壶说《红楼梦》:《石头记》写作时间是在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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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头记》是明朝小说,和清朝历史完全没有关系。

  《石头记》的写作时间非常重要。以往很多研究者往往就是在这一点上误入歧途。

  不是乾隆年间亲历亲述  

  《石头记》为曹雪芹亲历亲述,而且脂砚斋评点时曹雪芹还在世。

  乾隆皇帝看了《石头记》之后说,这个书写的是康熙年间明珠家的事。乾隆皇帝这个判断给出两个信息,这书写的事情不是曹寅家的事情,不是乾隆年间的事情,时间上更早。这就完全推翻了曹雪芹是曹寅家的人以及在乾隆年间亲历亲述写作《石头记》的可能性。如果清朝乾隆时期有人叫做曹雪芹,纯属巧合同名,和《石头记》毫无关系,不可能是《石头记》作者。

  《石头记》 第七十五回庚辰脂砚斋批:

  乾隆二十一年五月初七日对清。缺中秋诗,俟雪芹。

  乾隆二十一年是1756年。

  这里应该分成两句。

  「乾隆二十一年五月初七日对清。」是后来的抄写者的时间记录。

  「缺中秋诗,俟雪芹。」是脂砚斋在很久以前做的批语。

  庚辰秋月定本的庚辰是哪一年?不可能是乾隆二十五年庚辰1760年,只可能是康熙三十九年庚辰(1700),或者之前的明崇祯十三年庚辰(1640)。

  如果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是1754年,乾隆十九年甲戌。脂砚斋抄完后再将钞本流传出来,形成多种钞本的时间会很长,那么抄书人于1756年乾隆二十一年丙子年,怎么就能拿到多个钞本进行对清呢?结论是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甲戌不是1754年,至少是60年之前的1694年,甚至是120年之前的1634年才合理。

  畸笏叟甲戌眉批: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余常哭芹,泪亦待尽。每思觅青埂峰再问石兄,奈不遇癞头和尚何!怅怅!今而后惟愿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是书何幸,余二人亦大快遂心于九泉矣。甲午八月泪笔。

  此处批语作者是畸笏叟,时间是1654年甲午,八月泪笔之后畸笏叟逝世。畸笏叟即是林黛玉,原型林宠(1585--1754)。

  1754年,乾隆十九年甲戌,脂砚斋第五次批点定稿成书。

  1756年,乾隆二十一年丙子,抄写。

  1774年,乾隆三十九年甲午,八月,畸笏叟又作批点泪笔。

  甲戌眉批,不管作者是否脂砚斋。这个时间表都不能成立。1756年的抄写者不可能看得到1774年的批语并抄写到1754年已经定稿的书里。甲午八月的批语只能批于1756年之前,1714年,或者1654年。

  《石头记》不避讳永琏

  《石头记》不是成书于乾隆年间也有证据。乾隆三年(1738),皇太子永琏去世。《清史稿》载,乾隆皇帝命避「琏」字讳。如果《红楼梦》成书于乾隆年间,作者怎敢将书中不堪的人物「贾二爷」取名贾琏。难道作者不怕招惹杀身之祸么?

  《石头记》不避讳永琏,说明《石头记》写作于乾隆三年(1738)之前。

  不避讳宝亲王

  鸳鸯拒绝嫁给贾赦,并发誓说,就是「宝天王」、「宝皇帝」我也不嫁。弘历登基前被封「宝亲王」。《石头记》辱骂宝亲王即辱骂当今皇帝,不可能写作于乾隆时期。

  不避讳祯

  《石头记》第十五回:赖藩郡余祯。

  祯、禛都是雍正、乾隆重要避讳字。事因雍正帝胤禛,参与争夺地位的胤祯。《石头记》不避讳祯,可见写作于雍正即位之前。

  不避孔丘

  雍正三年(1725),清朝下令丘为孔丘专用,就连丘姓也改为邱。

  《石头记》中丘壑、邱壑混用,不避孔丘名讳,可见《石头记》写作于雍正三年之前。

  《石头记》写作于康熙之前

  《石头记》出现,清政府以为内容排满而查禁,查禁之后流传规模更小。《石头记》以极小的流传规模而为大众所知,需要很长的时间。假设《石头记》写作于乾隆时期,在被查禁的情况下,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形成大规模流传,需要耗费的缓冲时间不够。《石头记》在乾隆时期之前一直没有公开印刷出版,到乾隆时期实现大规模流传,在这之前应该有一个小规模的流传时期,这个时间短则几十年,长则可能上百年。《石头记》出现于康熙时期,写作于康熙之前,这个时间的判断更为合理。

  玄墓山不避康熙讳

  《石头记》第四十一回:妙玉说:「这是五年前我在玄墓蟠香寺住着,收的梅花上的雪。」

  玄墓山位于江苏省苏州市光福镇西南部。明《姑苏志》记载:玄墓山,相传郁泰玄葬此,故名。康熙时期,因玄墓犯了康熙玄烨的忌讳,被改为元墓山。「玄墓山」已经改为「元墓山」,但《石頭記》却还是继续使用「玄墓山」。妙玉就在玄墓蟠香寺出家为尼。

  这里妙玉提到的「玄墓」是指苏州玄墓山。1661年,名为玄烨的康熙皇帝登基继位,该山遂更名为元墓山。该山更名后,新写的书籍和文章在提到该山时都要按规定使用元墓一词,但该山更名之前的旧写书籍是可以仍然使用「玄墓」字样的,仅需要将玄字作缺笔避讳处理即可。1662年,永历政权覆灭,朱明王朝终结。作者在书中使用旧名「玄墓」,而不使用新名「元墓」,这说明作者在1661年该山更名为元墓之前、在1662年朱明王朝终结之前已然记事。

  玄墓山不避康熙諱,說明《石頭記》寫作的時候還沒有這個忌諱,如果有了而不避諱是不可想象的。

  參考资料:朱光东:玄墓山——压垮曹学的最后一根稻草?

  南方周末2019年6月17日发表作者贾寒士的文章「《红楼梦》作者应生活在明末」。

  康熙严令禁毁小说

  《石头记》写作于康熙时期的几率较小。清圣祖康熙曾严令禁毁小说。《石头记》作者不敢顶风作案写小说,文内还写「骚达子」这样大逆不道的词语。

  清圣祖康熙曾严令禁毁小说。「康熙五十三年(1714)四月,谕礼部:朕惟治天下以人心风俗为本,欲正人心,正风俗,必崇尚经学,而严绝非圣之书,此不易之理也。近见坊间多卖小说淫辞,荒唐鄙理,殊非正理。不但诱惑愚民,即缙绅士子,未免游目而盅心焉。所关于风俗者非细,应即通行严禁。其书作何销毁,市卖者作何问罪,著九卿詹事科道会议具奏。寻议定凡坊间肆市卖一应小说淫辞,在内交与八旗都统都察院顺天府,在外交与督抚转行所属文武官弁,严查禁绝。将版与书一并尽销毁。如仍行造作刻印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里,市卖者杖一百徒三年。该管官不行查出者,初次罚俸六个月,二次罚俸一年,三次降一级调用。」自乾隆中叶以后托于海宇承平,禁例稍宽,然小说作者仍不免心有余悸。

  写作于1716年《康熙字典》问世之前

  《石头记》甲戌本脂砚斋评语两次引用了《偕声字笺》,而不是《康熙字典》。庚辰本也引用一次。

  姥:「音老,出《谐声字笺》。称呼毕肖。」

  逛:「音光,去声。游也。出《谐声字笺》。」

  《偕声字笺》即《谐声品字笺》。出版于康熙十六年(1677),钱塘人虞德升纂,收字19843个。虞德升的父亲创作了《谐声品字笺》初稿,因此《谐声品字笺》初稿问世时间更早,脂砚斋作《石头记》评语时有可能看到的是《谐声品字笺》的初稿。

  《康熙字典》出版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谐声品字笺》在康熙时期较有影响,《康熙字典》则更为流行,家喻户晓。脂砚斋不引用《康熙字典》而去引用古老生僻的《谐声品字笺》,是很奇怪的。原因很简单,只能解释为当时还没有《康熙字典》。

  可见《石头记》写作于1716年《康熙字典》问世之前。

  写于1660年文字狱兴起之前

  清朝入关之后,文字狱严酷。《石头记》里面没有直接抨击满清,但是耶律雄奴之类犯忌讳的文字,朱红等符号极多,不可能产生于文字狱严酷的时期,只能在此之前。   

  清初第一场文字狱是1660年的「张晋彦案」。顺治在其文章里发现一句「将明之才」,认为这话诡谲暧昧难以解释。那么就不要解释了,直接斩首。    

  《石头记》写作于1660年文字狱兴起之前。

  写作时处于明清之际

  《石头记》书中历史事件的时间下限是1642年,明朝崇祯十五年。

  《石头记》的作者徐兴公(1570-1642)正好死于1642年。

  《石头记》的内容,如果排满,就应该写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清兵入关之后干的众多坏事。但是《石头记》完全没有涉及这些事情。唯一涉及满清的是女将军林四娘的故事,那是明朝1642年的事情。   

  《石头记》第七十八回姽婳将军林四娘的故事发生在明末,流贼余党围攻青州,是指崇祯十五年壬午年(1642)冬至次年春,清兵入山东,数次围攻青州,在这次青州危机中,衡王曾起过关键性的作用。  

  《石头记》的内容,如果没有写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清兵入关之后干的众多坏事。只能解释为写作当时这些事情还没有发生,或者正在发生,作者还没有来得及写入书中。   

  明清之际有很多重大历史事件,很多作家都很快作为文学题材写作。  

  1651年,顺治八年辛卯。董小宛死。冒襄作散文《影梅庵忆语》。

  1652年,顺治九年壬辰。吴伟业作诗歌《圆圆曲》。

  1699年,康熙三十八年。孔尚任作戏曲《桃花扇》。  

  《石头记》没有涉及陈圆圆等,只能解释为作者存在时间在吴伟业之前,陈圆圆等事件来不及写入书中。

  南直隶只有明朝才使用

  南方周末2019年6月17日发表作者贾寒士的文章「《红楼梦》作者应生活在明末」。贾寒士认为:「写出南直召祸之实病」,《红楼梦》钞本第一回里这条批语的意思是「写出南京一带遇到祸事的本质原因」。「南直」是一个仅在明朝使用的专属称谓,在1645年便被废除而不再使用。写下批语之人能在作批时使用「南直」这个被废弃的旧名号,说明他应该在1645年以前已经出生并记事。

  根据前两个信息点,可以确定一条脉络线,那就是奇书的作者和该作批读者都曾生活在朱明王朝终结之前的时代,并不会出生于1661年康熙继位之后。

  应天府

  贾雨村授应天府,即南京,应天府是明朝称呼,清朝改为江宁府。南明弘光元年(1645),清军占领江南,改应天府为江宁府。《石头记》作于1645年之前。

  江宁府

  薛蟠,出生于江宁府。清朝改南京为江宁府,有人认为这是《石头记》写于清朝的证据,但是不能成立。

  江宁府是南京在南唐、北宋、南宋初年、清朝时期存在的一个建制,治所在江宁县和上元县。也就是说,清朝之前,南京也可以称为江宁府。

  明朝官位世袭制度

  《石头记》第三回:林如海言:「大内兄现袭一等将军之职,名赦,字恩侯。」

  清朝世袭制度每一代比上一代降一级,如果贾赦是清朝人,就不可能世袭成为一等将军,而是降为二等将军。只有在明朝,贾赦才有可能世袭成为一等将军。

  明朝的官职巡盐御史

  林黛玉的父亲林如海被皇帝钦点为巡盐御史,这是明朝的官职。清朝没有巡盐御史,地方盐官也不经过皇帝任命。

  长安是明朝对北京的称呼

  《石头记》凡例:书中凡写长安,在文人笔墨之间则从古之称,凡愚夫妇儿女子家常口角则曰「中京」,是不欲着迹于方向也。盖天子之邦,亦当以中为尊,特避其「东南西北」四字样也。

  明朝万历年间人蒋一葵《长安客话》,长安即是北京。

  明朝有北京、南京和中都临濠。

  《石头记》凡例说,刻意回避东南西北的京城,正好说明《石头记》写作的时候,有北京和南京。

  明朝的太监

  《石头记》描写了明朝太监所拥有的特权,作威作福,为所欲为。

  《石头记》第十三回:大明宫掌宫内相戴权,先备了祭礼遣人来,次后坐了大轿,打伞呜锣,亲来上祭。

  脂砚斋批:画尽阉官口吻。

  阉官出宫、干政,这种情景只能出现在明朝,清朝严禁太监干政,严格管制太监出宫。

  脂砚斋说,《石头记》是「半世亲睹亲闻」,是石头「亲自经历的一段陈迹故事」,写的都是作者亲身经历的事情,事情发生在明朝,作者当然也就生活在明朝。清朝太监绝对不出宫,《石头记》作者、脂砚斋亲眼见到明朝太监出宫,足以证明《石头记》作者、脂砚斋绝对不是清朝人,而是明朝人。

  明朝的服装

  《石头记》人物服饰多属明式,这已为许多学者所确认。第一回写贾雨村乌帽猩袍,是明朝官服。贾宝玉、北静王水溶穿的都是明朝衣服。大观园的女性都着裙装,清朝女性不穿裙装。

  参考资料:胡淑芳:《风月宝鉴》为明人旧稿试论

  西洋钟表式样证明《石头记》写于1658年之前

  有人认为,《石头记》所写西洋钟表是清朝传入中国的,明朝没有西洋钟表。

  明万历九年(1581),耶稣会士意大利人罗明坚(Michel Ruggieri,1543-1607)首次将西洋自鸣钟带入广州。后他将钟的刻度由二十四小时制改为中国的十二时辰制,每天分成一百刻。与中国传统计时器相比,它结构紧凑,尺寸较小,准确精巧,使用方便。十七世纪自鸣钟不断输入中国,颇受欢迎。明末已有中国人仿制。

  明 谢肇淛 《五杂阻·天部二》:“西僧利玛竇 有自鸣鐘,中设机关,每遇一时輒鸣。”

  利玛窦在到达北京之前,在南京停留,并举行钟表展,当时在江南任职的冯时可和顾起元因此接触到了自鸣钟。

  冯时可说自鸣钟:“西人利玛窦有自鸣钟,仅如小香盒,精金为之。一日十二时,凡十二次鸣。”(《篷窗续录》)。顾起元似已初步掌握了自鸣钟的工作原理:“以铁为之,丝绳交络,悬于 ,轮转上下,戛戛不停,应时击钟有声。”(《客座赘语》)

  自鸣钟并非如我们所想象的那样,一开始就很准。按照《中国近代机械计时器的早期发展》(戴念祖)的说法,明朝阶段,耶稣会带入中国的自鸣钟是中世纪重锤驱动钟的改良品种,日误差15分钟以上。从1658年开始(清顺治十五年)传入中国的钟表可能为误差较小的惠更斯型。

  欧洲最早的重锤式机械钟,这也是欧洲最早的一种依靠擒纵装置进行守时的计时器。这种钟以一个重锤提供驱动力,悬挂重锤的绳子缠绕在一根轴上。

  重锤式机械钟,下面悬挂一个重锤,形状就像秤砣。《石头记》刘姥姥看到的西洋钟表就是这种。

  惠更斯型不用重锤,用连接在一起的摆轴和摆锤,形状不是秤砣。《石头记》的西洋钟表不是这种。

  西洋钟表式样证明,石头记写作于惠更斯型传入之前,也就是1658年之前。

  运动方式也能看出来。石头记里面的重锤式机械钟,是乱晃的。惠更斯型是非常规则的左右摇摆。

  自鸣钟在民间还受到工匠的仿制。据明周亮工《闽小记》卷1载“闽中绝技”有“龙溪孙孺理一寸许之自鸣钟”,小到仅有一寸多,可谓极造化之工巧,出于西洋而超越西洋。

  有人认为,1681年(康熙二十年)前后,带擒纵器和发条(或游丝)的准点钟表才在中华帝国现身。《石头记》的表是这种准点钟表的判断也有可能是不对的。

  徐兴公去过海澄,有诗为证。买了钟表,写入了《石头记》也合理。

  清朝禁止使用鹅黄

  清朝除了皇上其他人禁止使用鹅黄。《石头记》中大量使用鹅黄,证明《石头记》是写作于明朝的小说。

  雍正《大清会典》卷六四、礼部八、第十四页称:顺治九年四月癸丑定制,「禁和硕亲王以下及官民人等…衣物、辫襚(系辫稍之线)、镶边,擅用鹅黄、柳黄色。」

  年羹尧九十二条大罪中即有年羹尧擅用「鹅黄小刀荷包」一罪,为僭越死罪。「弘晳大逆案」中,乾隆指责弘晳的罪状之一为:「(弘晳)乃制鹅黄肩舆一乘以进,朕若不受,伊即将留以自用矣。」

  《石头记》第五回:纤腰之楚楚兮,回风舞雪,珠翠之辉辉兮,满额鹅黄。

  《石头记》第十八回 :一队队过完,后面方是八个太监,抬着一顶金顶鹅黄绣凤銮舆,缓缓行来。贾母等连忙跪下。

  《石头记》第二十九回:「是当日荣国公的替身,曾经先皇御口亲呼为‘大幻仙人’」的张道士跟凤姐要鹅黄缎子。

  说毕, 只见凤姐儿笑道:"张爷爷,我们丫头的寄名符儿你也不换去。前儿亏你还有那么大脸, 打发人和我要鹅黄缎子去!要不给你,又恐怕你那老脸上过不去。"张道士呵呵大笑。

  《石头记》第三十四回:宝玉被父亲鞭挞,卧床难起,袭人于王夫人处取香露给宝玉吃。

  袭人看时,只见两个玻璃小瓶,却有三寸大小,上面螺丝银盖,鹅黄笺上写着"木樨清露",那一个写着"玫瑰清露"袭人笑道:「好金贵东西!这么个小瓶子,能有多少?"王夫人道:「那是进上的,你没看见鹅黄笺子?你好生替他收着,别糟踏了。」

  《石头记》第四十九回:一时史湘云来了,穿着贾母与他的一件貂鼠脑袋面子大毛黑灰鼠里子里外发烧大褂子, 头上带着一顶挖云鹅黄片金里大红猩猩毡昭君套,又围着大貂鼠风领。

  明朝的缠足

  《石头记》第七十回:那晴雯只穿葱绿院绸小袄,红小衣,红睡鞋,

  《清稗类钞-服饰》:睡鞋,缠足妇女所著以就寝者。

  可见晴雯是缠足的。

  《石头记》第六十九回,贾母特意叫尤二姐提起裙子,細看尤二姐缠足的小脚。

  黛玉「行动处似弱柳扶风」,宝钗戏蝶「香汗淋漓,娇喘细细」,都是小足女子,只有傻大姐是「两只大脚作粗活简便爽利」。

  缠足是明朝时尚,旗人善骑射,八旗妇女尚天足,嘉庆皇帝下令禁止缠足,《石头记》的缠足不可能发生在清朝贵族中。

  明朝的土地

  《石头记》写到贾府的庄田,显示当时土地高度集中,是明朝末年的状况。

  满清贵族入主中原之后,对土地进行了重新分配,相对均衡,不会像《石头记》描写的那样完全失衡,难以形成《石头记》所描写的那样大面积土地集中。

  明朝小说的写作风格

  吴世昌说,从《石头记》前二十回中的许多风月故事看,作者似乎未能摆脱明季文人好谈闺筛秽闻的恶习。以「风月宝鉴」警戒沉沦于色欲之中的世俗众生亦与明季小说《金瓶梅》等「曲尽人间丑态」,「盖为世戒」的意图相同。《石头记》前半部的文字比较老式,有许多半文半白的对话,如林如海与贾雨村的谈话。又有旧话本小说传统作风,如警幻仙子出场时用赋体来介绍她的美貌与风韵,贾瑞初遇凤姐时用骈文来描写会芳园的风景,而尤其显著的是,头二十回中平均每两回就有一个风月故事。这也是明代末期小说的流行时尚和典型特征。

  袁于令的戏曲《西楼记》

  《石头记》第五十三回:此时唱的《西楼·楼会》。

  袁于令(1592-1672)的《西楼记》是明朝末年新出流行的戏曲,《石头记》创作时间应该与之相去不远。袁于令还曾经专程来福州和曹学佺、徐兴公等人见面,送上新出版的《心史》。

  《石头记》中演出戏曲不是洪升写的《长生殿》

  《石头记》中演出了戏曲《长生殿》乞巧一出。有人认为,这是清朝洪升(1645-1704)写的《长生殿》。

  写唐明皇故事的戏曲《长生殿》有很多。清徐麟《长生殿序》:“元人多咏马嵬事,自丹丘先生《开元遗事》外,其余编入院本者,毋虑十数家,而白仁甫《梧桐雨》剧最著。”

  洪升写的《长生殿》,其中没有乞巧一出。《石头记》演出的《长生殿》不是洪升写的《长生殿》。《石头记》中演出的是白朴(1226-约1306)的元杂剧《唐明皇秋夜梧桐雨》,有乞巧一出。元杂剧四大悲剧之一。

  太祖皇帝仿舜巡

  《石头记》第十六回贾元春才选凤藻宫秦鲸卿夭逝黄泉路:

  说起当年太祖皇帝仿舜巡的故事,比一部书还热闹,

  把银子都花的像倘海水似的!

  凭是世上所有的,没有不是堆山塞海的,‘罪过可惜’四个字竟顾不得了。

  也不过拿着皇帝家的银子往皇帝身上使罢了!谁家有那些钱买这个虚热闹去?

  持乾隆曹雪芹作者的人,认为这是写康熙皇帝南巡江南的故事。但是其中有疑问。《石头记》是小说,不是历史,不能用历史的巧合来对应小说,以为有几个细节巧合,结果就会错误地认为小说写得是清朝的历史。如果我们拿《石头记》去对照唐朝、宋朝的历史,也可以找到很多巧合,是否可以证明《石头记》创作于唐朝、宋朝?当然不能。这就反过来证明因为几个细节的巧合就认为《石头记》写的是清朝历史的思维方法的荒谬。

  《石头记》作者是明朝人,此处有可能是影射批评福王就藩铺张浪费的事情。谢肈淛护送福王就藩,沿路记其所闻,谢肈淛、徐兴公和曹学佺都反对福王就藩铺张浪费。

  《石头记》写作时间距离唐伯虎不远

  《石头记》第二回:贾雨村提到近日之倪云林、唐伯虎、祝枝山,说明《石头记》写作于明朝。

  袁枚认为《石头记》成书已有百年

  袁枚:雪芹者,曹楝亭织造之嗣君也,相隔已百年矣。

  袁枚(1716-1798)认为《石头记》写作于康熙年间,成书已经有一百年了。袁枚对于雪芹是曹楝亭织造之嗣君的判断是错误的,但是对于成书时间的判断可以作为参考。

  「快绿怡红」石印章

  周汝昌于1954年夏在北京隆福寺故物摊上,曾购得一枚石印章,印章上刊阴文「快绿怡红」四字。此「快绿怡红」石印章从篆刻风格看,纯是明末清初时代的意法,完全看不象乾隆年间丁敬身、邓石如等那些后起流派的影响,应该是明末清初时期之故物无疑。

  周汝昌《「怡红」石印章》:石章一方,质地为淡黄寿山,正方(边长二.八厘米),制作仿古玺印型,体甚匾(厚仅〇.八厘米,连纽通高一.八厘米),上有竖纽,穿孔以「贯绶」。刊阴文四字,文曰「快绿怡红」。

  「快绿怡红」石印章也是用寿山石刻成的。寿山石只出自福州市晋安区寿山乡,全世界其他地方都没有。

  「快绿怡红」石印章应该就是曹学佺或者徐兴公刻的。

  明代的脂砚

  现存的脂砚上面有明代王穉登(1535-1612)的诗,王穉登把脂砚送给朋友,获得王稚登赠送脂砚的人是明代人。脂砚斋得名于脂砚,脂砚斋的存在时间和王稚登、脂砚时间相去不远,也是明代人。

  清初女画家冷枚《红楼梦》

  冷枚(约1669-1742),字吉臣,号金门画史,山东胶州人,焦秉贞弟子。清代宫廷画家。

  冷枚死于1742年,作品主要集中在1703-1740年。按照胡适派官方红学说法,最早的《红楼梦》甲戌本写成于乾隆十九年(1754),而冷枚最迟作品在乾隆五年(1740)以前,这是对胡适派官方红学的致命打击,冷枚画有《红楼梦图》,与《红楼梦》乾隆成书说时间冲突。冷枚的红楼梦人物工笔画是在日本被发现的,2012年在香港拍卖遇到了真伪问题的争议。此册「冷枚敬绘」款的红楼梦册页品相异常完美,保存尤为良好,从装裱工艺可见,应为清中期以上,另有御玺一方,为‘乾隆御览之宝’。当是从宫庭流落出来的精品佳作。在民间时则曾为秦祖永(清后期),余绍宋(民国),王季迁(近代),仇炎之(近代)几位大家珍藏。此册页分为上下两册,内容分别为:

  上册:

  第一页:神游太虚境

  第二页:滴翠亭扑蝶

  第三页:羞笼红麝串

  第四页:雪裹折红梅

  第五页:画蔷痴及局外

  第六页:梦兆绛云轩

  第七页:栊翠庵品茶

  第八页:秋夜制风雨词

  第九页:脂粉香娃割腥啖膻

  第十页:芦雪亭赏雪

  下册:

  第一页:病补孔雀裘

  第二页:柳叶渚嗔莺叱燕

  第三页:醉卧芍药茵

  第四页:怡红院开夜宴

  第五页:重建桃花社

  第六页:海棠结社

  第七页:凹晶馆月夜聊句

  第八页:潇湘馆听琴

  第九页:品笛桂花阴

  第十页:稻香村课子

  2011年北京华辰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了一副《红楼梦》题材的作品《黛玉葬花》。该作品为为清代画家冷枚作品,本画有冷枚的「臣枚」钤章和钤识题「冷枚谨画」。

  雍正《儿女英雄传》提到《红楼梦》

  《儿女英雄传》序言作于雍正甲寅(1736),序言说当时已经有《红楼梦》。

  观鉴我斋《儿女英雄传评话原载序文》略云:而求其旨少还、词近微、文可观、事足鉴者,亦不过世行之《西游记》、《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数种。《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同为治人之书。一则曹雪芹见簮缨巨族、乔木世臣之不知修徳载福、承恩??庆,托假言以谈真事,意在教之以礼与义,本齐家以立言也。是皆所谓有所为而作,与不得已于言者也。雍正阏逢摄提格上巳后十日观鉴我斋甫拜手谨序。

  《儿女英雄传》另外一篇序文弁言,作者是东海吾了翁,时间是乾隆甲寅(1794)。说明《儿女英雄传》作于雍正之前,而不是嘉庆之后。东海吾了翁《儿女英雄传》弁言略云:是书吾得之春明市上,其卷端颜曰《正法眼藏五十三参》,见为燕北闲人撰,新安毕公同参,为我斋观鉴序,均不知为何许人,惜原稿半残,阙失次序,爰不辞固陋,为之点金以铁,补缀成书,易其名曰《儿女英雄传评话》。乾隆甲寅暮春望前三日东海吾了翁识。

  《何必西厢》

  《何必西厢》该书有“雍正甲寅(1734)仲夏桐峰外史谨序”字样,而其书中出现有《红楼梦》书名。

  「庄子因」不能证明《石头记》写于清朝

  《石头记》中曾经提到「庄子因」。《石头记》第二十一回:黛玉在读了宝玉续写的《庄子-胠箧》「焚花散麝……」一文后,在后面题诗一首:无端弄笔是何人?作践南华庄子因。不悔自己无见识,却将丑语怪他人!

  林云铭(1628-1697),字道昭,福建闽县人。顺治十五年1658年进士。著有《庄子因》六卷。《庄子因》初刻本在康熙二十七年(1688)。《石头记》作者徐兴公不可能看到林云铭的《庄子因》,《石头记》中的「庄子因」不是一本书,不能加书名号。林云铭的《庄子因》,可能是和《石头记》巧合,也有可能是林云铭看过《石头记》,有意取名。

  赵香梗不能证明《石头记》写于清朝

  《石头记》第二十一回庚辰本眉批:赵香梗先生《秋树根偶谭》内,兖州少陵台有子美祠,为郡守毁为己祠。先生叹子美生遭丧乱,奔走无家,孰料千百年后数椽片瓦犹遭贪吏之毒手,甚矣,才人之厄也。因改公《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数句,为少陵解嘲:「少陵遗像太守欺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折克非己祠,傍人有口呼不得。梦归来兮闻叹息,白日无光天地黑,安得旷宅千万官,太守取之不尽生欢颜,公祠免毁安如山。」读之令人感慨悲愤,心常耿耿。壬午九月,因索书甚迫,姑志于此,非批《石头记》也。为续《庄子因》数句,真是打破胭脂阵,坐透红粉关,另开生面之文,无可评处。

  清康熙年间,兖州知府赵蕙芽曾在少陵台上建亭。赵蕙芽修建的是子美亭,而不是子美祠。

  清乾隆十二年(1747),御史沈廷芳(字菽园)在少陵台脚下兴建了南池和少陵书院,并新建了一座杜甫祠,人称「南池杜公祠」。 沈廷芳修建的杜甫祠,修建之后没有听说被为郡守毁为己祠,在清代没有记载。兖州少陵台是重要人文景点,被毁是重大事件,被毁事件在清代没有记载,说明不是发生于清朝,而是发生于明朝兵荒马乱之时。

  因此合理的解释就是,明朝兖州少陵台有子美祠,为郡守毁为己祠。赵香梗写入《秋树根偶谭》。清康熙年间,兖州知府赵蕙芽在少陵台上建子美亭。清乾隆十二年,御史沈廷芳又新建了一座杜甫祠,人称「南池杜公祠」。为什么要重新修建?可能是因为明朝的杜甫祠已经严重毁坏,无法修复,只能新建。沈廷芳修建的杜公祠,前面加了南池二字,说明不是原来的杜公祠,而有意区别。如果这是第一次修建杜公祠,就没有必要再加南池二字。

  明代选本已有朱熹《不自弃文》

  《石头记》第五十六回。宝钗笑道:“真真膏梁纨绔之谈。虽是千金小姐,原不知这事,但你们都念过书,识过字的,竟没看见朱夫子有一篇《不自弃文》不成?

  朱熹《不自弃文》被认为清代才被收入朱子文集,因此被认为是《石头记》是写作于清代的证据。但是明代万历年间种德堂出版的古文选本《古文心鉴》已经收入了这篇《不自弃文》,署名朱熹。《古文心鉴》署名多有错误,比如把柳宗元《桐叶封弟辨》署名苏轼,但是足以说明《石头记》作者有可能在明代万历年间看到《不自弃文》,而不是清代。

  关圣帝君

  主张《石头记》写作于清朝的人,提出的一个理由就是关羽的称号,他们认为关羽在清朝才封帝号,之前只是封王。这一说法并不成立。

  周之夔《弃草集》苏州府演武场关圣帝君庙碑。可见关羽在明朝已经封帝君。

  《石头记》第五十一回:“那年上京的时节,单是关夫子的坟,到见了三四处。关夫子一生的事业皆是有据的,如何又有许多的坟?自然是后来人敬爱他生前为人,只怕从那爱敬上穿凿出来,也是有的。”

  明末有一位身患残疾的女书法家嘉兴人徐范,据说她十三岁上便能摹诸家书体,以卖字来养活自已。据《东村随笔》记载:“其姐范,行书甚有《圣教序》笔意。吾禾射圃西《关夫子庙碑记》,乃其笔也。病瘫痪,自署‘蹇媛’云。”

  十一月三十日冬至

  《石头记》第十一回:这年正是十一月三十日冬至。

  1600年到1800年间,只有崇祯四年(1631)和崇祯十五年(1642),才有在十一月三十日那天过冬至。可见《石头记》不可能写作于清朝,只有可能写作于明朝。

  结论   

  综上所述,唯一可能的结论就是,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甲戌是在1634年,崇祯七年甲戌。《石头记》的写作时间限制在1630-1642年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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