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进行了“三权分立”政治改革的何武———西汉中后期的几个著名蜀人之一

中国历史上进行了“三权分立”政治改革的何武———西汉中后期的几个著名蜀人之一

　　何武（约西元前72年——西元3年），字君公，西汉后期的蜀郡郫县人，既现今四川成都市郫县人。

　　关于何武的生卒年月。何武的死亡时间是清楚的，根据历史记载，他死于王莽掌握朝政大权的汉平帝元始三年，即西元3年。但是，他的出生时间却不详，不过，根据史书记载，何武在14岁左右曾经被蜀郡刺史王襄选拔到蜀郡辩士王褒的门下练习歌功颂德汉宣帝的歌舞童子。而且，按照《汉书·王褒传》的说法，何武被选拔到王褒的“文艺宣传队”中的时间，应该是在汉宣帝的神爵至五风年间，而汉宣帝神爵年间是西元前61年—西元前58年，五风年间是西元前57年——西元前54年，如果我们取个中数，那么，王褒在成都市搞歌功颂德汉宣帝的“文艺宣传队”的时间，就大约是在西元前58年，如此推算上去，加上当时何武此时的14岁年龄，那么，何武就大约出生于西元前72年了。

　　虽然四川历史上历来有“巴出将，蜀出相”这个说法，但是，一旦认真考证起来，四川历史上真正做到了国家宰相位置上的人，只有一人，这就是何武，他曾经在西元前8年的汉成帝绥和元年担任了“大司空”一职，这个“大司空”职务，是与丞相相当的国家高官，主管国家的水利、农业、经济和国家监察谏议事务工作。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个“大司空、大司马、丞相”的三公分权制衡的国家政治改革制度，就是最早由于何武提出来进行改革的，所以，何武又算是中国历史上政治改革的先驱人物之一，他的这个“三权分立”的政治改革，不仅仅重大影响了后世中国政治布局，还对今天中国的政治改革也有相当的启迪意义。

　　何武本是郫县人，西汉时期，成都、临邛、郫邑三地是西蜀最为富饶发达的三个地区，根据何武后来兄弟五人皆为郡吏的说法看，这何武家庭应该算是郫县一带的富户，因为，当时蜀地的白衣人家子弟能够当上官府吏员，都必须先进入成都石室学校读书，而当时的石室学校是自费学习制度，这就是说，既然何家五兄弟都能够担任郡吏，那么，他们就都应该在当时成都的石室学校中读过书，当时能够同时供养多子女上学的人家，当然应该是富裕人家了。

　　何武最早出道，是他被当时蜀郡刺史王襄指派蜀郡名士王褒所选拔到王褒所特意组织的歌功颂德汉宣帝德政的“文艺宣传队”中充当歌舞童子，这年，何武14岁左右。后来，王褒组织的这个“文艺宣传队”到京城长安给皇帝演出，汉宣帝观看了这台歌舞之后很高兴，就把王褒留在京城待诏了，也就是准备让王褒在京城当官。后来，王褒果然被汉宣帝任命成为了谏大夫。但是，这次京城“文艺调演”时期，何武的岁数还小，所以，当时的何武等童子得到皇帝封赏之后就回乡继续念书了。

　　史书记载，“武诣博士受业，治《易》。以射策甲科为郎， 与翟方进交志相友。”（《汉书·何武传》）。由此可见，后来，何武又经过汉宣帝提携到京城接受了国家博士的教授，他与后来成为丞相的翟方进是同学，只不过当时翟方进在京师接受的《春秋》博士的教育，而何武接受的《易》博士的教育。当时，京城太学中有两家《易》学宗师，一是梁丘贺，二是焦延寿，由于焦延寿好言灾异，他的学生京房就是个以易学大言国家政治灾异的大师，而且，京房后来还因为以易学言灾异而丢了性命。而相比之下，何武一生中很少言政治灾异，所以，何武应该是接受的梁丘贺这一学派的易学教育。

　　何武学成之后，按照当时射策科举制度，他也与匡衡、翟方进等人一样，考得了太学举士考试的甲科，相当于后来的状元。这样，何武就进入光禄勋属下的郎官行列任职了。郎官，是西汉皇帝专门贮备人才的职官部门，凡是能够当上郎官的人，后来大多都能够放任外官和日后担任国家高官。西汉历史上，凡是能够射策甲科者，大多都是国家高官，像公孙弘、匡衡、翟方进等人都是射策甲科的学子，他们后来都成为了丞相。何武后来则成为了大司空，大司空是相当于丞相的国家高官！

　　根据“初，武为郡吏时，事太守何寿。”（《汉书·何武传》）这句话看，何武曾经在蜀郡当过郡官吏，他的顶头上司是汉元帝初期的蜀郡太守何寿。何武在担任蜀郡郡吏时候曾经有一次秉公执法的政绩。史书记载说：“武兄弟五人，皆为郡吏，郡县敬惮之。武弟显家有市籍，租常不入，县数负其课。市啬夫求商捕辱显家，显怒，欲以吏事中商。武曰 ：“以吾家租赋繇役不为众先，奉公吏不亦宜乎！”武卒白太守，召商为卒吏，州里闻之皆服焉。”（《汉书·何武传》）

　　当时，何家在成都市中有工商产业，但是，何武的弟弟何显仗势不交纳税赋，成都市的啬夫（相当于成都市市长）就要求主管商业事务工作的市场管理人员去何家的铺面羞辱何家的不法行为，这就惹怒了何显，何显就利用自己的郡吏职权试图整治这个市场管理人员。何武当时就阻止了弟弟的报复行为，并说，我们身为国家官吏，如果我们都不守法，那么，我们怎么去推行公家事务工作呢？所以，何武不但带头交纳了自己家产业中的税赋，还上报太守提拔重用了这个秉公执法的市场管理人员，这件事情，得到了当时官府与老百姓的普遍赞扬。

　　后来，王莽的堂叔王音推荐何武为贤良方正，这个“贤良方正”是一种荣誉称号，只有那些有良好口碑和有政绩的人才能够得到，所以，贤良方正者大多后来都能够被国家提拔。不久，何武就被国家任命成为谏大夫了，后来又被任命为扬州刺史，成为了国家高官。“久之，太仆王音举武贤良方正，征对策，拜为谏大夫，迁扬州刺史。所举奏二千石长吏必先露章，服罪者为亏除，免之而已；不服，极法奏之，抵罪或至死。”（《汉书·何武传》）

　　刺史是国家下放到地方上的监察高官，俸禄不高，却权力甚大，到西汉后期，刺史一般都成为了地区性质的实际政治高官了，就相当于现代中国历史中的地区政党书记职务一般。

　　何武在担任扬州刺史期间，他每次上报朝廷和皇帝的关于地方官吏的政绩上奏报告，都是采用透明政治操作法，就是他要将这些考察地方官员的上奏报告都公布于众，让官衙中的吏员和老百姓对此都了解情况，人们并可以作出自己的公正和公开评议。何武的这种公开透明政务法则，即使对今天中国的政治改革，也有极大的启迪意义，也不失为了先进意义！如果经过大家的评议，这些上奏报告是确实无误的，那么，如果有哪个官吏愿意改正自己的错误，并在自己今后的工作中作出了具体的改正措施，何武就会取消这样的上奏报告，如果有哪个官吏坚持自己过去以往的工作错误，那么，何武不但要将这些报告上奏朝廷，还要加以更多的抨击之词。何武的这种透明政务工作操作方法，应该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员政治工作的群众舆论监督和群众参政的具体操作方法，非常值得今天的中国改革所借鉴！

　　何武一生做官都很注意秉公执法。他在担任庐江刺史期间，当时九江太守戴圣是汉朝大儒之一，以治学《礼》闻名朝野。但是，这个戴圣很不会当官，他仗着自己的名声在外，自己不但经常不守法，他的亲属和属下也大多经常不守法。因为汉元帝之后的西汉各王朝都很崇儒，所以，九江地区没有人敢多管这个大儒的太守戴圣，就连庐江地区的监察高官的刺史也大多对戴圣的不法行为是睁只眼睛和闭只眼睛。

　　何武担任了庐江刺史之后，立即下令逮捕了戴圣那些犯罪的亲属和属下，戴圣很不服气，就说：“后进生何知，乃欲乱人治 ！”（《汉书·何武传》），意思是让何武放人，不能够乱了以往刺史们包容他的习惯做法。但是，何武亲自上门历数了戴圣和他的属下的种种违法过错，这样，何武就撤职了戴圣。戴圣也因此对何武极度不满和愤恨。后来，戴圣因为治学《礼》很知名，被国家提拔到京城长安去担任了博士，戴圣虽然治学《礼》而闻名天下，但是，他好像是那种做学问是一回事情，做人又是另外一回事情的口是心非之徒，所以，他担任皇帝高参的国家博士之后，经常在朝廷中和皇帝身边诋毁何武，也就是说何武的坏话。这些情况被何武知道以后，何武并不申辩，也从来不在朝廷中去揭露戴圣在担任九江太守期间的种种不法行为。

　　不久，戴圣的儿子的门客们又犯罪了，这样，身为庐江刺史的何武就把戴圣的儿子一干人全部逮捕入狱了。戴圣知道此事以后，思想起自己过去以往与何武的恩怨，以为自己的儿子必死无疑，但是，何武经过审讯确认，戴圣的儿子的门客犯罪当诛，但是，戴圣的儿子却不是此案件的主犯，不应该处死，所以，何武就没有杀戴圣的儿子。何武这样的秉公执法的处理，把戴圣感动得不得了，之后，每次何武进京，这戴圣都会去看望何武，并感谢他！

　　这个戴圣究竟是谁呢？现在的人们可能不清楚他了，但是，我们今人所还经常看到的《礼》这部中国著名经典，就是由这个戴圣整编问世并流传后世的。由此可见，这做学问的人，不见得就会做人呀！中国历史上的许多大儒，都有会做学问却不会做人的臭毛病！

　　何武虽然也是太学中的射策甲科出身，但是，由于他的白衣，再加之他一生中不习惯拉帮结伙参与朝廷中的学派师门派系，所以，纵观何武一生的做官历史，他属于是那种典型的一步步从低级职官上升迁上去的人。何武在担任大司空这个高官职位之前，他还分别做过庐江刺史、丞相司直、清河太守、谏大夫、兗州刺史、司隶校尉、京兆尹、楚内史、沛郡太守、廷尉……，可谓是宦海沉浮多年，而且，这期间，他还多次被贬谪和再起用，真是多次起落，大概正因为何武是当时朝廷中少有的经历过长期宦海沉浮之人，所以，他的秉公执法性格也是非常典型的，他与当时朝廷中的许多依托学派师门关系走上高位的职官的品行有很大的不同。何武宦海沉浮一直到汉成帝绥和元年，也就是西元前8年，何武才担任了三公高官之一的御史大夫。御史大夫，属于副丞相了，相当于现在的国家的第一副总理了。

　　史书记载说，“武为人仁厚，好进士，将称人之善。为楚内史厚两龚，在沛郡厚两唐，及为公卿，荐之朝廷。此人显于世者，何侯力也，世以此多焉。然疾朋党，问文吏必于儒者，问儒者必于文吏，以相参检。欲除吏，先为科例以防请托。其所居亦无赫赫名，去后常见思。”（《汉书·何武传》）

　　史书对何武的这段评价，可谓是官员的楷模标准！何武做官有这样的几个特点，他一是好发现人才和推荐人才进入政治管理部门任职，二是他一贯反对拉帮结伙和搞政治小宗派，三是他政治事务从来不死板教条，无论他阅读了什么样的经典文献或者听取了什么样的大儒教诲，他都从不迷信这些经典和名人，而是一定要去问询下层官员这些方法是否能够在现实中行得通，四是他如果要处分官员，一定要弄清楚这个官员犯法的事实和相关法律条款，让别人心服口服接受处分。所以，何武虽然生前没有什么赫赫官名气，后人一旦思想起他 的为官之道，又不能不称赞和怀念他。

　　其实，何武的为官之道，即使对现今的中国官员，也无疑是一种楷模！特别是他公开地方政务接受群众舆论监督和注重实际的不唯书不唯上的工作习惯，那是很值得现今的官员们去品味学习的！

　　何武在担任御史大夫之后，进行了一次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政权职能改革工作，所以，何武应该算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政治改革家之一。当时，国家职官繁多，且管理职能非常混乱，特别是丞相权力过大，且丞相职能是包揽国家一切政务工作。因此，何武界于自己长期当地方官和中央职官的丰富经验，认为应该分清楚各职官的职能任务，提高政府政治工作的效率，所以，他认为应该分权丞相职能，以防止丞相职权过重而出现大权集于一人之手的政治弊端，这样，何武就提出了“三权分立”的改革，就是把丞相职能一分为三，改革过去以往的“丞相、御史大夫、大司马”的三公政治管理制度为三公分权且互相权力制衡的“丞相、大司空、大司马”的新三公政治制度。

　　史书记载说：“初，汉兴袭秦官，置丞相、御史大夫、太尉。至武帝罢太尉，始置大司马以冠将军之号，非有印绶官属也。及成帝时，何武为九卿，建言 ：“古者民朴事约，国之辅佐必得贤圣，然犹则天三光，备三公官，各有分职。今末俗之弊，政事烦多，宰相之材不能及古，而丞相独兼三公之事，所以久废而不治也。宜建三公官，定卿大夫之任，分职授政，以考功效 。”其后上以问师安昌侯张禹，禹以为然。时曲阳侯王根为大司马票骑将军，而何武为御史大夫。于是上赐曲阳侯根大司马印绶，置官属，罢票骑将军官，以御史大夫何武为大司空，封列侯，皆增奉如丞相，以备三公官焉。”（《汉书·朱博传》）

　　史书又记载说，“初，何武为大司空，又与丞相方进共奏言 ：“古选诸侯贤者以为州伯，《书 》曰‘咨十有二牧’，所以广聪明， 烛幽隐也。今部刺史居牧伯之位，秉一州之统，选第大吏，所荐位高至九卿，所恶立退，任重职大。《春秋 》之义，用贵治贱，不以卑临尊。刺史位下大夫，而临二千石，轻重不相准，失位次之序。臣请罢刺史，更置州牧，以应古制 。”奏可。及”（《汉书·朱博传》）

　　史书又记载说：“及为御史大夫司空，与丞相方进共奏言 ：“往者诸侯王断狱治政，内史典狱事，相总纲纪辅王，中尉备盗贼。今王不断狱与政，中尉官罢，职并内史，郡国守相委任，所以一统信，安百姓也。今内史位卑而权重，威职相逾，不统尊者，难以为治。臣请相如太守，内史如都尉，以顺尊卑之序，平轻重之权。”制曰 ：“可 。””（《汉书·何武传》）

　　纵观何武当时的政治改革宗旨，可以看出，当时的何武试图改革的政治制度问题，主要是想解决这样的几个问题，一是分权独揽大权的丞相权力，也就是改变过去以往国家政治制度中的金字塔模式的职官制度，将国家最高的三公职官制度改革成为“三权分立”互相制衡的职官制度，也就是“丞相、大司空‘大司马”这三权是分立和互相制衡的，不再像以前那样是大权独揽一人的金字塔权力模式的。

　　同时，何武在处理地方政治改革问题上，又是一切从政治工作效率的宗旨上出发的，他认为，在地方上设置600石刺史管辖和监察二千石的郡守政治制度，使得地方太守们缩手缩脚不敢干事情，所以，他提出应该职权相称，应该取消刺史制度，将过去以往俸轻权重的刺史改革成为统治一方的“州牧”。何武的这个政治改革，对今天中国的党政分开或者干脆党政合一化的政治改革，也是有很大的启迪意义的。

　　何武对地方政治改革还涉及到了一些郡国之中的职官制度问题，总之，他认为政治制度应该是职权相称，不能够分权和政治权力职权颠倒，更不能够有职无权或者有权无职。官方政府官员的职务定岗定薪定权与官员当事人的流动并行不悖，这样的改革，是何武进行的政治改革的宗旨，这样的改革，对今天中国的政治改革也是有重大借鉴意义的。

　　何武的这次政治改革，虽然得到了皇帝和部分朝臣的支持，但是，由于这剥夺和侵犯到了部分既得利益者的政治权力和和经济礼仪，所以，他也一直遭遇到非难。但是，由何武主导的这次中国政治改革，也对中国后来的政治制度产生了极大影响！后来中国的监察制度为什么主要集中在中央部门，及其中央权力不集中于一个部门，应该说都是何武这次推行的政治改革成果表达

　　何武在中央和地方两处的政治改革宗旨几乎是相反的，这，非常值得今人高度重视和研究！何武对国家中央政治制度改革，主要遵循的是“三权分立”和“三权制衡”宗旨。但是，何武对地方政治改革，则几乎完全相反，而是遵循的是职权相称和反对多头制衡。这，非常有意思！也值得现今中国政治改革参考研究！

　　何武的“三权分立”政治改革思想，后来使得他遭遇了惨祸。

　　政治上的拉帮结伙，必然是专制政治的基础现象！这就是说，只要一旦政治事务中出现了拉帮结伙等政治小宗派，那么，这样的现象如果不及时被遏制住，这个单位或者国家就必然会走向专制，这是由政治宗派的“唯我独尊，排斥异己”的本质情况所决定了的。

　　汉成帝时期的太后王政君及其王氏家族人员独揽朝政大权，这在汉成帝时代很已经猖獗，虽然在汉哀帝时代，王氏家族权力被一度遏止住，但是，少不更事的汉平帝时代，王氏家族则是变本加厉的把持了朝野政治势力。并且，当时，连大儒孔光等许多官吏也都附庸于王氏家族门下。这样的“一边倒”的政治情况如此演绎下去，那必然出现“是我王派的就站过来，不是王派就滚他妈的蛋”的荒诞政治格局，这独裁专制的政治，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法制和公正可言，一切都以某派政治势力的好恶去作为国家政治事务的判断标准。所以，一生做官都是秉公执法的何武，当时就陷入了极大痛苦之中，何武当时在朝廷中的地位，虽然很高，但是却像是一叶孤独的小舟，活得异常艰难。

　　汉平帝元始三年，即西元三年，掌握朝廷大权的王莽的儿子王宇因为害怕汉平帝长大成人以后会加害于自己的父亲，他与妻兄吕宽合谋使用谶纬迷信方法试图恐吓王莽退出政治权力高位，不料此事被王莽侦破，王莽一怒之下杀了自己的儿子王宇，还因此株连到了何武等百号人，因为，何武曾经在汉平帝元始元年曾经公开阻止王莽担任大司马职务。

　　汉平帝元始元年，即西元一年，儿童皇帝汉平帝登基，当时王家家族政治势力刚刚经历了汉哀帝时期的打击，因此，汉平帝一登基，太皇太后的王政君就开始大量扶持自己王家的政治势力，她推荐自己的的侄子王莽担任大司马。当时，一生都坚持三权分立的何武自然不满意王家把持权力过甚，于是，当时担任前将军的何武为了遏制王家权力太大，他与另一个与王家没有关系的公孙禄互相推荐大司马职务，以试图阻拦王莽出任大司马职务。但是，何武这明显是在螳臂当车，最后，他不但没有阻止住王莽担任大司马，还得罪了王家权势，野心勃勃的王莽一上台，他不但撤职了何武，还架空了抬他进入高位的姑妈王政君，这样，王莽就大权独揽了。元始三年，王宇案件爆发之后，王莽就顺势开始“清理阶级队伍”，他把那些凡是他认为可能对他夺权刘汉天下形成威胁的高官，几乎全部清洗干净，甚至逼迫致死，这样，何武自知自己不可能在王莽时代活得好，所以，他就自杀了。

　　史书记载说，“武在见诬中，大理正槛车征武，武自杀。众人多冤武者，莽欲厌众意，令武子况嗣为侯，谥武曰刺侯。莽篡位，免况为庶人。”（《汉书·何武传0》）。何武自杀之后，由于他的为官口碑甚好，许多人为他鸣冤叫屈，再加之当时还没有夺权刘汉天下的王莽也还有所顾忌，所以，何武死后还被封谥了“刺侯”，不知道王莽为什么要封谥“刺侯”于何武，这该不是王莽在讽刺何武是个刺头吧。后来，还封了何武的儿子何况为侯爵。但是，一旦等待王莽夺权了刘汉天下之后，这何武后人就全部被王莽免除了爵位而成为了平民了。看来，这王莽还是有很强烈的报复心的。

　　说起来，这历史好像有的时候就像是在反复循环一般。20世纪，这四川又出了位邓小平，纵观和比较这两位古今之“蜀相”，他们好像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都是从低级职官逐步走上中央权力阶层的，他们都很讲究实际和反对唯书唯上，他们都进行过国家干部体制改革，他们都侍奉自己的后母甚孝，他们的政治生涯也都是多次起落。就连他们两人的政治对手，也是相似的，这喜好搞政治意识形态斗争的王莽政治势力，与文革中那迫害邓小平的四人帮，也是那么的相似！这，真是有意思！

　　2007年2月27日

标签： 西汉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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