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汉昭帝时期和汉宣帝的前期，汉朝的实际统治者就是霍光，这个时期的国家政策实际上体现的就是霍光的执政思路。霍光这个人身高七尺三寸，大约相当于一米八左右，不仅长相好，而且性格沉稳，考虑事情细致周到，行事风格端庄严肃，他能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实际掌握国家政权，并不完全是依赖首席托孤大臣的身份和权谋手段，个人魅力也是很大一部分原因。按照《汉书》的说法，当时天下人都很仰慕他的风采。霍光是昭宣时期主要国家政策的制定者，按照史书记录的实际发生的情况看，霍光基本上延续了汉武帝时期的国家政策，但是又根据情况的变化进行了缓慢的调整。
一、霍光时期，国家司光、经济、军事方面的政策调整
首先是司法方面，霍光没有对汉武帝时期遗留的司法体系进行调整，至少《汉书》没有这方面的记录，不过他用了一种技术上的手段来缓解因为司法制度而造成的社会问题，这就是国家赦免。在汉昭帝在位13年的时间里，进行了7次大赦天下，平均一年多进行一次，他用这种手段来快速缓和汉朝政府和人民的矛盾。汉武帝死之前亲自对国防政策进行了调整，把国防政策从积极进攻转为积极防御。霍光执政时期延续了这个政策，对境外作战的行动比较谨慎，大规模的远征只在汉宣帝即位的第三年，也就是公元前71年进行了一次，这就是五将军击匈奴之战。
这次战役之后，基本上终结了匈奴对西域的控制，除了继续在西域进行屯田，汉朝在辽东也进行了屯田，还修建了玄菟城。随着匈奴实力的不断衰弱，东北方向的乌桓和西北方向的羌人开始对汉朝的国防安全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霍光执政时期，汉军的几次境外作战主要就是针对这两个方向。随着大规模境外作战的停止，财政危机得到进一步缓解，减税政策有了实施的条件，比如汉昭帝元凤四年，公元前77年，这一年就免除了本年和来年的人头税，而且免除了元凤三年（公元前78年）以前全国老百姓欠缴的更赋。在汉昭帝去世的两个月之前，中央政府还把人头税的纳税额度减去了30%。
大规模的减税政策得以实施，除了国家开支减少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工商税源的稳定。霍光执政时期的税收政策调整，主要针对的是农业，在工商业方面，霍光基本上坚持了汉武帝时期的经济政策。在盐铁会议结束的第二年，汉朝经济工作的负责人桑弘羊就被卷入了上官桀谋反案，全家被族诛。但是霍光没有因为桑弘羊是自己的政敌，就抛弃了桑弘羊的经济政策，除了放弃酒类专卖政策之外，作为工商业核心税源的盐铁专卖，并没有因为桑弘羊的死而受到影响。
在对豪强问题的处理上，霍光坚持了汉武帝时期一贯的压制政策，但是在具体手段上更温和一些，比如徙陵制度，钩弋夫人的云陵和汉宣帝的杜陵，这两个陵墓开始修建的时候，中央政府都曾经迁徙过富人到陵墓附近组建新的城邑，但是从强制迁徙改成了招募。按照汉昭帝时期的做法，每个迁徙的富户可以得到十万钱的补贴。虽然手段温和了，但是迁徙的规模也进行了扩大，汉武帝的时候迁徙的是家产三百万钱以上的人，到霍光时期迁徙的标准变成了一百万钱。这说明在霍光时期算缗制度仍然在运行，作为一种针对工商业主和高利贷者的财产税申报制度，只有算缗制度保持良好的运作，徙陵制度才能有执行的依据。
总的来说，霍光在不对大政方针大动干戈的情况下，对国家的政策进行了逐步的修订，用税收政策和行政手段来缓解人民的生存压力，缓和民众和汉朝政府的矛盾，成功的实现了过渡时期的社会稳定。汉武帝选择霍光做首席托孤大臣的时候，寄托在霍光身上的两个目的，稳固儿子的皇位和维持政策的延续性。霍光基本上实现了汉武帝的这两个目的。
二、汉宣帝基本延续了霍光的政策，但儒家开始成为国家的统治思想
汉宣帝刘病已消灭了霍氏家族，但没有全盘否定霍光的执政路线。在之后18年的时间里，汉宣帝基本上延续了霍光时期的缓和政策。除了这些延续下来的政策，汉宣帝亲政之后，汉朝在国家政策上也发生了和以往很不相同的变化，这些变化主要集中在意识形态方面。公元前66年，汉宣帝颁布了一道诏令，大致的意思是从此之后子女包庇犯罪的父母，妻子包庇犯罪的丈夫，孙子包庇犯罪的爷爷奶奶都不算是违法行为，这是非常典型的儒家亲亲相隐的伦理观。
这道诏令的意义是颠覆性的，标志着儒家学说开始实际影响政府的行政。秦汉作为大统一帝国的第一集团，各个方面都带有实验性质，他们面临的都是前所未有的新局面，需要不断的测试各种思维策略来指导实际的行动。学术思想最终是要为国家的实际需要服务的，没有现成的理论就会有人去创造去改造，有现成的理论，国家就会拿来用。秦国靠着法家在战国的尸山血海中完成了第一次统一。西汉前期，面对残破的社会经济，只好用黄老之术暂时维持一种保守的状态。
到汉武帝即位，他用儒学作为黑板擦去清理黄老之学在政治上的影响，好为新的国家战略做思想上的铺垫。汉武帝时期是个大发展的时期，各方面都在进行新的开拓，新的创造。在这种状态下，儒学虽然算是名义上的官方学说，但是始终没有摆脱遮羞布的身份。国家的思想内核仍然是从战国时代延续下来的法家功利主义思想。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汉宣帝末期，开始发生显著变化。
结束语
随着汉武帝的去世，国家的快速扩张期基本结束，这个时候国家需要一种新的理论体系去适应新形成的疆域和社会经济情况。总体社会环境趋向安定的情况下，统治阶层需要一种温情脉脉的东西来掩盖赤裸裸的统治现实，儒家思想刚好可以满足这种需要。
儒学能在中国历史上通过兼容其他学派发展成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思想体系，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儒学体系能迎合在大统一状态下人们的社会心理。法家学说喜欢明确的制度，倾向于效率和控制力，这种学说恰恰是处在战争状态的国家所需要的。当大统一的局面形成，当社会环境进入到长期安定的状态，当效率低下，控制力放松，也不再有生死存亡的威胁。这个时候，一种更加松弛的学术思想必然更加受欢迎，更加容易被人们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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