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后，作为监察部门的御史台，同盛唐时期已有较大的不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朝廷轻视吏治，在轻法学，贱法吏的政治氛围之下，御史们很难再有用武之地。
由于轻视法治，后期的御史多出自科举，或者直接由当时知名的文人担任，许多御史不懂政治，不懂法律，他们主要从事的是诏书的编写等文职类工作，御史台的权能从某种程度上说被稀释了。
另外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当时的御史素质并不高，经常出现朝廷罢免御史的情况，士人对御史多轻视。与其说唐后期御史素质降低了，倒不如说这是唐代后期，整个政治气候变化的一个缩影。
唐前期，御史台更多的是对中央官吏的监察，对地方官吏监察相对而言较少，但是到了后期，中央的情况有所放缓，被检举的地方官员却比原来要多一些。
我们认为，这与皇权与御史台在中央权力格局中，越来越处于劣势不无关系，唐后期朝廷的政治氛围远不及前期，宰相专政严重，官吏的道德素质和职业素质，总体而言也降低了，而御史台监察的中央官吏，从数量上来看反而下降了，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御史的弱势地位。
以人治、道德和皇权为基础的御史制度，由于缺乏独立性，缺少以监察百官为目的的终极信仰，缺少以规则为核心的法律信仰，在朝廷风气日下的时代，很难秉持乱世用重典的理念，担负起维护官场秩序的责任，完成时代赋予的使命。
御史台将监察弹劾的重心放在了地方官，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逃避，然而，从本质上说，还是御史制度在根源上的缺陷使然。
唐代初期，作为皇帝耳目的御史，享有完全的监察权力，如果有事上奏，只需在朝会时提出即可，并不需要听取御史大夫或者丞相的意见，但是到了后期，进状和关白制度使得御史权力缩小了。
进状出现于中宗景龙三年发生的，监察御史崔婉弹劾宰相宗楚客事件，在宰相同御史的博弈中，宰相行政权力胜出，而宰相权力的强化，带来了行政权力的集中。
我们认为，尽管依法治吏已经取得了重要的发展，但是在以礼治为信仰的政治氛围中，对社会秩序的内心遵守，相较于法律的外部强制，仍然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
法制的外在强制力，并没有得到社会一般观念，特别是接受儒家正统教育的高级官员的普遍尊重，道德伦理的柔软性在长期的发展中，带来了秩序的不被遵守和权力的过度集中。
随之而来的是，唐中宗之后，随着政治权力的集中，监察权的不断削弱，经济上很难再出现另一个盛世。相比于进状，关白的产生过程比较缓慢。
发展到唐后期，甚至出现御史大夫直接由丞相任命的情况，此时的御史监察权彻底臣服于宰相行政权，而御史的监察职能，只能作为一种口号而存在。
武则天时期的闻风奏事，无疑是政治形势的需要，她要求对弹劾行为给予经济上的鼓励，同时提供了多项便利条件。
但是，许多道听途说的言论，也可以用来弹劾官员，这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检举，利于皇帝更多地了解百官的动向，从这个角度讲，这时的风闻奏事对百官而言，是十分严格甚至有点苛责的，闻风奏事服务于帝王，是作为女性的皇帝对群臣不信任的产物。
除了周武革命时期，唐代其它时期对闻风奏事的事实，都需要进行核查，这相较于宋明是比较严格的，有人认为，要在弹劾开始时对真实性进行判定是十分困难的，这一方面不利于风闻积极性的提高，另一方面也带来了行政资源的极大浪费。
这种说法并不完全正确，宋明亦有风闻言事，对于检举不实之人，也规定了相应的惩罚措施，但是弹劾初始不需要核实其真实性。
可以说，这把弹劾制度的入口放大了，有利于官员得到更好地监察，但是，宋名相较唐代，监察却没有取得更好的效果，何也?究其原因，在于没有经过审核的弹劾，实质是政府将判断事实真相的责任，更多地转嫁给了检举者。
因为无论是在唐代还是宋明，对于监察失实者都规定了相应的惩戒措施，但是他们同官府相比，地位相差悬殊，有时候很难清楚地了解事实真相，如果要求检举者所告发的内容都是真实的，这当然会加重检举者的义务，增加他们的风险，从而降低闻风奏事的积极性。
唐代的闻风制度则不同，必要的审核可以剔除一大部分，不属于法定事由的弹劾和检举，这降低了检举者的风险。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官府和检举者的良性互动，于双方都是有利的，对检举者而言降低了检举风险，对于官府而言，进入实质审查的案件数量减少，又可以极大地促进行政效率的提高。
唐代与闻风和弹劾相配套的责任承担，还是比较明确的：对于有妄言的，判处一年有期徒刑，这一点与当代的诬告罪已经类似。
纵然唐代行政监察制度存在一些弊端，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在维护行政机关内部秩序稳定，以及整个社会健康和谐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