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代军事领导体制的基本特点同秦王朝政治上的高度中央集权相一致，将一切军事大权，诸如军队调动、作战指挥、部队管理、国防建设等等，都高度集中在皇帝个人的手中。
兵权高度集中
秦代征调军队的大权完全操在皇帝的手中，其他任何一级政府、官员或将领都无权擅自征调军队，凡是征发军队或调动军队， 必须执行玺、符、节三位一体的严格制度。征调文书必须盖有御玺作为依据，否则无效。符是专门用于发兵的凭证，征调文书上虽然盖有御玺，但使者若无虎符作验证，命令仍然无效。节为通行凭证，被征调的部队必须持节才能通过各处关隘要道，否则不得放行。
这一制度中起关键作用的是虎符。
虎符开始流行于战国，用铜制做，呈卧虎形，背有铭文， 分为两半，右半由国君保存，左半发给地方军政长官或统兵之将， 征调某处军队时必须有国君的右半符来合验。现在存世的秦虎符 有阳陵虎符、秦甲兵虎符及秦王命虎符等。
其中既有统一前之虎符，也有统一后之虎符。不论统一前或统一后， 秦的大军唯有国王或皇帝才能调动，其他任何人都无权支配。这 是确保中央集权——皇帝个人专权的关键，对于维护秦朝的统一具有重大的意义。例如，《史记秦始皇本纪》关于长信侯燧毒作乱的记载，就很能说明问题。领导这一叛乱的是嫁毫，并有太后作后盾。
他们长期以来就掌握秦国的大权。他们事先伪造了秦王政的御玺，并握有太后玺，准备以此;发县卒及卫卒、官骑、戎翟君公、舍人，将欲攻嶄年宫为乱气而当时年仅22岁的秦王政正在雍的嶄年宫举行加冕典礼， 尚未正式亲政;他听说燧嘉作乱后，即派人发兵攻毒，战于咸阳城中，仅;斩首数百”人即顺利平灭了叛乱。
这一过程说明，尽管太后和燧毒的权力极大，又假造了御玺，但手中没有虎符，结 果还是发兵未成，仅有少数亲信随其参战;而秦王政既有街玺又有虎符，虽身在外地，却能顺利地发兵平叛。从秦二世时赵高发动政变的经过，也可看出大致类似的情形。赵高专权，指鹿为马， 说一不二，但他却难以调动军队。
政变前他首先策反了其弟郎中令赵成，这是极为重要的，因为郎中令负责指挥宫内皇帝身边的警卫——郎卫，有赵成作内应，即使不能使郎卫人人叛变，但也可使郎卫失去统一指挥和战斗能力。然后赵高又策反了其女婿咸阳令闫乐，令闫乐以;诈为有大贼”作借口，;召吏发卒”，率千余人至望夷宫，缴了守卫宫门的卫士、卫令、仆射的械，并杀了卫令，遂在赵成的配合下，得以进入宫中， 逼迫秦二世自杀。
无论赵高或闫乐， 皆无皇帝的虎符，没有发兵之权。但虎符铭文中有规定，有;燔 燧事”等紧急情况例外，只有诈称有;大贼”，作为咸阳令的闫乐， 才能临时召集起千余人的队伍。所以，我们从虎符铭文、嫁毒作乱和赵高政变等事实中，可以判定，秦代除皇帝之外，任何权臣都无征调军队之权，这个权力仅仅属于皇帝。
临阵任将
有关战争问题，战略决策权属于皇帝，战场指挥权属于将军。 这一制度在史料中几乎没有什么明文规定，但秦代的战争史证明 无不如此。例如，在秦灭六国的统一战争中，不仅对六国作战的 总体战略由秦王政做岀决定，对其中每一国的战略决策也是由秦王政做出决定。政府中的高级官员，如李斯、尉缭、王翦等等，他们可以提出各自不同的意见和建议，但绝无干预军事行动之权，战争和战略的决策只能由国君做出决定。
对统兵将领的任命也是这样，由国君临时做出选择和任命，如灭韩的指挥者是内史腾，灭赵的指挥者是王翦，灭魏的指挥者是王贲，等等，都是秦王政临时指派的。王翦在完成对燕作战的基本任务后，已经退休在家，也没有在政府中担任官职，但灭楚时秦王政又委以重任，让他统率60万大军去作战。
再如秦末镇压农民起义军的秦将章邯，他本是政府中九卿之一的少府，与军队无关，但被秦二世任命为统兵将领后，担任秦军统帅达3年之久，直至最后战败投降，秦朝灭亡。 将军一旦接受统军作战的任务，便拥有战场指挥的全权。怎样部署，采取什么样的作战方法，包括具有战略性的战役行动，如大规模的攻、守、进、退等等，一切都由主将独立自主地做出决定。
将军只向皇帝负责保证作战的胜利，否则受军法的惩处：怎样取得胜利则由将领独断指挥，临敌制宜。例如王翦灭楚，率军达60万之众，几乎整个秦国都委于一人，事关战争的全局和国家的命运，而王翦釆取的先进攻、后防御、再追击等一系列重大行动，既非事先与秦王政协商议定，亦非临时向秦王政报告请示。
征得同意或批准，秦王政也不从中掣肘，遥控干涉，而是听凭王翦临机制敌，从而保证了灭楚作战的胜利。再比如章邯，长期任将在外，打了一些胜仗，也打了不少败仗，秦二世和赵高对他并不满意，但也没有发生干预章邯军事行动的事件。当然，这并不 是说皇帝无权干预将军，皇帝一旦发现任将不当，随时可以撤换将军，如策楚作战时，就曾撤换李信，改任王翦，但皇帝不任意干预将军的指挥行动，这几乎是定制。
将军独立自主的作战指挥权，仅仅限于作战期间，作战任务一结束，便立即交出兵权，脱离部队。至于将军以下的各级指挥官，他们也当然都有各自相应的指挥权，但他们的独立性较小，必须在行动上绝对接受主将的指挥和节制。如果客观上需要有几个不同方向的独立作战时，则 由皇帝分别任命不同的将军来指挥，在灭赵作战过程中就曾多次如此。
除作战指挥外，其他如执行屯卫、戍边任务的部队，其指挥体系也是如此。这一制度是战国时代逐步形成的。春秋以前，战争规模较小，作战时间较短，战争、战役、战斗往往不甚区分;朝廷高官也往往是出将入相，文武不分，没有常设的专职将军，打仗时多由国君亲自统帅军队。
战国以后则不同，战争规模扩大，时间较长，战场指挥越来越复杂，战争、战役、战斗已有所区分，战略指导和战场指挥已有明显的分工。专职将军已经出现，国君很少再亲自率兵打仗，但又深恐兵权旁落，因而逐渐形成了临战命将制。
结语
这样做是符合当时历史条件的。在冷兵器时代，大部队集团作战，指挥、交通、通信手段都简单落后，皇帝委任将军负责 战场指挥，既有利于维护皇帝对战争和军队的最高领导权，也有 利于将军在战场上临机决策，灵活指挥，因敌制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