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义和团上，美国汉学家周锡瑞教授的《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无疑是这个研究领域的扛鼎之作。 和中国一些研究者不一样的是，周锡瑞并不急着对义和团运动作出什么评价或者结论。他认为对这些评价问题，“我所感兴趣的是如何尽量客观地理解运动的源流、时代背景、发生的原因以及运动发展的逻辑性”，至于是不是反帝爱国运动或者暴乱等等，并不是他所关注的问题。
这里说的评价，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定性”。长期阶级斗争的训练使得我们面对任何问题，无论是现实的还是历史的，总会很自觉地加以定性，然后开始“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为我所用，如此等等。定性的目的无非是划分立场确立敌我，如果是同志，就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假如是敌人，就只能是“寒冬一样的冷酷无情”了。
归根到底，定性模式的历史研究并不属于历史范畴，而属于政治范畴。在这里历史研究仅仅是政治的奴婢，所有的观点和结论无不是在开始时候就已经决定的。需要的仅仅是论证政治观点的真理性。这样的双簧戏我们都不陌生，并且在某些领域依然在继续。 真实的历史和历史学家笔下的历史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这并不是说它们之间毫无关联，而是，历史学家往往是在获得了某个历史段的结果以后回头来找寻发生的原因。在他们那里，历史往往被呈现出逻辑严密，布局精确的整体架构，仿佛历史的亲历者便是如此有意识地完成历史本身的。但真实的历史又总是错综复杂，带着巨大的偶然性和随意性，亲历历史的人基本不会意识到自己在经历一场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事件，他或者她仅仅是在生活，对于他们而言，只有现实。
真正有历史感的人，比如胡适这样的，依然还是少数。 正因为如此，给历史定性就成为了一个伪问题。定性本身的谬误实际反应出的是定性者的居心叵测。在定性者那里，历史仅仅是维持现实利益的工具，它成了一个神话，不再具有它本身，而演变为证明现实合法性的有力武器。
不仅仅是历史，时下流行的诸多概念莫不是如此，比如爱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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