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瑞恒：一位颇具争议的历史人物

　　讲到中国近现代医学史，有一个人绕不过去：刘瑞恒。

　　刘瑞恒，河北南宫人。生于1890年，卒于1961年，活了71岁。

　　他于1903年考入北洋大学堂，1906年尚未毕业即送美留学，是我国首批赴哈佛大学留学生之一。1909年获理学学士后，又专攻医学6年，获得博士学位；1915年回国任上海哈佛医学校教授；1918年被北平协和医学院聘为外科教授；1920 --1921年赴美进修，专攻癌症外科。回国后，任北京协和医学院校长兼协和医院院长。1928年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常务处长、部长等职，创立中央医院、中央卫生实验院，兼任两院院长，并任禁烟委员会委员长等职，还协助成立中央大学医学院。9.18事变后主持抗战卫生勤务工作。日本投降后，任善后救济总署卫生委员会主任。1949年去台，任红十字会会长等职。1961年病逝美国。

　　刘瑞恒是个有争议的人物。至今，医史界、近代史史学界对他还是有褒有贬。

　　褒扬他的人主要论点有四：

　　一是他毕业于美国哈佛，获医学博士，出任北京协和医院第一任华人院长和中华医学会会长，是位医学名人、医学能人；

　　二是他曾担任国民政府卫生部长等系列要职，对中国近代医学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在公共卫生、医学教育、国际交流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三是抗战期间积极为国效力，在医疗勤务保障上有一定建树；

　　四是晚年在台湾仍为地区医疗卫生事业做贡献。

　　持以上论点的主要代表人，是北京协和医学院基础学院的王勇先生，他写的论文题目为《中国近代医学的开拓者刘瑞恒先生》。

　　贬斥他的人主要论点也有四个：

　　一是刘瑞恒不同意将孙中山遗体存放于协和，实属不义。请看叙述：

　　“1927年6月18日，张宗昌与孙传芳等拥戴张作霖为‘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组织了‘安国军政府’。 6月下旬，张宗昌在鲁南、鲁西连吃败仗。张宗昌在1927年9月18日来北京开会时，信口雌黄地说：‘南军打胜仗，是因孙中山先生停灵的地方风水好，为了能打胜仗，就应毁掉孙中山遗体，以绝后患。’

　　绿林出身的张作霖也是一个极迷信风水的人，他听了张宗昌的建议一拍即合，幸亏杨宇霆从旁劝止，才暂时作罢。在张宗昌提议毁掉孙中山遗体时，当时的‘少帅’张学良也在北京。他听说了这件事后非常气愤，当面警告张宗昌不准胡来，还通知警察厅加强防范。张学良致电南京政府，要求将孙中山遗体运回南京，并表示他可以护送到天津，但在当时南北交战的情况下，移灵南京很不安全，也不可能。

　　正是由于孙中山遗体处于险境，特别是在报纸上刊出关于孙中山遗体的不实消息后，社会上更是谣传不断。

　　香山守灵处主任李荣，针对谣传写了一份报告，详细地记载了事情的经过。这份报告中写道：他曾想托人南下报告，但又觉得南京政府鞭长莫及，帮不了忙，这时他想到了为孙中山治病的协和医院，因为协和医院是一家美国人办的医院，他想借外国势力来保护遗体。于是，李荣亲自到协和医院去找院长刘瑞恒，请协和医院以孙中山遗体有变，需运回医院处理为名，暂时予以保护。不料刘瑞恒胆小怕事，不敢负责，李荣哀求几次，刘瑞恒就是不答应。

　　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李荣只好决定把孙中山先生遗体转移到山洞里。他向协和医院的潘医生要了一些防腐药水，又从中法中学取回了孙中山最初用过的一具美式小棺，于1927年11月25日深夜两点半，召集全体守灵卫士把孙中山遗体从楠木大棺中取出，用药棉裹好，然后移入美式小棺中，放置于水泉山洞里藏了起来。1928年4月，南京政府发动二次北伐。6月4日张作霖的奉军退出北京，接着，国民党的军队就进入北京。6月7日夜里，守灵卫士把孙中山遗体从水泉山洞取回，重新换入大棺放入碧云寺灵堂中。”

　　二是刘瑞恒医术不精，造成严重医疗事故。请看叙述：

　　“据当年参加了梁启超手术的实习生透露，时过不久，梁启超的病情果然恶化，旋赴协和医院准备手术。住院后，梁启超饱受病痛的折磨，常常无法忍受，对医院的治疗方案也产生了怀疑和不满，他在给梁思成夫妇的信中这样写道：‘这回上协和医院一个大当。他只管医治，不顾及身体的全部，每天两杯泻油,足足灌了十天，把胃口弄倒了。也是我自己不好，因胃口不开，想吃些异味炒饭、腊味饭，乱吃了几顿，弄得肠胃一塌糊涂，以至发烧连日不止。人是瘦到不像样子，精神也很萎顿......’。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协和医院匆匆为梁启超实行了手术，手术由院长刘瑞恒亲自主刀，但刘瑞恒判断失误，竟将健康的肾脏切去，而留下了病肾，这是导致梁启超1929年1月19日以57岁的壮年逝世的直接原因。对这一重大医疗事故，协和医院医治守口如瓶严格保密，后来为遮人耳目，事故责任人刘瑞恒离开了协和医院。直到几十年后，医学教学在讲授如何从X光片中辨别左右肾时，才举出了这一病例，至此梁启超死因真相大白于天下。”

　　三是刘瑞恒利用权力强行取缔中医，意图灭我中华国粹。请看叙述：

　　“自1929年2月，南京政府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由卫生部副部长刘瑞恒主持，与会17人中没有一位中医。这次会上通过了废止中医案。当中西医之争，由民间讨论走到了以行政手段废止中医的境地时，中医存亡之事就成为了一件有关中华民族文化存亡的政治大事。

　　会上有四个提案。《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中字第14号）、《统一医士登录办法》（生字第22号提案），《制定中医登记年限》（生字第36号），《拟请规定限制中医生及中药材之办法案》（生字第42号）。

　　讨论了一下，通过《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另外给教育部写了个《请明令废止旧医学校案》，综合起来一共有6点：

　　1、 施行旧医登记，给予执照方能营业，登记限期为一年。

　　2、 限五年为期训练旧医，训练终结后，给以证书。无此项证书者停止营业。

　　3、 自1929年为止，旧医满50岁，即不能使用。

　　4、 禁止登报介绍旧医。

　　5、 检查新闻杂志，禁止非科学医学宣传。

　　6、 禁止成立旧医学校。

　　十五年来废旧医，以往都是空谈，现在终于落到实处了。既然与会人员一致同意，刘瑞恒拿着决议给卫生部长薛笃弼，你批一下。薛笃弼根本就不是学医的，你们说什么就是什么了，公布吧。於是国民政府卫生部就公布了废旧医令。”

　　四是刘瑞恒任国民政府高官时，贪污舞弊。请看叙述：

　　“1936年，刘瑞恒经历了他人生的两重天。此前，人称他身兼国民政府十二要职，他是卫生署署长、中央医院院长、军医署署长、中央防疫处处长……，凡是南京国民政府医疗卫生方面的官职，处处可见他的影子，可谓煊赫一时。

　　然而物极必反，自这一年的5月起，南京城内悄悄出现了一份《刘瑞恒舞弊案》的匿名印刷品，分五个部分，分别是引言、有关系的法令、犯罪事实与证据，舆论节录和结论。看得出这起‘倒刘事件’的背后并不单纯。

　　事件的起因源于人事纠纷，刘瑞恒作为军医署署长，为了整顿军医队伍，撤换了几个陆军医院的院长，引起军医们的普遍不安。比较而言，旧时军医来源纷杂，医务水平参差不齐，自不及协和毕业生，但也不能说刘瑞恒此举完全出于公心，毕竟他曾是协和医院院长，有安插私人的嫌疑。

　　于是，有人向监察院举报刘瑞恒贪污。监察院不敢怠慢，派出审计部门到卫生署和中央医院审计核销单据，结果发现，在1934年9月的电话费单据上，刘公馆字样被涂改成卫生署宿舍，进一步调查发现，自1931年卫生署开办起，‘该署历年房租、电话、电灯等费单据，凡注有宿舍字样者，均系署长公馆单据’，到1935年6月止，共计贪污12176元3角6分。对此，刘瑞恒不以为然，他在南京没有官邸，只在南京租住四根杆子的房屋，月租200元以及各项费用，当然应该由政府开支。而审计署穷追不舍，又查出中央医院历年实际开支与账面不符，竟相差十四万八千六百六十余元。

　　接着又有人揭发，外国慈善机关捐助黄河水灾委员会的奎宁丸百万颗，由中央卫生实验处倒卖与中央医院；华北抗日救护委员会积余棉花一千磅，纱布五千磅等物资也由中央卫生实验处开票，倒卖与中央医院。又1932年9月三省剿匪司令部从永年轮抄获吗啡一万两，鸦片二万两交中央卫生实验所，现下落不明。

　　涉及中央卫生实验处副处长金宝善、军医署副署长梅贻琳、中央医院会计主任张鸿绪、前事务主任陶世杰，现事务主任吴康年等，于是审计处分向首都地区法院、最高法院、总检察署及监察院等处提起抗诉。

　　一时间，南京城满城风雨，‘倒刘事件’达到了高潮，凡对刘不满的人物，包括他以前取缔中医，而得罪的中医界人士，有自己出钱印刷宣传品的，有夸大事实真相意图施加压力的，纷纷对刘群起而攻之。法院对此案开庭时，刘瑞恒聘请南京律师狄侃担任他的辩护人，地方法庭开侦查庭九次，刘瑞恒开始拒不出庭，后来迫于压力，到庭两次，对卫生署核销的刘公馆房租水电单据一万两千余元，承认诈领，呈缴国库。

　　侦查结束后，6月由地方法院检查处提起公诉，然而此案始终未开庭审理，因为此案牵涉到的黄河水灾委员会、华北抗日救护委员会、三省剿匪司令部等单位的首长，都不是等闲之辈，他们之间的交易，刘瑞恒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不过是接收和分肥而已，一旦曝光，受影响的远不是刘瑞恒而已。

　　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1937年更是国民政府的多事之秋，舞弊案就此不了了之。”

　　摆出以上正、反双方观点后，谈谈我的看法。

　　首先，现代人看历史、看历史人物，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具备有正确的立场、方法。那就是：全面地了解，客观地评价，历史地分析，绝不能以偏盖全，更不能混淆是非。离开这一点，再说什么也是扯不拢的。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正是看到许多人存在这方面的诟病，短期内又难以克服，为避免失去宝贵的机遇，才下令“不要争论”的。对刘瑞恒的看法与评价，只涉及历史人物，不防碍现实政治，可以敞开争论，但是要有一个“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良好心态。

　　其次，我对刘瑞恒的总体结论是“四个一”，即：一名有为的青年才俊、一位实干的协和医学院领导者、一个国民政府的技术官僚、一生亲美的中国人。

　　一、一名有为的青年才俊。刘瑞恒13岁上北洋大学堂，16岁到美国留学，25岁获哈佛大学医学博士，光看这几条，就让人不得不竖起大拇指。

　　根据现有资料，我们无法了解刘瑞恒的家庭情况，但仅凭他在二十世纪初能上大学这一条，就能判断他的家境不错、经济殷实，不用为吃穿四处奔波。

　　刘瑞恒头脑聪慧、思维敏捷，学习努力更不必说，否则不会在北洋大学堂尚未毕业，就被选送哈佛，一路顺利地获得理科学士、医学博士。

　　扎实的基础教育和新颖的美式教育方法，使刘瑞恒眼界开阔、意气风发。毕业当年，他就毅然回到祖国，开始用掌握的医学知识和技术，努力为积贫积弱的祖国人民服务。一个实际行动比一打纲领还重要，不管刘瑞恒处于何种动机，他能放弃美国的和平环境、优裕生活和先进的科研条件，回到风雷激荡、十分贫穷的祖国，实在是精神可嘉、精神可嘉啊！

　　我们今天，好象还能看见青年刘瑞恒的逼人英气，好象还能感受到他的豪情壮志。

　　二、一位实干的协和医院领导者。1924年，年仅34岁的刘瑞恒出任协和医院代理院长，1926年升任院长，一直干到1928年离任。

　　这期间，我们知道，他除了全面主持医院的医疗、教学、行政管理外，还不忘自己的本行，经常亲自上台，为患者实施外科手术，使开办不久的协和，拥有旺盛的人气和很高的知名度。使当时的世人从中看到，中国人也是有能力的，也同样能管理好现代化的医院！这可以说是刘瑞恒生平中最大的亮点。

　　至于什么他帮助解决了北京郊区出现的疫情、支持医学院兰安生教授开办卫生事务所、组织医学生去冯玉祥部队开展战地实习等，都属他刘瑞恒当院长职责内应尽的职责，没有什么值得应该特别颂扬之处。

　　期间，出现的不准孙中山遗体进协和保存、开刀割错了梁启超的腰子，实属刘瑞恒的“硬伤”。倒底何种原因导致了这两件事，今天人们恐怕已很难得出准确结论。人们试着揣摩：第一件是否因为刘怕担事，不愿意卷进军阀之争惹麻烦？第二件肯定是因为粗疏造成了误把好腰子割掉、病腰子留下的恶果，但老刘这么精明的人，X光片和术前准备都很完备，怎么会造成这一粗疏？这些只能留给朋友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三、一个国民政府的技术官僚。梁启超医疗事故是刘瑞恒人生转折点。粱启超名气超大，这一医疗事故，协和为刘瑞恒整整瞒了几十年，但当时医院的同僚们还是心知肚明的，老刘觉得没脸在协和再混下去，只好另投别处。话说回来，“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当医生的，谁敢保证一辈子不出医疗事故和医疗差错呢？恐怕穿白大褂挂听诊器的，没人敢拍这个胸脯。所以，一次医疗事故不应该否定刘瑞恒。可是，这起事故却成为促使老刘走上弃医从政、蜕变为技术官僚的直接原因。

　　此后三十来年，刘瑞恒任过国民政府许多官职，授过将军军衔，很是风光过一阵。他颇得蒋介石先生和宋美龄女士的欣赏。1934年在“剿共”高潮中，10月24日，蒋、宋从开封乘机抵达北平，在协和住院9天，一直是刘瑞恒陪同并亲自安排体检的，老刘曾严厉警告协和医务人员，绝不允许泄露蒋宋任何信息，否则严惩不怠。11月3日，蒋在得到红军撤出苏区开始长征的密报，才火速离开协和赶回南昌，匆忙中连假牙都忘记带上。至今，协和病案室保留有编号为“0046915”的蒋先生病案，里面只有一页薄薄的病历纸，其中28日、29日两天记录空白，在所有检查项目下只用英文写了“一切正常”几个字。

　　对蒋宋唯一的一次来协和，后人有四种分析，一是宋美龄患有严重的家族遗传性寻麻疹，这个病折磨宋女士多年，发作起来寝食不安，来协和主要是为宋治疗的；二是蒋在办庐山军官训练团期间，因紧张忙碌，经常吃不下饭，还伴有下腹疼痛，随军医生诊断蒋得了肝病，建议他下山检查，来协和主要是蒋先生体检；三是蒋宋想要孩子，蒋早年得过性病，传染过他的第三任妻子陈洁如，现在想要孩子，看看协和有没有什么办法；四是蒋来协和不是体检、治病，而是为掩盖会见一个神秘人物——国民政府行政院北平政务委员会委员长黄郛。伪满州国建立、日本人觊觎华北，形势异常微妙，黄是蒋的把兄弟，在北平与日周旋，蒋的到来是专门与黄商讨对策。但蒋宋来协和的真正知情者，除了当事人，可能只有刘瑞恒了。

　　至于1929年当卫生部副部长的刘瑞恒一手炮制废止中医令、1936年发生的刘瑞恒贪污舞弊案，是他历史上最大的污点。我们在这里先不展开论述。

　　从刘瑞恒的经历中，我们不敢说他是个“官迷”，但还是能够看出，老刘很热衷当官。在任职过程中，他确实督促建立了一些医学教育机构，建立了海港检疫制度，干了不少正事。

　　抗战中，刘瑞恒虽然并没有特别突出的贡献和业绩，但他坚持抗日，积极协调卫勤保障、多方筹措药品、努力争取外援、引进医疗技术人才，为民族解放所做的许多工作必须充分肯定。

　　四、一生亲美的中国人。无庸质疑，对美国的深厚感情是刘瑞恒一生保持的心理情节。1906年至1915年到美国学习、1920年至1921年去美国进修，使老刘具备较高水平的英文能力，能讲一口地道的美式英语。他崇尚美国民主、自由，美国文化和价值观念对他影响了极深的影响。现在，依据手头的资料，我们无法确切得知他的宗教信仰，但我判断刘瑞恒肯定入了基督教，很可能还是在美国入的教会，并成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

　　老刘与蒋宋尤其是宋美龄女士的关系十分密切，蒋先生的保健医生回忆，一段时间里，宋女士的健康他们全不过问，均由刘瑞恒全权负责。如果英语不好、不信基督、不亲美是不可能与宋女士打的如此火热。

　　孙中山在协和医院手术，洋大夫主刀，刘瑞恒是助手。军阀战乱中，老刘拒绝孙先生遗体运回协和保存，重要的原因是秉承美国人建院原则，避免卷入国内政治势力纷争，其核心也是最大限度地维护美国人的利益。

　　1928年后，老刘到南京政府做了官，无论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还是在台十年，刘瑞恒除了事务性工作外，还有一项主要任务，就是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身份影响开展外联，做美国人的工作，从美国人手里弄钱，极力争取美援。

　　1959年刘瑞恒病了，他想到了去美国治疗，最后逝世于具有浓厚情节的美国。

　　刘瑞恒对美国有感情，本无可厚非，谁对给予自己知识、本领和长期生活过的地方没点儿感情呢？！关键是老刘沾染上了哪个年代部分留学欧美知识分子的毛病，洋话洋服洋做派，处处以高等华人自居，看不起祖国文化，看不到人民的伟力，认为祖国一切皆不如人，一切皆须推倒重来。他以后成为取缔中医的急先锋，成为用行政命令阻碍中医发展的第一人，就是最有力的实证。

　　一位哲学家说过，没有成功的人物，只有历史的人物。用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察历史、看待历史人物，才能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从中获得教益，启发人生。对历史人物包括对当前现实中的典型人物，一味的热捧或一味的贬斥，只能达到捧杀或棒杀的结果，除此没有什么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上个世纪的中国部分知识分子，至少有半个来世纪（二十至七十年代）处于坎坷蹉跎之中，空有报国之志，没有报国平台。但刘瑞恒不愁没有条件和舞台，在做学问还是走仕途上，他选择了后者，并且一走永不回头。

　　“观念大于行动，选择重于奋斗”，刘瑞恒选择的人生道路，实属一种悲哀，使中国少了一位令人扼腕的杰出医学科学家，多了一个可有可无的技术官僚。从有限的资料中，我们知道，老刘并没有任何医学发明，也没有开创什么能与他名字相连的医学新技术、新业务，更没有留下什么医学专业的鸿篇巨著，只是当官后挂名出了诸如药典之类的、他自己也并不十分在行的东西。

　　世界上，人是最复杂的。人受客观环境的影响，又在不断地改变客观环境；今天想的可能与明天想的就不一样，早上说的可能与晚上做的也不一样；在不同场合、不同对象，同一人就可能有不同的面孔。坏人不可能事事都坏，好人也不可能时时都好，把人美化成“高大全”不可信，把人丑化为“臭狗屎”也没价值。

　　历史人物总会有其历史功绩，也同样存在历史局限性，人们乐于看到是，对历史人物表述真实、分析到位、评价合理的文章，看到善就是善、恶就是恶的、功就是功、过就是过，有血有肉、生动真实的传记或评介。这就是我不欣赏协和医学院王勇先生《中国近代医学的开创者刘瑞恒先生》这篇文章的原因。

　　现在，谁也没有否认、并且也不能否认刘瑞恒先生做过一些好事，但要知道，“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的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的有益于青年，一贯的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呵！”说这段话的伟人，尽管自己也没能完全达到这一认知，但他所讲的这段话却是评价包括刘瑞恒在内的所有历史人物的一条重要准则。当然，也是时刻提醒每一个活着的、愿意为国家、民族和人民群众贡献聪明才智的人们时刻自律自策的至理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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