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减免税最多、最人权、最尊重百姓的皇帝，他的陵墓却成了砖厂

　　中国历史上减税最多、免税最多、最有人权、最尊重百姓的皇帝，身后千年，自己的陵墓却成了私人砖厂　　

　　汉文帝霸陵成了砖厂

　　十一国庆节，当秦始皇的兵马俑、武则天的乾陵、汉武帝的茂陵人山人海，都买不到票的时候，汉文帝的霸陵去无人问津。

　　汉文帝是一个清心寡欲的人，自己的陵墓没有多少陪葬品，所以到2013年的今天，就没有多少文物，大家不去霸陵旅游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一个对国家有巨大贡献的人身后，他的陵墓本应该得到国家文物单位和老百姓的保护吧？没有！我国庆节去到霸陵眼前的一切把我惊呆了，那里变成了砖厂，到处是牛粪和垃圾。我还以为我走错路了，我反复的问当地人“这里是汉文帝的霸陵吗？、这里是汉文帝的霸陵吗？”，当地人回答我“对！这里是汉文帝霸陵,这里就是汉文帝霸陵！”，之后我用了一个小时才找到汉文帝霸陵的碑文。深深的感受到自己是个没有良心的中国人，我们太忘本了。

　　汉文帝身后没有留下什么物件（也就是今天的文物），唯一的，就是这个霸陵的坟头了，唯一可以纪念他，和证明这段历史的文物就是这个坟头了，可是现在他已经变成了私人的砖厂。乱七八糟，太让人心寒了

　　汉文帝的丰功伟业

　　他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偶像

　　他是中国历史上最尊重百姓的皇帝

　　他是中国历史上减税最多的皇帝

　　他是中国历史上免税最多的皇帝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开创盛世的皇帝，也就是文景之治

　　他是奠定中国古代法制建设的皇帝

　　汉文帝是汉高祖第四子，庙号太宗，谥号孝文皇帝，通称汉文帝。刘恒登上皇帝宝座纯属意外，但他在这个岗位上的表现非常出色。

　　大家知道，我大汉刚刚建立的时侯，是很穷的；不是很穷，是相当的穷。用司马迁的说法叫：“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就是我大汉高祖出行，竟然配不齐四匹同样颜色马来拉车；王侯将相买不起、也借不到奔驰和宝马，开了一辆奇瑞QQ去上班，还不如今天内蒙古某贫困县的女检察长。平民百姓根本就不怕小偷和土匪，因为家里根本就没有值得偷抢的东西。

　　面对这样一个烂摊子，为了坐稳江山保住皇位，大汉高祖确定了“仁政”这个立国之本。秦王朝因为暴政而失去天下，汉王朝为了保持政权稳定，必然要实行仁政。说白了就是让老百姓都吃饱肚子。

　　怎样让老百姓都吃饱肚子呢？大汉高祖采取的主要措施包括：

　　一、减税。

　　汉朝采取低税率政策，农业税税率是“十五税一”。就是农民每收获十五斤粮食，只要交纳一斤粮食的税就可以了。

　　二、免税。

　　免税仅针对特定人群。通过三年秦末农民战争和五年楚汉战争，我大汉高祖登上皇帝宝座，上百名将领和功臣也各领封地；那么，作为汉军主体的广大士兵们呢？总得给他们一点好处吧？俺刘季吃肉，总得给小兵们点汤喝吧？可是，这个时侯国家很穷，我大汉高祖拿不出钱来奖赏大家，于是宣布：作为汉军老战士，凡是愿意留在关中的，免税十二年；凡是不愿意留在关中，愿意回家乡的，免税六年。简称“两个凡是”。

　　免税政策的适用人群相当庞大。楚汉战争结束时，汉军人数已经达到了近百万之巨；汉初人口不足千万，按男子占一半来计算，这也就意味着超过五分之一的人口不交税。

　　三、尊重人权。

　　具体做法就是：凡是因为债务而沦为奴婢的一律赦免为平民。这样，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债务奴隶就得到了自由。

　　四、以粮为纲。

　　吃饱肚子那就要有粮食。经过八年战乱，汉初人口锐减，壮年男子的减少尤为严重，这也就意味着劳动力的严重不足。为了让平民“自愿”从事农业，我大汉高祖主要从两个方面下手：禁止矿业、林业、渔业；以及压制商业。其中压制商业的政策影响深远。具体做法是：禁止商人及其后代做官，也不能做小吏；禁止商人骑马，也不能坐车，还不能穿丝绸的衣服，只能穿麻布；提高商业税率，提高商人的算赋，即人头税，农民算赋每年一百二十钱，商人要缴纳五百钱。

　　这样，经过一系列的政策导向，绝大部分劳动力都“自愿”从事了农业。

　　五、货币政策。

　　古代货币和今天的货币大不相同。古代以铜为币，铜是贵重金属，本身有价值，其价值就是面值；今天的纸币本身没有价值，其面值是国家信誉来维护的。汉初，我大汉高祖认为秦朝的铜币过重，一钱重十二铢，不利于流通使用，于是减轻了汉币的重量，一钱重三铢，并且允许平民自行铸造铜币。这样做的好处是，货币重量轻了，含铜量（相当于今天的含金量）减少，意味着价值的减少；那么，平民们需要交纳的算赋也就变相降低了，这就进一步减轻了农民负担。坏处是币值降低、货币供应量增加，诱发通货膨胀。好在汉朝是农业社会，不是商品社会，普通农民受到的影响微小。

　　尽管我大汉高祖不是世家子弟，不像世家子弟那样具备自幼培训出来的行政管理才能；但这些措施非常适应汉初的社会环境需要：“十五税一”，如此低的税率意味着农民可以把绝大部分收获留在自己手中。这样，农民们种粮的积极性很高，再加上绝大部分劳动力都自愿从事农业，极大的促进了农业发展。有粮心不慌，农民们情绪稳定，整个社会就稳定下来，皇帝宝座也就坐的稳稳当当滴。

　　当然，也有不那么好的一点，就是皇帝依然很穷。低税率再加上超过五分之一的人口不交税，皇帝不穷才怪哩。所以，皇帝只好清心寡欲，无为而治。

　　刘邦之后，汉惠帝以及他背后的老妈，延续了高祖的政策，仅做了极轻微的调整，放松了对矿业、林业、渔业的禁令。这些政策非常有效。尽管吕后掌国期间，朝廷内部矛盾极其尖锐，但阶级矛盾缓和，社会稳定；朝廷中反对吕氏专权的功臣集团及宗室势力也就很难兴风作浪。从而使吕后的统治非常稳固。

　　吕后之后，刘恒意外登上皇位，同样面临着维护皇权稳固的问题。古代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刘恒既不是嫡，也不是长，而是被功臣集团挑选出来的，功臣集团和宗室势力利益平衡的产物，皇位合法性有欠缺。司马迁说：“形势虽彊，要之以仁义为本。”形式强还需要行仁义，何况刘恒是个弱势皇帝。为了维护自己的皇位，刘恒祭出从老爸那里学来的一种叫做“仁政”的法宝，以求获得最大的社会支持。于是，在不改变我大汉基本政治制度的前提下，刘恒采取了一系列的经济体制改革措施：

　　一、减税。

　　要想获得老百姓的最大支持，减税是永恒不变的首选项。大汉高祖的“十五税一”税率已经够低的了，儿子居然还能在这个基础上再减，减到了“三十税一”的程度。

　　二、还是减税。

　　减完了农业税，再减人头税。刘恒把算赋从每人每年一百二十钱减至每人每年四十钱。

　　三、减轻徭役。

　　徭役是我国封建社会平民的一项重要义务，每个成年男子每年要为国家义务劳动一个月，没有工钱。刘恒把徭役减为每三年一次。这样低的负担真是令人吃惊。

　　这还不算，在这三招之后，刘恒又采取了更加令人吃惊的——

　　四、免税。

　　汉文帝十三年，刘恒下诏免除全国的农业税。他老爸的免税仅针对特定人群，刘恒居然实行了针对全国的免税政策。农业社会不用交纳农业税，据我大汉高祖考证，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上，只有从汉文帝十三年到汉景帝三年的这十四年时间。

　　农民下一次享受到这样的待遇，需要等到两千多年之后的公元二零零五年；而这时，进入工业社会已经很多年了。

　　五、入粟拜爵。

　　这也减，那也免，铜板都留在了小老百姓的口袋里，那皇帝吃什么？朝廷吃什么？汉文帝采纳了一种叫做“入粟拜爵”的特殊政策。

　　刘恒即位之后，时刻面临着来自北方的威胁。为了防备匈奴，汉军在北部边境屯集大量兵力；随着驻军的增多，所需军粮也大量增多。由于汉文帝在不停的实行减税免税政策，朝廷手里的粮食并不是很多（岂止不多，简直就是很少）。为了解决军粮问题，汉文帝下诏“入粟拜爵”，凡向前线运送六百石军粮的，爵上造，四千石为五大夫，一万二千石为大庶长。当前线囤积的军粮足以使用五年之后，汉文帝又把这一政策推广至全国，在各郡县都囤积粮食，足够全民一年食用。相当于最早的国家战略储备粮库。

　　这里简单介绍一下汉朝的爵位制度。汉仿秦制，制定了二十级爵位，即：

　　1公士 2上造 3簪袅 4不更 5大夫 6官大夫 7公大夫 8公乘 9五大夫 10左庶长 11右庶长 12左更 13中更 14右更 15少上造 16大上造 17驷车庶长 18大庶长,19关内侯 20彻侯。

　　其中，“19关内侯 20彻侯”为侯级爵，高级爵位，为统治集团的核心层，享有各种特权；彻侯领有大量封地，关内侯没有或仅有少量封地；侯爵死后，由嫡长子承袭原爵位；汉武帝之后，为了避讳汉武帝的名字，彻侯改称通侯。“10左庶长 11右庶长 12左更 13中更 14右更 15少上造 16大上造 17驷车 18大庶长”为卿级爵，中级爵位，为统治集团的外围，享有少量特权。“5大夫 6官大夫 7公大夫 8公乘 9五大夫 10左庶长”为大夫级爵；“1公士 2上造 3簪袅 4不更”为士爵，或者叫小爵；大夫级爵和士爵为低级爵位，虽然没有什么特权，但也有相应的待遇。卿爵、大夫爵、士爵死后，降级承袭。

　　汉文帝的“入粟拜爵”，出售的不是官职，而是爵位。官职是国家机构的组成部分，行使国家行政权力；购买官职，那是要用买到的权力，从老百姓身上把钱捞回来滴；对于国家来说，无异于饮鸩止渴。

　　出售爵位则不同，购买者买不到行政权力，买到的仅仅是社会地位，不能从老百姓身上把钱捞回来；这样，无论是对国家，还是对百姓来说，都没有什么损害。就像香港回归之前，有钱人愿意花上一大笔钱，谋划一个“太平绅士”的头衔，其实也没什么权力，不过是买来装装门面，脸上有光彩，借以提高社会地位罢了。

　　那么，这种赔钱的买卖，有人买吗？

　　当然有！而且还相当踊跃哩！

　　封建时代有着森严的等级制度。什么等级的人，穿什么衣服、坐什么样的车子、住什么样的房子、家里雇用几个家政服务员，都有着严格的规定。比方说，你要是士爵级，可以骑马，但不能坐车，可以住两室一厅，但不能雇用家政服务员；你要是大夫爵，可以开桑塔纳2000，可以住四室一厅，可以雇用两个家政服务员；你要是卿爵，那就可以开奔驰和宝马，可以住豪华别墅，可以雇用一大群家政服务员。

　　汉初，我大汉高祖由于要采取“以粮为纲”的经济政策，严厉打击压制商业，禁止商人穿丝绸衣物、骑马坐车。商人们别说坐车了，就连丝织品都不让穿，只能穿麻布。如果超越自己的社会等级，骑马坐车穿丝绸，当时有个专用名词叫“僭越”，被官府发现了，正好可以以此为借口没收财产。富商们空有一大堆钱，不让花，赚钱的乐趣大减。就好比今天王石丁磊刘永好之流，虽然有亿万身家，但却只能穿麻布衣服，住茅草房；出门不能坐车，只能地嘣；回家还要自己洗衣做饭，一点当富翁的乐趣都没有。

　　自打国家出台了“入粟拜爵”的政策，这些人立马就争先恐后的向前线输送了一百二十万斤粮食，买个大庶长当当。商人不能坐车，大庶长当然可以坐车了，还能坐豪华奔驰，穿高级丝绸，人前人后标致挺括，爽。

　　这简直就像是大汉高祖和汉文帝爷儿俩合谋敲诈商人嘛。大汉高祖困辱商人，有钱也不让你花；汉文帝搞了个“入粟拜爵”，商人们想花自己的钱也可以，先弄几个给他汉文帝花花再说。

　　六、取消关传。

　　汉代在军事重镇或边防要害，普遍设置关卡，检查过往行人。出入关隘，要出示官府发放的“传”，才能通行。这虽然是维护统治的需要，但在客观上对商品流通非常不利。汉文帝十二年，朝廷下诏取消关“传”制度，有利于商品流通、地区交流，并间接促进了农业发展。

　　七、稳定币值。

　　汉文帝铸造货币，把含铜量固定在四铢，虽然也允许民间铸钱，但都要按照这个统一的含铜量来铸造。稳定的币值显然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八、弛山泽之禁。

　　开放国有林场矿场渔场，允许私人煮盐开矿冶铁，进一步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并间接促进了农业发展。

　　九、率自亲耕。

　　当然，这个是做做样子，仅具有象征意义，鼓励农业生产。

　　总的来说，汉文帝继承了他爸爸的惠农政策，改变了他爸爸的抑商辱商政策。由于这些经济政策适应了当时的客观环境，所以极大的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发展到什么程度呢？用司马迁的话说：“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馀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於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

　　就是国库里的钱太多，钱多的都不知道怎么花，多年花不出去，穿钱用的麻绳都烂掉了，搞得无法统计，朝廷也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钱；国家储备粮库里的粮食堆了一层又一层，堆在最里面的，以及堆不进去而露天放置的，都慢慢的腐烂没法吃。不仅仅是国家储备粮库，各郡县的仓库都满着；就连看守城门的最低级士兵都有好粮好肉吃。中产阶级家庭大都养有好多匹马，每当开party的时候只能骑公马，禁止骑母马者参加，免得马们趁机也开party，败坏了人开party的兴致。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小屁民们也都能自给自足，吃饱肚子。

　　人民生活富足，而违法犯罪会破坏全家的幸福生活，代价极高，所以人人遵纪守法。这样，客观上就减轻了公务和警力的需求，减少了公务员队伍的盲目扩大化。而公务员队伍的缩小化、微型化，又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使人民生活更加富足。我大汉走上了良性循环。

　　中华民族的第一个大盛世“文景之治”诞生了。

　　汉文帝的“仁政”，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在法制领域也有众多建树。汉文帝元年，刘恒刚刚登上皇帝宝座不久，就下诏废除一人犯罪，家人收为奴婢及各种株连的收孥连坐法（十二月，上曰：“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今犯法已论，而使毋罪之父母妻子同产坐之，及为收帑，朕甚不取。其议之。”有司皆曰：“民不能自治，故为法以禁之。相坐坐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所从来远矣。如故便。”上曰：“朕闻法正则民悫，罪当则民从。且夫牧民而导之善者，吏也。其既不能导，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反害於民为暴者也。何以禁之？朕未见其便，其孰计之。”有司皆曰：“陛下加大惠，德甚盛，非臣等所及也。请奉诏书，除收帑诸相坐律令。”◇集解应劭曰：“帑，子也。秦法一人有罪，并坐其家室。今除此律。”）。

　　文帝十三年，则对刑事制度做出重大改革，废除了肉刑。引发刑制改革的导火索是“缇萦救父”著名事件，还不知道的人可以自己去搜。

　　当然，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汉文帝的刑制改革并不完全成功：肉刑改为打板子，打的板子太多，不少犯人直接就给打死了。后来汉景帝两次下诏减少笞数，规定了刑具规格、受刑部位，并明确规定施行时中途不得更换行刑人。刑事制度逐渐固定下来。

　　一般认为，汉文帝废除肉刑，是中国古代刑制由野蛮进入文明的转折点。

　　汉文帝在法制建设方面的另一贡献是首开“天子守法”之先河。《史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次，汉文帝的车驾经过渭桥，突然从桥下窜出一个人，把拉车的御马吓了一跳，差点把汉文帝乘坐的马车弄翻，御林军抓住这人交给廷尉（最高法院院长）张释之。张释之经审讯表明，此人在桥下并不是为了要刺杀皇帝，而是听说皇帝要经过，为躲避皇上的车驾只好躲在桥下，等了半天，以为皇上的车驾已经过去了；没想到皇帝的车队竟然那么老长，老半天还没有过完，这人从桥底下跑出来看时，惊吓了御马。张释之于是仅仅罚了这人三万块钱，就把他放了。这可把汉文帝气坏了，汉文帝说这人惊了我的马，还好我的马性格良顺，不是烈马，如果是一匹烈马，把我弄翻车，岂不是我就要因此受伤？你怎么能仅仅罚款了事？张释之说如果当时皇帝下令当场格杀，那也就杀了；但皇帝既然把人犯交给廷尉，廷尉的职责就是依法办案，此人只是违反了“清道令”，法律规定的处罚就是罚款。法律，是天子和天底下的老百姓要共同遵守的；如果天子不遵守，如何取信于民？于是汉文帝说：“你做得对！”

　　[ 转自铁血社区 / ]

　　（上行出中渭桥，有一人从桥下走出，乘舆马惊。於是使骑捕，属之廷尉。释之治问。曰：“县人来，闻跸，匿桥下。久之，以为行已过，即出，见乘舆车骑，即走耳。”廷尉奏当，一人犯跸，当罚金。文帝怒曰：“此人亲惊吾马，吾马赖柔和，令他马，固不败伤我乎？而廷尉乃当之罚金！”释之曰：“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时，上使立诛之则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倾而天下用法皆为轻重，民安所措其手足？唯陛下察之。”良久，上曰：“廷尉当是也。”）

　　过了不久，有人偷盗了大汉高祖庙里的一个玉环（好大胆！）。破案后，汉文帝下令廷尉治罪。廷尉张释之的判决是“弃市”，所谓弃市，就是拉到菜市口砍头。判决意见报告给皇帝，惹得汉文帝很不高兴，说我把犯人交给你，是要让你把他灭族的，你怎么只判决杀他一个人？张释之说我这是依法办案。如果偷盗高庙祭祀用品就灭族，那假如有人一不小心取走了皇陵上的一把泥土，该怎么判？难道也要杀人灭族？

　　国之大事，在戎在祀，偷盗高庙祭祀用品乃是大案。况且汉以孝治天下，在封建时代，汉文帝做出的“灭族”的决定也不是没有道理。所以汉文帝并没有轻易接受张释之的意见；但也没有轻易否决。而是把这件事报告了薄太后，并在朝堂之上讨论这个案子了许久，终于还是采纳了张释之的判决。

　　（其后有人盗高庙坐前玉环，捕得，文帝怒，下廷尉治。释之案律盗宗庙服御物者为奏，奏当弃市。上大怒曰：“人之无道，乃盗先帝庙器，吾属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庙意也。”释之免冠顿首谢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逆顺为差。今盗宗庙器而族之，有如万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长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久之，文帝与太后言之，乃许廷尉当。是时，中尉条侯周亚夫与梁相山都侯王恬开见释之持议平，乃结为亲友。张廷尉由此天下称之。）

　　在稳定内政的同时，汉文帝也开始着手处理军事问题，主要是针对匈奴的防务。早在汉文帝三年，刘恒就派遣高皇帝时代的老将灌婴领衔出击匈奴，刘恒本人御驾进至太原作为后应。这时，“荡涤诸吕”政变的重要同谋者，济北王刘兴居听说皇帝和大军都离开帝都长安进驻代地，于是立刻起兵造反进攻荥阳。“攘外必先安内”，汉文帝只得将大军掉转方向去平叛。汉文帝的第一次北伐匈奴还没有成行就流产了。

　　刘恒的第二次北伐是在汉文帝十四年。这年冬天，匈奴十四万骑攻入汉地，除了在边境地带烧杀抢掠，老上单于还派出小分队骚扰帝都长安，京师震动。汉文帝大怒，决定御驾亲征，斗一斗这个老上单于。终于在群臣乃至薄太后的极力劝阻之下，御驾没有亲自出动，而是派东阳侯张相如领衔，率领大军讨伐匈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匈奴使出游牧民族的传统绝技：开溜。匈奴见汉军来势汹汹，随即撤退，汉军在草原上做了一次军事散步，追不上匈奴，只好回家。（于是以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成侯董赤、内史栾布皆为将军，击匈奴。单于留塞内月馀，乃去。汉逐出塞即还，不能有所杀。）

　　匈奴全是骑兵；汉军是骑兵、步兵、战车兵的混合部队，舰队的速度由最慢的那条船决定，汉军的速度由最慢的步兵决定，当然追不上匈奴了，也就当然“不能有所杀”了。

　　经过这次北伐，汉文帝不得不暂时放下主动出击匈奴的念头，转而专心“马政”。汉文帝时期，朝廷不仅在西北地区设立了三十六个皇家养马场，而且鼓励民间养马，民间养马的可以代替服徭役。经过多年的马政，至汉武帝即位时，朝廷已经拥有了三十多万匹战马，民间也有大量私马。我们这个农耕民族，终于建立了世界上最强大的骑兵军团，这不能不说是汉文帝的重大贡献。

　　私生活方面，汉文帝向来以简朴著称，是真简朴，不是做做样子。不像后来某些皇帝为了显示简朴，耗费巨资或使用专人在龙袍或袜子上打上价格昂贵的补丁。刘恒在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多次下诏禁止各郡国进献奇珍异宝。有一次汉文帝想建造一座露台，算了一下帐，需要一百万块钱；一百万块钱相当于当时十户中农的全部家产，汉文帝觉得太过破费，想想，算了。为自己营造的皇陵“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

　　国之大事，在戎在祀，盛世营造皇陵最寒酸的，除了汉明帝，就要数汉文帝了。

　　按照惯例，每当有日食、彗星等异常天象，预示着皇帝将会有某种灾难，皇家都要进行禳星祈祷，把灾祸转移到某个大臣头上。汉文帝觉得这样做很不道德，取消了这种惯例。后来更取消了专为皇帝举行的祈福仪式。

　　除了自己简朴，汉文帝还鼓励贵族们也简朴。他下诏要求，诸侯王以下，均不得以铜器随葬。不过贵族们自有办法。随着国家的逐渐富有，贵族们的生活也日渐奢华。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大量漆器，这些漆器制造精美，比铜器还贵。真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点评：

　　刘恒一生下来就是皇子，七岁就被封为代王，那也是“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居然没有变成浪荡公子哥，而成为了不起的大政治家，成为后世的楷模，这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的。

　　首先，“仁政”是汉朝的既定基本国策。强大一时的秦王朝因为“暴政”几乎在一瞬间土崩瓦解，于是汉王朝在建立之初，为了避免重蹈秦王朝的覆辙，就确立了“仁政”的国策。汉王朝是第一个平民政权，他的建立者很明白，只有让老百姓都吃饱肚子，皇权才能稳固。

　　其次，刘恒长期生活在吕后的白色恐怖之中，这不仅使他养成了很深的心机，而且更容易使他为弱势者着想。

　　第三，刘恒皇位合法性有欠缺，他既不是嫡子，也不是长子，还没有先皇的传位遗诏，为了维护自己的皇位，为求获得最大的社会支持，刘恒走了屁民路线，就是让屁民们获得更多的利益。

　　总的来说，汉文帝对历史的影响极为深远。他是二十四孝之首，在“百善孝为先”的中国文化中，是道德楷模。他的仁政、法制，也为后世所推崇。汉王朝是第一个平民政权，摸着石头过河，很多规章制度和政策都在摸索阶段，汉文帝的政治经济法制军事政策，向来是被后世当做正面教材来模仿的。人类历史上没有完美的，如果有，那就是汉文帝。西汉王朝前期的皇帝当中，惠帝、景帝是过渡人物，而高帝—文帝—武帝三朝的思想制度政策，使我们这个民族（中华民族）基本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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