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三国演义，我很喜欢诸葛亮；读完资治通鉴，我更喜欢王猛。反复掂量，我还是跟喜欢王猛，因为这才是真正的历史，真正的英雄。虽然我不是非要分个高低上下、非要贬低谁歌颂谁不可，可是我举得我们被虚假的历史蒙蔽好长时间，不得不遗憾地感慨一番。
论功绩，诸葛亮远不能与王猛相比。亮仅在治国、扶夷、连吴等方面有些许之功，而其六出祁山而无寸功及其所造成的连年征战、国库空虚已经能完全抵消了。有人说是诸葛的多次征战才让蜀国灭亡推迟了几十年，但宋人唐庚《三国杂事》中有言“初，孔明说先主以保有荆益，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交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遣上将向宛洛，而将军身出秦川，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孔明始议如此。至是天下宁有变耶，而遽有此举，何哉？”，反而把自己的天险变为自己无法逾越的障碍，造成自己的严重损耗，给曹魏的损耗远远小于自己的，怎么会推迟？而景略，治国则“关陇清晏，百姓丰乐”（《晋书·王猛传》），治军则平凉定燕，其文治武功都是世所难匹的。其中定燕功最无可匹，以不足六万卒破前燕三十万大军于潞川，继而长驱直取邺都，擒燕主，俘大臣，一举彻底摧毁了前燕。想那慕容皝、慕容恪几世辛劳顷刻间化为乌有，慕容俊欲会百万大军南下牧马的千秋豪气也随之灰飞烟灭，而前秦则迅速壮大继而统一北方，成为继前赵石勒后的又一霸主，千秋功业谁可比？
论才干，王猛丝毫不逊色于诸葛亮。在行政，亮在建权制、扶百姓方面有可言之才，产生过实际的作用。但说到治国而人民殷实富裕，恐怕比中原地区的曹魏好不了多少。而益州本是汉末最稳定最富裕的一个大州，恢复生产本应很快很容易的，本就不需做多大才干就能做好的。而王猛，处豪右，课农桑，兴教育，拔贤才，使得北方经济在经八王之乱后80年内出现了第二次复苏，人民也过上了短暂的安居乐业的生活。而这种经过几十年的动乱后，不是大才大干大智之人是不能实现经济的复苏社会稳定的，景略却实现了。在治军，诸葛虽有《将苑》，但实际的军功没有几许，使得一向偏袒老上司的陈寿也只能无奈的叹息“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也”（《三国志·蜀书卷五·诸葛亮传第五》）。的确，连审时度势、谋而后动、动若蛟龙都未仔细参详，想以谨慎成事，又岂能成事，岂能于景略相比。在智谋，由于诸葛的神化，诸葛亮集遗失，使得真实的不可考，除了隆中对、出师表中的实在不多，其他如空城计、舌战群儒、骂死王朗、草船借箭之类的又都俱不可信，所以还是不多的，且也未见高明，人家鲁肃的"隆中对"就不见得差。而景略有借刀杀人之除慕容令（见《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二》），使得英雄一世的慕容垂辛苦半生建下的江山因无贤子而转瞬消亡；有勿南下、防拓跋、定内乱等等，其中没有一个不是上好计策，丝毫不逊色于诸葛亮。
论君臣关系，诸葛亮更是远远不如。诸葛亮虽有千古传世的三顾茅庐，而其亲任给权则有其名无其实，采纳的建议也是聊聊无几，而且到临死托孤还拉个李严为副，到底是何居心，相知多少；对于后主，更是弗如，所以易中天有如此君臣。而且在诸葛亮的专权下，后主基本上没有过实权，形成了“事无巨细，咸决于丞相”、府中高于宫中的局面，所以才会出现陈祗、黄皓之流，所以死后才会有人上书请求抄家灭族。不禁让人想到，到底是阿斗扶不起还是丞相才及于此。而苻坚对王猛，则是任何君臣都无法比拟的放权任人，形成了事多决于丞相而勿需报；对于稍微诋毁景略的大臣更是非贬既杀（苻坚很少杀人，很多次谋反主谋都是赦免了的），为其立威如是；教太子均是待猛如待吾，基本上形成了王猛就是苻坚的代言人。“其年寝疾，坚亲祈南北郊、宗庙、社稷，分遣侍臣祷河岳诸祀，靡不周备。猛疾未瘳，乃大赦其境内殊死已下。猛疾甚，因上疏谢恩，并言时政，多所弘益。坚览之流涕，悲恸左右。”（《晋书·卷一百十四·载记第十四），这才是历史上少有的知遇之恩，非玄德之三顾草庐所能比拟。另外，王猛的岁内五迁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是众多人臣只羡慕而不能达到的。后虽有破燕后举十万之众稳燕，有司马昭之待钟会的嫌疑，但燕非蜀可比，而猛带军六万且死伤不少，已经不足以固城防，慑豪强，何况还要防拓跋氏之顺水摸鱼。
论公正，诸葛亮更是不足。陈寿虽有“雠必赏，亲必罚”，但毫无实例根据可言，反而刘封惨死，魏延压郁，李严惶恐，廖立怏怏，而诸人均无大过（见《三国志·蜀书十·刘彭廖李刘魏杨传第十》）；反而姜维好功，杨仪狷狭，子瞻无才而并皆贵重，令世人不得不思索一番。再看王猛，所打击压制过的仅慕容垂一人，而慕容垂本有不臣心，终不可制，且其为前燕王子，可敬不可用也，且后来的事实也证实了王猛防范慕容是正确的。对邓羌更是纳其阵前护下欲攻而无上、战时高卧索官而无法之罪，而惜其勇猛破敌之功，为其求司隶校尉（监察长）之职。这种不以不遵己而生嫌，不以犯法而毁功，非有大公大正之心是不能拥有的，岂是诸葛可比。
论个人道德，诸葛亮也不见得比景略好。虽有众多文人墨客不住的为其歌功颂德，歌颂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为国精神。但是这也不过是与文人墨客不得志的“共鸣”而已，而且这种为国精神又不禁让我们想到东晋的众多名将如桓温、刘寄奴等，特别是天下未有变而遽有此举，不禁让人问下为什么。还有《三国杂事》中记载，“章武三年四月，先主崩于永安宫。五月，后主袭位于成都，改元建兴。人君继体，逾年改元。而章武三年五月改为建兴，此陈寿所以短孔明也”。而且最近也出现了一批的否认诸葛亮的学者，不得不让人深思真是的历史，对他也有一个教新的认识和评价。而王猛，有抓虱论形势，有霸上讽桓温，有“细事不干其虑，自不参其神契，略不与交通，是以浮华之士咸轻而笑之，猛悠然自得，不以屑怀。”（《晋书·卷一百十四·载记第十四）。而这种庄子的逍遥精神非有至善至德是不能拥有的。对苻坚的知遇之恩涌泉相报，对东晋也存众多怜悯，所以不能以叛国者定之，要知道大爱是无疆的。
而今，诸葛为神，景略无闻，惜哉！其中不乏人民理想，统治者别有用心，文人同其共鸣的因素，但是客观的唯物主义还是让我们想了解真实的历史，了解真实的人，我们也不想永远生活在别人虚假的历史当中，特别是关于某些所谓的伟大领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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