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曾多次凭借强大的武力入主中原，但只需一两代人的时间，他们又会被中原文化所击垮，成为封建统治坚定且强悍的守护神。正如恩格斯的那句名言所说：“只有野蛮人才能使一个在垂死的文明中挣扎的世界年轻起来。”
忽必烈作为元朝的开国皇帝，长期以来被描绘成野蛮的侵略者、残忍的刽子手，然而很少有人了解，他对中国历史的贡献比起历代君主可谓有过之而不及。
在蒙古灭宋前，金国已经和南宋在淮河、四川一线对峙了上百年。南宋在边界搭建了完善的军事防御体系，蒙古军队即便战斗力远胜于金军，仍旧无法打破这一平衡。
公元1252年，蒙古人决定绕四川，派忽必烈和蒙古名将速不台之子兀良合台南征大理，欲借西南诸藩之力，从背后包抄南宋的长江中下游地区。
忽必烈征云南的过程十分艰险，大军“经吐蕃曼沱，涉大沪水，入不毛瘴喘沮泽之乡，深林盲壑，绝崖狭蹊，马相糜以颠死，万里而至大理”，但忽必烈打到大理国都时，并没有采取报复性的屠城，而是“裂聚帛为帜，书止杀之令，号令街陌……军士无一敢取一钱直者”。
这一做法深得民心，虽然大理国王和丞相都相继弃国而逃，但各阶层人士却纷纷归附，从而使得忽必烈在无意中解决了困扰中原王朝上千年的难题。
云南并入中华版图的历史虽然可追溯至汉武帝时期，但中原王朝对云南的控制却是在缓慢减弱。大唐帝国曾雄心勃勃地要重新设州置县，最终被南诏国打得落花流水。北宋赵匡胤马上得天下，却不敢越过大渡河半步，索性将大理视为“外国”。
“征服大理”和后来的“鄂州之战”是忽必烈角逐汗位时最重要的政治资本，所以他极其重视云南的开发。忽必烈先是封第五子忽哥赤为云南王，后又派色目能臣赛典赤瞻思丁为云南平章事，改云南为行省，将原先的万户府、千户所、百户所变为路、府、州、县。
郡县的行政官员由朝廷任命、委派，因是奉命转迁，故称之为“流官”，与此对应的是“土官”，他们由各族首领出任。忽必烈没有改变土官世袭的传统，但却保留了任命、罢黜和处置的权利。
各族首领成了国家官员，享受朝廷认定的辖区，同时承担相应的义务。明清两朝也基本继承了忽必烈的土官制，云南从此再也没有出现过大规模的地方割据政权。
除了设立行省，推行土官制外，为了加强中央对云南的控制，赛典赤瞻思丁在云南广开驿道，不仅有多条道路通往内地，还打通了多条通往缅国和安南的驿道。
在经济方面，赛典赤瞻思丁“教民摇种，为陂池以备水旱”，汉人张立道又将桑蚕之法引入云南。云南还盛产良马、绵羊和各种丰富的矿产。在元朝的一系列政策下，云南从此商业的蓬勃发展，与内地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
汉武开滇后，中原王朝在云南的影响力持续减弱，尤其是唐宋时代的南诏国、大理国俨然是独立的国家。如果任由这种势头发展下去，我们很难想象后世的封建君主该如何拯救云南。
然而历史的偶然性常常出人意料，困扰中原王朝上千年的难题，竟然被忽必烈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和高超的政治手段彻底解决。所以说忽必烈治理云南，堪称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壮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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