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是西汉末年形成的经学研究中的两个派别。所谓“今文”和“古文”，最初只是指两种字体。“今文”指的是汉代通行的隶书，“古文”指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的古文字。传授经典的学者，所持底本是用战国时古字写的即为“古文家”，用隶书写的便是“今文家”。
“今文家”和“古文家”的相互对立，是从西汉哀帝时开始的。成帝时，刘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 (引自《汉书•楚元王传》)，认为左丘明与孔子好恶相同并亲见孔子，故《春秋左氏传》比以后世口说为据的《公羊》、《谷梁》更为可信，于是引《左传》解释《春秋》。哀帝建平元年(前6)，刘歆又在今文诸经立于学官并置博士的情况下，作《移让太常博士书》，争立古文经传于学官。但因为在西汉朝廷中，不仅担任教职的太常博士都是今文家，就连那些达官显宦也都是通过学今文经而得官的，因此，刘歆的要求遭到诸儒博士的反对，未能成功。也因为此，才有派别含义的“古文”名称。而“今文”则是由于古文家独树一帜，迫使原有经师结成一派之后，到东汉时才出现的名称，它是古文经师加给立于学官的经书、经说和经师的。
经今古文学之争虽始于西汉末年，但其争斗的高峰却在东汉。而在这场斗争中，却是古文经学日益抬头，在民间流传甚广，并逐渐占据优势。直至郑学起，经今古文才。趋近混于一同。到清末，以皮锡瑞、康有为为代表的今文经学，与以章太炎、刘师培为代表的古文经学，又形成了近代的今古文经学之争。时起时伏的今文古文经学之争，影响到了二千年左右的不少学术领域，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在经书的字体、文字、篇章等形式上，在经书中重要的名物、制度、解说等内容上都不相同。今文经学近于哲学，强调“经世致用”;古文经学近于史学，讲究考据。在东汉，两者之间还有有神论与无神论、政治与学术的区别。但从纯学术的观点来看，今文经说有异说，古文经学中也有异说，谁也不能算解释五经的权威，更不能说谁得了孔子的真传。
今古文经的区别大致有下列几点：
一、今文经学以六经皆孔子所作，系托古改制之书;古文经则以六经皆史。
二、今文经学家崇奉孔子，认为孔子为政治家、哲学家;古文经则崇奉周公。
三、今文经学家信纬书，讲微言大义;古文经学家斥纬书荒诞，谓六经皆史，主考据。
东汉时期，经今古文学的争论，其实质问题是谁是经学的正统和如何统一经学的思想。今文经学既已立于学官，士子也依赖学习今文经入仕，朝臣又通过学习今文经而获位，因此古文经学很难得到社会的认可。学术一旦跟政治利益结合起来，学术问题也就成为政治问题了。正因为此，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由单纯的对书籍本身的不同看法，扩大到了学术思想、学派体系、政治观念和社会地位等诸方面，几乎贯穿了整个漫长的封建社会，不仅对经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今古经学纷争
用先秦六国的文字“古文”书写的儒家经书称为古文经，训释、研究古文经的学问称为古文经学。
今古经学产生原因
秦始皇焚书时，六经、诸子都被焚毁
汉朝学者传习的经书，大都是用“隶书”书写的，称今文经。但是以后在山崖屋壁陆续发现了一些被埋藏的儒家经书。例如，汉景帝时，鲁恭王刘馀从孔子旧宅壁中发现古文经传，得《尚书》、《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又例如，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从民间得到不少古文先秦旧书，有《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等，并在他自己的王国里为《毛诗》、《左氏春秋》立博士。《毛诗》、《左氏春秋》也属古文。汉宣帝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都是古文。这些古文经传，都藏于汉朝的秘府，不立官学，只是民间学者私相传习而已。
历代今古经学纷争
西汉末年
汉哀帝时，刘歆领校秘书，发现古文经不但文字与当时立于学官的博士本有异，而且有的博士本定为今文经。他指责今文经为秦代焚书之余，残阙不全。基于此，刘歆请立古文经《毛诗》、《左传》、逸《礼》于学官。因遭到太常博士群起反对，刘歆离开京都。这是今古文经学的第一次重要争论。
西汉末，王莽欲篡权，提出“王田”的主张，要将土地收归国有，利用《周礼》关于井田制的说法，以为现论依据。《周礼》属古文经，古文经学地位因得以提高。平帝时，立五个古文博士，以与今文经学对抗。
东汉初 东汉初，刘秀利用谶语巩固政权，即位后，倡今文，废古文。谶纬之风影响了东汉经学的今古两派。
东汉光武帝立今文经十四博士，再次确立今文经学在官学中的统治地位。但是尚书令韩歆上疏，欲为古文《费氏易》、《左氏春秋》置博士。博士范升反对，与韩歆等争论，并奏《左氏》错失十四事，不可采三十一事。学者陈元上书与范升辩论，认为左丘明亲受业于孔子，其书弘美，宜立博士，书凡十馀上。
光武帝乃立《左氏》博士，诸儒议论喧哗，从公卿以下，多次在朝廷上争论，终于又被罢废。汉章帝时，贾逵(公元 30～101)作《长义》四十一条，说“《公羊》理短，《左氏》理长”，为古文经张目。博士李育乃作《难左氏义》四十一事，以《公羊》难逵。这是今古文经学的又一次重要争论。
汉章帝赞同贾逵的主张，诏诸儒选高材生从逵受《左氏》、《谷梁》、《古文尚书》、《毛诗》，四经遂行于世。东汉马融(公元79～166)以古学授郑玄，玄遍注群经，于是郑、贾之学流行数百年，为诸儒所宗。
东汉中叶后
中叶以后，古文经学压倒今文经学，著名古文经学大师如大卫宏、贾逵、马融、许慎等，以学术取高官。或有门弟子几千人，势力极盛。古文经学斥责今文经学附会谶纬的妖妄，强调文字训诂对于治经的重要性。为了准确解释儒家经书，古文经学者对文字、音韵、训诂作了精深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学术观点，撰为著述，如齐歆认为“六书”是汉字造字的基本法则，扬雄著《方言》，许慎著《说文解字》等，皆有相当程度的科学性，至今仍为理解古代文化典籍的钥匙，受到学者的重视。至东汉末，儒学大师郑玄以古文经学为宗，兼采今文之说，综合两派，遍注群经，成为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
唐宋
唐代，太宗诏使国子祭酒孔颖达统一异说纷纭的南北经说，撰定《五经正义》一百八十卷，使明经取学者屏弃今古文的门户之见，自出亲意，宋人抛开旧注，直接往经文中寻求义理，敢于怀疑和独立思考，遂成为“宋学”。明代经学衰弱，少有建树。
清代
直至清代，乾嘉学者所用方法，称为“汉学”、“朴学”，无论吴派、皖派、扬州学派，皆与古文经学为近。惟常州学派上承汉代的今文经学，依据《公羊传》及董仲舒、何休等人著作，借阐发孔子“微言大义”表达自己的历史哲学和政治态度，影响及于龚自珍、魏源、康有为等思想家。
近代章太炎是古文经学的著名大师。 古文经学的特点是讲文字训诂，明典章制度，研究经文本身的涵义，不讲“非常疑义可怪之论”及“阴阳灾异”。
古人以后，经学今古文之争遂告结束。然作为不同的治学方法与对待古代思想文化典籍的不同态度，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的影响并未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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