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家县堂琅文化研究课题组 孙世美 陈正彪 马应富
学者戈隆阿弘认为：“云南产铜、锡的地方很多，但要数矿型最大，产量最丰富，开采历史最久远，至今仍长盛不衰的，要数东川铜矿和个旧锡矿。因此，可以肯定地说，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中原商代及其以后的青铜器原料，主要是出自东川和个旧两个地方。”“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器和中原商代出土的青铜器，数量惊人，这些青铜器的原料，来自云南，这是历史的真实情况。”
《青铜及滇铜文化》说：“东川铜矿的生产，据可考资料说明，最晚始于东汉。公元4世纪，东川已能生产白铜，同时，制造铜器的工艺水平已达相当水平。到了明代，东川铜矿业再度得到重视，至清代达到极盛。”事实上，这里所说的“最晚始于东汉”且产白铜的地区指的是《华阳国志》等古代典籍中的古堂狼山，即现在巧家县境内东部产铜的堂狼山。
范文钟先生认为四川大凉山的彝族《指路经》送魂的最终地点“炤阿举堵”即现今巧家境内产铜的堂狼山区域。 彝族《指路经》：“亩独大山上，那里出铜矿。”戈隆阿弘认为“亩独大山”，彝语倒装，“亩独”即独姆，也就是笃慕，可理解为“独亩（笃慕）大山”，指古彝族先民和彝族再生始祖笃慕生活的地方——巧家堂狼山。
从现实的田野调查来看，马应富、徐有林《巧家堂琅文化研究课题组田野调查小组关于开展巧家县堂狼山古代有色金属采炼遗址的初步调查报告》载：“通过实地调查，全县传说共有有色金属采炼遗址矿硐1525个，其中古银矿硐339个，古铅矿硐492个，古铜矿硐694个，古代铜矿的开采规模大于铅矿。调查保存基本完整的古矿硐353个，其中银矿硐39个，铅矿硐170个，铜矿硐144个。……古代铅矿开采遗址主要分布在老店镇团林堡村、大火地村、三合村，新店乡牛角村、白牛村、新店村、渭姑村、坪地村，小河镇小河村、新田村、拖车村，东坪乡岳坪村、东坪村、杨柳村，茂租乡茂租村。另外白鹤滩镇松梁村与崇溪乡马洪村也有分布。其中规模较大的主要是在老店镇团林堡村的周家老硐、大火地的麒麟硐、三合村的狮子硐，新店乡坪地村的迷羊硐。古代银矿开采遗址主要分布在老店镇团林堡村、新店乡三官寨村，小河镇小河村、新田村，马树镇小米地村、老箐村，白鹤滩镇大沟村，金塘乡大洼村。古代铜矿开采遗址主要分布在包谷垴乡包谷垴村、老店镇老店村的上村和下村，马树镇木桥村、小米地村、草皮地村，炉房乡噜布村、底里村、炉房村、荒田村、鲁德村，东坪乡道角村，大寨镇哆车村、车坪村、大寨村，茂租乡坪子村、油房村，白鹤滩镇黑桃村，蒙姑乡十里坪村，新店乡渭姑村。”调查发现，巧家堂狼山腹地遍布古代有色金属矿藏采冶遗址，而本地极少出土相关器物。这些矿料及冶炼物在遥远的古代就已运往成都平原、中原等地。
堂狼山所在地的滇东北以其丰富的铜矿等矿产资源和先进的采冶技术而成为古蜀重要的战略基地。早在杜宇入主成都平原之前，堂狼山螳螂族群就以堂狼山的铜铸造的先进的生产工具、青铜兵器，使堂狼山区域的农业生产迅速发展，军事力量得到极大增强，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化和先进的农耕文明。《山海经·海内经》记载：“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黑水即金沙江，表明这个区域农业的发达。以堂狼山先进的生产工具、青铜兵器所创造的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螳螂族群、杜宇族先后入主成都平原。这不同于古代中国在民族关系上游牧民族以落后族入主中原的特点，螳螂族群、杜宇族则是以先进族的身份从滇东北进入蜀地。
这些研究充分说明，三星堆、商王朝青铜器矿料特别是铸造三星堆青铜器的矿料，来自今云南巧家的堂狼山中，由居于堂狼山中的古蜀国螳螂族群——彝族先民采炼提供。堂狼山的银、铅、铜，对古代社会的影响是极其巨大而深远的。
三、三星堆青铜文明创造者巧家螳螂族群的后裔之一是今丽江彝族螳螂人
四五千年前，一个神秘的族群——螳螂族群在堂琅有色金属矿带的堂狼山中开采冶炼铜矿等资源，从而把青铜文明和农耕文明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
自上个世纪以来，在巧家县城附近的小东门、魁阁梁子、七里徐家垴包等地发现数处新石器时代石棺墓葬遗址和生活遗址，出土了大量陶器、石斧、石锛、铜削、青铜铃等实物。陶器没有彩陶，均为夹砂灰陶，这些墓葬的主人和崇尚黑色的彝族有密切关系。巧家石棺墓葬群出土的文物显示，此时的族群已经进入铜石并用的时代，青铜已经用于生产和生活领域。石棺墓葬跟古蜀国蚕丛氏属相同文化生态。
蚕丛是传说中古蜀国的第一个蜀王。他和他的族群大约于公元前35世纪前后在岷江上游建立起称为“蜀”的邦国，其王朝历时数百年。《华阳国志·蜀志》说：“周失纲纪，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蚕丛氏部落就是氐族的一支，世代居住在岷山一带。以上传说和史料包含着许多重要信息：蚕丛开始称王,意味着建立了邦国；蚕丛族有“纵目”的习俗；与石相伴；死后葬石棺椁。1938年，中国学者冯汉骥在岷江上游汶川县一带调查，并在雁门乡萝葡砦清理一座残墓。这是首次运用近代考古学方法对西南地区石棺墓进行清理，也是中国学者涉足这一领域的开端。自此，西南地区陆续发现石棺墓，特别是上世纪70年代起进入大发现时期，岷江上游、青衣江上游、大渡河下游、川西高原、川西南山地、滇西北高原、滇中高原、滇东北金沙江河谷的巧家一带，都曾出土大量的石棺墓群。
巧家石棺墓的文化生态与蚕丛石棺墓文化生态的相同，而且从已发现的石棺墓群的分布情况来看，说明蚕丛氏族群兴旺强盛后，从岷江上游、青衣江上游、大渡河下游、川西高原、川西南山地，来到滇东北金沙江河谷的巧家一带。
彝族典籍记载，约与蚕丛氏兴起同时代，彝族始祖希慕遮带着他的族群自“牦牛徼外”入居今巧家白鹤滩镇一带的“邛之卤”。那么，蚕丛氏和彝族始祖希慕遮究竟系何关系？一说蚕丛氏即希慕遮，一说希慕遮系蚕丛氏子孙，学术界尚无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学术界普遍认为，属于氐族的蚕丛氏系彝族先民。希慕遮族群是蚕丛氏族群中重要的一支。
《西南彝志·六祖起源》等书记载，彝族始祖名希慕遮。《贵州通志·前世志》载：“罗鬼夷书曰：一世孟遮（慕遮），自牦牛徼外入居邛之卤，为卤氏。”《彝族简史》说：“彝族是以‘旄牛徼外’南下的古羌人这个人们共同体为基础，南下到金沙江南北两岸以后，融合了当地众多的土著部落、族群，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形成发展起来的。”《后汉书·西羌传》记载，氐羌是我国西北高原上的一大族群，距今6000～7000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古羌人部落。他们处在居无常所，随水草而逐迁的游牧部落阶段，以“父母姓为种号”，不相统一，依强而附。在西南众多的“种姓”中，其中号称“越雟羌”、“旄牛羌”与“青羌”数部则分别游弋于金沙江南北两岸的广大西南地区，他们与同时或先后抵达于此主要从事农耕的古越人部落交错杂居在一起，共同开发西南地区的经济和文化。从历史上看，彝族先民是沿着横断山脉岷江、雅砻江、安宁河等河流自北向南迁徙的。《云南彝族社会历史调查》中也有彝族的老家在北方之说。彝族毕摩们为死者送魂指路的路线，也多指向北方。据夷书载，“牦牛徼外”是个“万物之源出于雪，雪族子孙十二种”，“水从北方流进来，水从南方流出去”的地方，即现四川西北一带。“卤”同“泸”，“泸”即泸水，今谓金沙江。“邛之卤”即今西昌之南巧家县境内。
彝族始祖希慕遮，抑或蚕丛氏带着他的族群自“牦牛徼外”入居“邛之卤”后，彝族先民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在堂狼山中，彝族的先民们和当地土著民族融合，逐步形成螳螂族群。
“邛之卤”在今巧家县城附近沿金沙江一带和四川省凉山州宁南县、会东县隔江相望的平坝地区。在滇川两省的相邻地带，金沙江开山劈岭，一路东去，形成的山间冲积平坝，当地人称“坝子”，自宜宾以上，像巧家这样面积宽阔、土地肥沃的坝子不多见，当地人称“米粮坝”，可见其富庶一方。这里依山傍水，山上可狩猎放牧，坝区可耕种，金沙江里可捕鱼，是个理想的人居环境。更重要的是东部数十公里即是富藏银、铅、铜等矿产资源的堂狼山腹地。有着优越的自然条件，希慕遮和他的子孙们在这里发展生产，创造文化。巧家县城所在地的小东门石棺墓群、七里新石器晚期石棺墓葬群遗址、魁阁梁子古墓群的石棺墓群等出土石棺墓葬、陶器、玉器、青铜器、贝壳等文物就是他们生存的遗迹。
奇怪的是，彝族是普遍盛行火葬的民族，而“邛之卤”展示的却是石棺葬。据近年来的考古资料分析，先秦及秦汉时期的石棺葬在西南地区分布很广，说明古彝族先民普遍实行土葬。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彝族葬俗的改变呢？贵州古彝文典籍《论撮阻却必杓》说：“撮阻杓阿余，撮阻细产了，火葬的底啊！”意译为：“吃人的鼻祖名阿余，吃人的就随着他产生了，火葬的制度也兴起了。”贵州彝族罗国义老先生说，彝族先民原行土葬，后来有种叫“撮阻羿”的人产生，由于“撮阻羿”爱吃人，连死人也吃，所以彝族就改行火葬了。而在《六祖光辉》中则记载彝族古代的一个部落“尼家”是行石棺之俗，古代蜀部落武洛撮之时也行石棺之俗。汉代以后，彝族丧葬习俗突然发生改变而行火葬，一方面是今天川、滇、黔彝族部落不断迁移、对流，进而整合成统称“夷”的族属；另一方面是与氐羌族的融合，形成了固定的文化共同特征，如父子联名制，行火葬，12世后相与婚姻、好譬类、党妻族、转房制等；再一方面，在迁移、对流的过程中，又分化出去一些部落，发展成其他兄弟民族。
随着蚕丛氏族群中的希慕遮族群在巧家堂狼山区域的“邛之卤”兴旺壮大，势力扩张到整个堂狼山区域。彝族文献记载了堂狼山作为彝族兴起、强盛之地的史实。贵州彝文《指路经》说：“祖母住靡莫，父往堂琅地，孙往夜郎国，撑天地建国家，多同管理诸小国。”这段经文虽简，但述及到彝族历史上的三个重要阶段。史家考证，靡莫、堂琅、夜郎均在滇东北。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写道：“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显然，彝族文献里强调了彝族发展的纵向谱系，而司马迁却把西南区域的各族群放在同一时间平面上比较，强调族群的实力。司马迁对西南各族群的了解是极为有限的，把不同历史时段的族群放在同一时段上叙述也很有可能。相比之下，彝族自身的典籍更为可信。按贵州彝文《指路经》的说法，那段历史分为三个阶段，即靡莫、堂琅、夜郎。靡莫时期，也许就是希慕遮来到“邛之卤”并和当地土著族群通婚，“祖母”即为靡莫女性。和土著势力融合的希慕遮族群不断发展壮大，到了“父”这一代，势力扩大到堂琅，因为堂琅的铜矿、铅矿等资源优势，希慕遮族群的后代顺势崛起，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化。到了“孙”这一代，希慕遮族群的后代创建了夜郎国，并且管理“诸小国”。四川凉山彝族《指路经》载：“去兮去兮，欲行路边站。堂狼山之旁，除秽摇神扇，倘若不摇扇，难把秽来除；人逝名犹在，倘若名不在，难把路来指。”因四川彝族不清楚彝族发祥地堂狼山的具体地理位置，在注中说：“堂狼山：虚化的地名，传说为古代彝族先民活动的中心。”
凭借堂狼山中丰富的铜矿等资源和漫长岁月的文化积淀，螳螂族群在堂狼山区域迅速崛起，向文明时代飞升，形成具有鲜明地域色彩的族群文化。巧家堂狼山区域出土的范铸法和焊接法相结合，以鸟和各种草食动物为主，顶部三个锥形物的青铜铃生动地展示了堂狼山螳螂族群的文化和社会生活。而最集中地表现螳螂族群文化的是他们族群的崇拜物——螳螂，以至于他们把自己族群命名为螳螂，并按螳螂形貌塑造了自己族群的图腾物。近年出土的“堂狼山里手辖印”、“堂狼山里木手印是”两枚古彝文印章充分证明了远在秦汉设置郡县之前，堂狼山里就存在着一个强大的族群——螳螂族群。
1988年3月26日，昭通地区卫生局熊玉昆在昭通市怀远街货摊上发现一枚古彝文铜质印章。摊主王伟林介绍说，此印收购于1987年10月，出卖者系一操昭通口音的农村青年妇女。该印为长方形，长4厘米，宽3.5厘米，印面厚2.5毫米，印钮与印面高1.5厘米，印重39克。钮式为一立体青蛙。印文阳文，自右至左排列，刻工反刻，印文清晰，字里行间有界格。经贵州省毕节地区彝族文字翻译组王子国、王继超翻译，译定为：“妥鲁（堂狼）山里手辖印”，汉意是“统管堂狼印”。另，据朱文旭《夜郎为彝说》记载：“《凉山彝族奴隶制研究》1980年第一期上载有‘堂狼山里木手印是’彝文印章拓本印模，这枚印章是威宁一带出土的蛙钮铜印彝文印。彝语‘司洛莫’义为木手印，是古彝语词，早期专指一种传递军事信息的刻符木，相当于虎符。即一般的家支头人将一小木头分作两块，上有合为一块时吻合其刻划符号，遇有急事即拿此木手印告知对方，对方就以此召集人马奔赴前方。”
巧家堂琅文化研究课题组研究人员综合分析这两枚古彝文印所反映的历史文化信息，认定它们为先秦之物，为古代螳螂族群遗印。理由有四：一是秦、汉及其以后历代中央政府与彝民族之印，为汉字印文或彝汉字共存印文。二是印文强调的是“堂狼山”，而非“堂琅城”或“堂琅县”，则应在堂琅城、堂琅县治设立之前。三是印章上的彝文文字通过翻译即是“堂狼山”，说明堂狼山最初即是彝语地名，说明远在古蜀国、秦、汉在堂狼山设堂琅城置堂琅县之前，“堂狼山”这一彝语地名即已存在，并有强大的彝族部落生存其间，而该彝文印章，即是堂狼山部落首领自制的印章。四是军事性的“堂狼山里木手印是”，同样从印文文字和印文“堂狼山”来看，该印也应在设城置县之前。也就是说，这两枚古彝文印章为早于古蜀国设置堂琅城之前的堂狼山古彝族首领所用，是堂狼山族群首领权力的象征和信物，是希慕遮族群——螳螂族群统治、开发堂狼山有力的实物证据。两枚古彝文印章为人们从另一个角度认识堂狼山提供了重要信息，其反映的重要历史文化信息应引起专家学者重视。
方国瑜、尤中先生则从地名沿革入手考证，证实先秦时期在堂狼山中存在过一个强大的螳螂族群。
方国瑜先生提出考证古代地名要将设郡县以前的居民、族群、郡县三者结合来了解行政区划的地域和每一地名的位置。同样，考证郡县以前的古代居民、族群，也可以通过郡县设置的地域和地名来考察。方国瑜先生《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载：“西南地区在汉初设郡县以前之地名，因无当时纪录可考，不能确说。惟地名多传写已有之名号，且设县多以原有族群为基础，则设郡县以前之族群及名号大略可知，不能详其事迹而已。兹从古代交通及《史记·西南夷传》所载，考校族群之较大者，不能认为汉初以前只有这几个地名。”“自汉武帝时，在西南夷地区开设郡县，沿至南朝萧梁时期，王朝统治，任命流官并存，其政治设施属于边郡。其郡县名号多依袭，而设郡区划则有改变……在西南地区的具体情况，各族群区域与政区有很大关系……郡县区划是在族群区域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也就是说，以族群为郡县区域，以族群分合为郡县分合：这是所谓‘羁縻统治’‘即其族群为郡县’的特点。族群区域和郡县区划是紧密联系的，在那时期的族群区域没有记载，又可从郡县区划得其大概。由于居民分布形成族群区域，又由于族群区域形成郡县区划，要把居民、族群、郡县三者结合来了解行政区划的地域和每一地名的位置，掌握这些问题的具体内容来考证地名，是可以相互证明的。”根据方国瑜先生的这一观点，堂琅县以前古堂琅地区的居民、族群，可以通过堂琅县设置的地域和地名来考察，从而可以考证出在堂琅县设立以前，堂琅县生活着螳螂族群和螳螂人。而这已为出土的古螳螂族群使用的古彝文印章“堂狼山里手辖印”所证实。尤中先生根据方国瑜先生的观点，对古堂琅进行深入考证后认为，远在古堂琅时期，古蜀国即在今巧家一带设立了堂琅城。尤中《中国西南民族地区沿革史》载：“蜀国境内也存在许多城镇，蜀国的统治者们在这些城镇中设立统治机构，利用这些机构来对周围的广大农村进行统治。蜀国统治时期先后出现的城镇如下：……（28）堂琅。西汉于蜀国时期的堂琅城设堂琅县。……堂琅城辖境盖即今会泽、巧家、东川一带。以上蜀国统治时期先后建立的城镇总共28个。……城镇的出现，是农业与手工业发达、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蜀族中统治阶级的统治权力上升的反映。设置在城镇中的统治机构，是蜀族中的统治阶级用来统治各族人民的机器。……南部的南广、汉阳、僰道、朱提、堂琅城，则用来统治当地的僰、僚等族的人口。” 方国瑜先生、尤中先生的考证和 “堂狼山里手辖印”等文物的出土，足以说明远在先秦时期，在堂狼山中即存在着一个强大的螳螂族群。
方国瑜、尤中关于堂琅城、螳螂族群的考证是严谨而合理的。《史记·西南夷列传》说：“秦时常頞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十余岁，秦灭。及汉兴，皆弃此国而开蜀故徼。”所谓“诸此国”即同书所说的夜郎、滇、邓都、锡唐、昆明等地。这当然也应包括堂狼山族群。置吏为何，郡县之吏也。汉兴，“因袭秦旧制”设堂琅县。“螳螂人”、“堂狼山”、“堂琅城”，山名，城名，族名均是相同的称谓。如果回复到最初，应该是 “螳螂人”、“螳螂山”、“螳螂城”，只不过后来由于汉语习用异体字的原因产生了字形上的嬗变。
“堂狼山里手辖印”、“堂狼山里木手印是”两枚古彝文印章在昭通、威宁的出土，说明螳螂族群在堂狼山以丰富的铜矿资源和先进的冶炼技术为依托，强大后，跨过牛栏江，在昭鲁盆地繁衍生息。后来凭着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入主成都平原，创造了三星堆青铜文明。三星堆青铜面具双目凸出的“纵目人”和青铜大立人就是这个族群进入成都平原后铸造的拟人化的图腾物——“螳螂”。
蚕丛氏螳螂族群在成都平原经过兴盛期，后来被新势力鱼凫族群打败，子孙逃到姚和雟（今四川西昌一带），在笃慕的带领下重新进入巧家堂狼山（罗尼山），发展成为今天的彝族。《贵州通志·前世志》载：“三十一世祝明（笃慕）居泸阴之山。”“阴”即水的南面。“泸阴之山”即金沙江南岸的山。康熙《大定府志》载：“有祝明者（笃慕），居堂狼山中，以伐木为业，久之，木拔道通，渐成聚落，号其地为罗邑，又号其山为罗邑山；夷人谓邑为业，谓山为白，故称为罗业白。”
笃慕之前崛起于堂狼山的螳螂族群在漫长的融合分化过程中，不断有支系从堂狼山分化出去，今天丽江市玉龙县太安乡尚存这个族群的余脉——螳螂人。
丽江“螳螂”支系自称“螳螂让”，他称“螳螂”，主要聚居于丽江市玉龙县太安乡红麦行政村，现有人口1027人，已被国家有关部门认定为彝族。据《丽江地区民族志》载，丽江螳螂人就是从昭通经楚雄、大姚辗转迁徙到丽江的。书中记载：“彝族‘纳若’支系包括‘他鲁’（他留）、‘他谷’、‘纳咱’、‘崀峨’、‘支里’以及‘螳螂’。经地方史志的考证，汉文谱牒等记载，‘纳若’支系原籍在楚雄府大姚县最早仍源于昭通一带，循金沙江而上迁徙至丽江地区。从文献记载和从昭通经楚雄、大姚到永胜的葬俗送魂路线，均证明丽江地区彝族‘纳若’、‘腊鲁’各支系与小凉山的‘诺苏’支系都是渊源于昭通的同源异流不同支系的彝族，只是前者要比‘诺苏’支系迁人丽江地区的时间早两三个世纪。”这是个神秘的族群。他们没有文字，但有自己的语言。漫长的岁月里，在和纳西等民族的融合中，他们能熟练使用纳西语、普米语、汉语等当地主流语言，而自己的语言仅限于自身族群内部交流。歌谣已失传，曾经有《十二月调》，用白族语唱,如今没人唱了。舞蹈和纳西舞相近，如今很少有人能跳。祭奠祖先时在坟前祭台上垫上青松叶。但是，他们保留了至关重要的两点，一是祖灵崇拜。他们没有彝族那样完整清晰的父子联名式的谱系，他们的谱系制作成一个松木灵牌，灵牌上仅保留三代人的姓名，如和氏桥家的牌位上竖排从右到左依次标明“祖母和一女之位”，“父和氏桥、母和老二之位”，“和氏门中之位”，“和氏那、和三子之位”。当第四代人出生了，就要把牌位上辈分最高的一代的名字刮去，牌位上始终保留三代。二是保留了自身族群最原始的称谓——螳螂。从堂狼山祖居地到丽江，数千年岁月，在和各个族群的较量周旋中最终保留了象征血缘和记忆的族名和语言。
丽江螳螂人的存在，从现实层面印证了曾经繁衍生息于古代堂狼山的螳螂人族群。
总之，彻底揭开三星堆青铜文明之谜，需要从古蜀国版图上成都平原周边地区入手展开深入调查研究。云南巧家堂琅文化研究课题组本着“大胆设想，小心求证”的研究态度，从典籍梳理出发，立足田野调查，从历史学、人类学、生物学等学科切入，结合众多专家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在比较研究中得出最终结论，即巧家古代堂狼山螳螂崇拜的螳螂族群创造了三星堆青铜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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