会计都说好了，不管他做不做活路，工分本本上横顺给他记个两几，自然钱是不得分给他的。招呼在先，二回上头来调查，大家都要说他表现好，要是哪个戳漏了嘴，格老子队长就不认黄了，喊‘滚龙’到他屋头去舀饭吃！”社员们自然被队长这番深谋远虑所折服，从此清风哑静。
靠了新队长的鼎力扶持，加上剩下的知青中“滚龙”是唯一资格的“红五类”，推荐政审两关都顺利通过，他终于被招工了！当“滚龙”跑来告诉我这一特大喜讯时，激动得声音都有些发抖。尤其令他满意的是，招工单位是“饮食公司”。他一面吞着口水，一面不胜神往地对我说：“到了馆子头就整对啰，油大吃够！就是你哥子二天来耍，随便抓把牌子给你，吃不完还要端起走！哪儿去找这么安逸的差事！”临走时，他特意把那副讨口用得油光光的金钱板送给我，说是叨扰了这些年，无以为情，权且留作纪念，并表示准备后天下午请客，举办个“告别宴会”，约几位摆得拢的知青聚一聚，要我一定去。
第三天下午，我和另外几个知青如约前往，却见一把“铁将军”锁着大门，哪有“滚龙”踪影！找附近农民打听，说是他多半昨天就回了成都。大家都抱怨“滚龙”这小子太不落教（指不讲信誉），临走还要玩上这么一手来烧弟兄伙一盘！
过了几天，在场上茶馆里，邻队的一个知青告诉我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滚龙”死了！据他讲，当初“滚龙”在其浪迹生涯中，不知从哪里学到了一门偷鸡的绝招。这法子据说还是当年梁山泊时迁祖师爷传下来的，道具非常简单，只要半把米和一个书包，真是手到擒来，万无一失。用这法子，“滚龙”也不知超度了多少鸡公鸡婆去五脏神那里报到。回队后，他有所收敛，早已不干这营生。哪晓得为了最后的“告别宴会”，竟翻了船！当时他顾虑到自己是走都要走的人了，在本公社千万出不得岔子，便跑到二十多里外去下手。本来都搞到了一只，他怕来客多，不够拈，又去想第二只，恰好被一个小孩撞见，喊了起来。他撒腿就跑，却被在地里干活的农民截住，锄头扁担，一齐招呼，当场就打了个半死！因为抵死不说自己是哪儿来的，众人便将他扔在路边，然后散去。当一个过路人发现他时，因为受了内伤，已是话都说不出来了。那人却认得他是“滚龙”，将他背到附近卫生站。因为设备简陋，无法抢救，待辗转送到县上，半个钟头后就咽了气。
回到队上，望着“滚龙”留给我的那副金钱板，心头不禁有些凄然。他这样还不到二十岁便死去，而且死得这样惨，究竟该怪谁呢？
当天晚上，我翻来覆去总睡不着，朦胧中分明几次听见“滚龙”在门外“安哥，安哥”地叫我，弄得平素惯以“住在乱坟岗上与鬼为邻”而自诩胆气的我，心中不禁也有些毛骨悚然。莫非他变了鬼还不肯安份，仍然要在这块土地上东游西荡么？我挑灯起床，点火将他留下的那副金钱板烧掉。这，也算是对他的一点悼念吧！
标签： 近代历史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