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东西方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的不同，同一个神学要义，当它采用东方已有的概念进解读时，就会在概念上出现与原意的偏差，而语词的翻译使用同样会有存在这个问题，导致词义的误读。在宗教界这一现象也十分突出，比如基督教早在唐朝时已进入中国，在当时被称之为景教，由于当时唐朝对于佛教十分尊祟，所以景教的用语就助用了佛教的不少用语，并表现出一定的随意性，因而当时的景教并无显现出强烈的基督教特色，而被误解为近于佛教的一些旁门教派。
可以说太平天国的神学之所以与基督教正统教义产生巨大差别，有一部份原因就在于东西方文化转翻译的差异问题。有证据表明，太平天国的神学偏差最严重的是对于三位一体的理解，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因为洪秀全对于三位一体的主观理解差异，不一定是洪秀全有意识地去反三位一体，这种对于同一个神学命题因接受人因文化、观念、教育背景不同而产生的主观理解差异，也体现在整个太平天国的神学思想偏差中。
我个人认为，基督教教义在中国传播产生神学差异的情况，主要受天命论、帝皇思想、儒家文化、社会传统 民俗习俗四方面影响，而且这些影响是必然性的发生的，所以，作为从小在天命论、帝皇思想、儒家文化中浸染的太平天国洪秀全等人，既没有长时间接受基督教神学教育的可能，也没有基督教的生活环境（整个中国也不具备这样的环境），所以在基督教神学认识上的偏差是绝对且一定的。
下面我就主观说、素质说、译义说、异化说四方面去探寻太平天国神学偏差的原因。
偏差原因——主观说
主观说一：洪秀全真心信奉基督教
洪秀全对于基督教的相信并非是基于对基督教教义的深刻认识，而是基于他在认识基督教前对他所做的一个梦的相信。
1837年洪秀全第3次落榜之后，他大病四十多天，昏迷多日,并在昏睡中经历了一个十分奇异的梦境:他被神的使者引入了壮丽的天堂,见到了一位十分陌生而又神通广大的老人, “头戴高边帽,身穿黑龙袍,满口金须,拖在腹上,像貌最魁梧,身体最高大,坐装最严肃,衣袍最端正”。 老人自称为洪秀全天上的父亲，对洪秀全关怀备致,将他洪火秀的名字改为洪秀全， 赐封他为“天王大道君王全”，并告以妖魔迷惑世人的情况，授以宝剑让他在凡间诛妖灭魔，父亲还并说：“尔勿惧，尔放胆为之，凡有烦难，有朕做主；左来左顶，右来右顶，随便来随便顶，尔何惧焉！”
后来他病愈后，直到1843年复读放在书架上九年之久的《劝世良言》，才惊觉顶他的父亲是上帝“爷火华”，他的兄长是耶稣，“秀全”二字拆开来是“禾（我）乃人王”。 洪秀全便觉得在梦中所得异象，都是上帝的启示，认为自己受上帝之命下凡诛妖。
这个梦在太平天国历史中十分重要，甚至可以讲这个梦就是整个太平天国运动的起因，而洪秀全会扮演什么角色，将肩膀什么责任，又采用什么实现手段全部体现在他的这个异梦中。
洪秀全将《劝世良言》所启示的基督教教义与他的梦两相对照，于是对于梦中所见的东西深信不疑，史料记载洪秀全自行往头上倒水行洗礼，决意成为一个基督教徒。
由此可见，洪秀全是由自己的一个梦来认识基督教，若更准确地说，洪秀全是从中国儒家知识份子的天命论的基础上认识基督教的，中国知识份子都自认为负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的伟大天命。洪秀全认为通过梦中的启示，他被授予“诛妖灭魔，开万世太平”的天命，而要实现这个伟大的理想，真正为中国开万世之太平，按洪秀全的理解，就是必须借助于基督教，建立太平之“天国”。
但是中国知识份子的天命论是世俗论，即“齐家治国平天下”只事关世俗，与灵性、精神、彼岸的属灵世界完全无关，用这种只涉及现世的天命论来领会属灵世界的神学思想，其偏差是绝对的。
一旦天命论成为洪秀全所作之梦的潜意识，一旦他真实相信这个梦就是他的天命启示，那么洪秀全必然以他的梦来定义所认识的基督教教义，而不是用基督教来定义他的梦，这二者只有先后的差别，但认识的结果差别却是巨大的。作为后者的基督教教义，对于洪秀全而言就只是一个最适合解构他的异梦的好工具而已，这样说来，洪秀全的神学认识偏差就不可避免了。
一个最好的例证就是：如果洪秀全在异梦之前已有三位一体的透彻认识，他绝不可能在三位一体的神学认识犯如此大的错误，但是洪秀全在他的异梦中见到了天上的“天爸、天妈、天兄”，那位居于壮丽天堂的老者承认洪秀全是他的亲生儿子，并赐给他新的名字，洪秀全一旦相信这个梦的异象，就必然不承认后来才认识到的基督教三位一体。
总而言之，洪秀全的梦构成他认识基督教的所有基础，天命思想与梦中的异象让他他在对圣经的理解上一开始就存在偏差。
后人亦有人主张洪秀全的梦是洪秀全和冯云山等一众领袖为了欺骗会众而编出的一个神话，因为我们从太多的中国式农民起义运动中见过类似情景，那些改朝换代的野心家无不用各种理由编造自己“授命于天”的合理性，而梦见异象是最为常见手段，以这些奇异的征兆以表明自己是上天所选中的统治者。
但从洪秀全多次引用他所作的梦的情况来看，他可能的确是做过这样一个梦。
1847年，洪秀全已从广西传教返回，此时的洪秀全绝不是一个志得意满的改革命者形象，洪秀全与他的族弟洪仁轩去东石角礼拜堂向罗孝全牧师问道，他的目的就是接受神学教育，受洗，还有一种说法是迫于生计洪秀全想在教会内谋个职务，在这里他向牧师说过他的梦， 洪秀全在自述材料中叙说了第三次应试落第后大病中所见的“异象”——他在“梦醒”状态中升到天堂，认知了自己是上帝之次子，耶稣之胞弟，上帝命他为“天王大道君王全”，为人间之“太平天子”。
罗孝全牧师对洪秀全在病中所见的“异象”极感兴趣，他觉得这简直同罗马百夫长哥尼流见到的异象差不多，罗孝全将此两人并加称颂，说明他对所谓“异象”笃信之深。
由此可见，洪秀全的梦并非是他为革命而编造的一个神话，因为他没有必要在寻求受洗时向牧师说到 这个极易误会的梦，这个梦是洪秀全对于基督教浸信会的信心见证而存在的，洪秀会没有必要撤这个谎。
另外我们还发现，洪秀全特意将他的梦放在他所作的《原道救世歌》作为该诗篇的总结：“予魂曾获升天堂， 所言确据无荒唐，婆心固结不能忘，言之不足故言长。积善之家有余庆，积恶之家有余殃，顺天者存逆天亡，尊崇上帝得荣光”。《原道救世歌》以十诫为本，是一个劝人向善，诚实做人，回归上帝信仰的诗歌，洪秀全以梦作为整篇总结，可见这个梦在洪秀全意识中含有神圣天命的启示，但是在这里总结时洪秀全没有趁机提及洪秀全真命天子的身份问题，可见洪秀全的梦免必是为造反而编导的。
洪秀全从一个梦，从个人经历出发对《圣经》的理解并不奇怪，我们可以推测是洪秀全的个人经历导致对于基督教教义的偏差，而不是洪对于基督教教义进行了自以为是的、主观的修改。所以主观上，洪秀全的主观信仰基于以下几点：
一是他基于异梦的认识产生他被授命于天下到人间来替天行道的相信。
二是由着异梦此认识基督教，又因着基督教加深授命于天的印象。
三是由以上认识进而产生基督教信仰。
总体而言，洪秀全信仰基督教是真实的，真诚的，但不得不说，这种信仰是基于一个梦，这个梦使他的神学走入偏差，同时因没有受过正统神学教育又加深了这种偏差。
主观说二：洪秀全利用了基督教
另外一种主观说是指洪秀全并没有真心信仰基督教，洪秀全只不过是利用基督教实现自己的帝皇梦，在这里基督教对于洪秀全只是一个被利用的宗教关系，不仅如此，为了让自己造反披上合法外衣，洪秀全还将基督教的三位一体基本教义按他的需要进行了改动。
洪秀全对于基督教的利用如果有，最主要的利用就是利用基督教的三位一体神学将自己打造成下凡的上帝之子形象，在基督教中，三位一体是神学思想的核心，但是洪秀全却自称为上帝亲生第二子、太平天日、太平真主、天下万国太平真主、天王、禾王，要创造天下一家的地上的天国。洪秀全不仅是地上的王，而且是天上的上帝亲子、耶稣亲弟，受天妈天嫂的照顾，洪秀全的儿子洪天贵福被过继给耶稣，因此成了耶稣和洪秀全的双料继承人。
因而，太平天国出于对基督教的利用，就要制造偏差性神学，包括洪秀全的梦，自认为长帝次子，杨秀清等人借上帝下凡附体代言等等都是这些偏差性神学的一部份。所以有很多人从太平天国所呈然出来的荒唐行为，判定太平天国是主观上利用基督教而自创的一个邪教。
我个人认为洪秀全的太平天国没有这种主观故意，太平天国所表现出来的一些荒唐行为，实属宗教在中国的异化，下一章我将再论这个问题。
史料表明，洪秀全等人曾多次在对基督教增加了解后，就尽量修正原有教义（如天朝的葬仪原来基本是中国传统式的，后来就改得更为基督教化）。而太平天国最出格的宗教行为，大概就是杨秀清、萧朝贵的代天父天兄立言了，但洪秀全实际上是不情愿接受这一套的，天京内讧后洪秀全马上就把这一套废除了。
反过来说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要主观上利用基督教，就必然导致东方闪电这种教义全然为异端思想让路的效果。在当时，《圣经》刚刚开始汉文翻译，基督教教义在中国很少人能掌握，洪秀全完全可以创造一套基于《圣经》，又全然反对《圣经》的教义，类似于伊斯兰教的做法，当年的伊斯兰教就是抽取圣经的某些故事与教义而创立的，但伊斯兰教成立后成为与基督教敌对的一个世界宗教。
偏差原因——素质说
欲使基督徒负起领导社会的责任，这些基督教非有高尚的道德与丰富的知识不可，而欲建立一个属神的国度，在有道德与丰富的知识之外，最为根本上的是要有足够的神学素质。我们看到以天国理想建立美国的英国清教徒都是信仰坚定，神学认识透彻的一群人，这一群人同时亦是高等知识份子，在这其中不可能找出一个没有神学基础的人，然而我们看到太平天国的整个领导阶层多数出身儒家知识份子，少部份是没有文化的农民贫民，太平天国从上至下，都不具备成立基督教地上神国的神学素质。
一、洪秀全作为太平天国的精神领袖，仅受过二个月的神学正统教育
洪秀全在自行受洗之前，没有获得过正常的神学教育，在1837年之前，他甚至没有看到《圣经》，不仅如此，据林利《太平天国外记》记载，当洪秀全获得圣经时，“洪氏这时候，还没有注意到新约这部圣书，他注意到的只是旧约的文字”。因而我们从洪氏的早期作品和思想上研究，他们唯一的宣传，只是叫人反对偶像，专门崇拜上帝，对于耶稣赎罪重生等项道理，不是十分注重，这些其实都是旧约中的教义而已。这种不全备的神学认识，自然会将太平天国引入错误方向。
综观洪秀全所受的神学教育，始于1836年春第二次到广州参加科考时，得到中国传教士梁阿发散布的传道小册子《劝世良言》。而一直到1837年，洪秀全可能在此期间没有参加过教会，亦没有牧师向他传导神学知识。而洪秀全所受的唯一、专门的神学教育就是在就教罗孝全牧师期间，这个神学教育的过程在太平天国官书《太平天日》中只有简略的记载：“与花旗番罗孝全共处数月，主历将旧遗诏圣书、新遗诏圣书细览。”
也就是说，洪秀全在罗孝全处开始系统的神学学习。他的日常活动是学习和研究新旧约圣经。然而这个神学教育实际上只有二个月，没有系统的神学训练，神学发生偏差就容易发生。
除开洪秀全在运动早期接受过神学教育外，其它的太平天国领袖更没有受过这样的教育，唯一一个系统接受神学教育且时间较长的就只有洪仁轩，他在太平天国后期才由国外返回国内，对于太平天国影响不大。
二、太平军队伍没有具备基本的神学素养
太平军队伍是由各色人等构成的军队，本身参加的人主要是农民阶层、帮会份子，知识水平本来就不高，所以神学本身就不构成这支部队的主体。随着运动的推进，太平军兵力的剧增，在湖南湖北一带大批的两湖子弟纷纷加入。据称其参加人数之多连太平军的首脑们都无法掌握正确的兵力人数， 也正是通过在两湖的大规模扩军，大批天地会系人士的加入，使得太平军原有的基督教影响大为削弱。
太平天国的“宗教色彩”，随着太平军的北上，日趋减少，为了吸引那些具有反清意识的人们，因而有必要把民族主义提到最前面，以至于运动的民族主义色彩日趋浓厚。为了迎合运动内的各式人等的诉求，宗教由原来的“目的”变成“手段”， 而曲解散圣经启示，偏离严格的神学训导亦是“手段”之一，因而神学的偏差自然不可避免地发生。
与现在基督教教友多受过相当神学教育，大多数传教士拥有较高神学素养相比，在太平天国那个年代，这二个条件都难以具备，太平天国基督教化程度低下，在这种神学素质下带建立基督教化的地上天国，这显然不可行的。
偏差原因——圣经译义说
在17世纪宗教改革之后，西方的基督徒们已经可以借着大规模印刷的好处拥有自己的圣经，获得和上帝直接进行沟通的自由。但是，在十九世纪的中国还不行，从早期创立拜上帝会的历史至少可以发现两点：
一是太平天国的基督教思想的来源主要是一本由中国人叙述基督教教义的书，并不是《圣经》本身，洪秀全和冯云山的观念首先不是来自《圣经》而是来自《劝世良言》，这本书虽然是以基督教教义为中心，但是却非常强调上帝，强调上帝的诫命，宣扬不能拜偶像，对基督教中耶稣的中心地位肯定不足。这可能是作者梁发本人理解上的问题，梁发个人的理解直接造成了洪秀全和冯云山等太平天国主要人物信仰上不能扭转的偏差。洪秀全接触的基督教读物都是低层次的通俗读本，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他的神学认识。
总体上看，基督教之所以叫做基督教是因为它非常强调新约全书和耶稣基督，新约全书为他们提供了旧约之中承诺的救主，基督徒们相信，依靠这个救主耶稣基督的爱，他们才能获得救赎和释放。这和犹太教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而在太平天国的基督教思想中，因着所接触的基督教读物《劝世良言》忽视了新约部份，整个太平天国运动的神学亦产生了很大的偏差
其次洪秀全所处的年代，《圣经》的中文翻译版才诞生不久，这些早期的《圣经》翻译有很多不尽人意之处，让人曲解其意，有的译本的翻译甚至难以卒读，比如太平天国所使用的郭士立中文版《圣经》，而郭士立的《圣经》某些部份对于太平天国而言是不堪入目的，这证明圣经在中国传播之初的中文翻译是很差的。
另外某些《圣经》的翻译必然会引发伦理认知的混乱，比如郭士立中文版《圣经》出埃及记中第22章16节这样写道：“人若引诱没有受聘的处女，与她行淫，他总要交出聘礼，娶她为妻，若女子的父亲决不将女子给他，他就要按处女的聘礼，交出钱来”。太平天国领袖认为无法从中国传统伦理角度去解释这这些的内含，若按着翻译来遵行必然引起思想的混乱，在中国国情下以此为章典更会授人以把柄，为免不必要的麻烦，洪秀全对《圣经》这节进行了如下的改动：人若引诱没有受聘的处女，与她行淫，他犯了天条第七款若其父知此，当将此女与奸者交官，处死、决不容他知情不报，妄图隐瞒。
在这里，因着圣经的翻译译义，亦会导致神学偏差的发生。
偏差原因——上帝教的异化说
宗教的异化——基督教的本土化
宗教的传播，必然受地域文化的影响，二者甚至是互为影响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同样的信仰经历地域文化的过滤后，有的呈然放大的较果，有的呈然缩小较果，而有的出现明显的异化。这种情况在基督教新教改革后更多的发生了，比如基督教的重生派：认为人必须哭泣三天，才表明重生得救，尽管这种做法没有神学上的依据，但是重生派被认为是中国自生的教派中最正统的一个。还有灵恩派：认为人必须说方言，才能成圣，认为人有信心就会医治任何疾病。而西方在基督教基础上廷伸出来的成功神学、自由派神学，都可以看作为一种基督教的异化，我们所知道的美国的感恩节，西方从基督教传统中发展出来的圣诞节，原来都不是圣经中的节日，但现在这些节日都成为基督教传统的一部份。
这些现象都可以称为基督教的异化，这种异化往往以异端开始，但这些异端与本地文化传统结合后，揉合进一些地方宗教、传统的内容，历经时间考验，被证明具一定合理性而被保存下来，我认为这些现象不能称之为异端，而以基督教的异化来称呼比较合适。这种异化往往与历史背景、社会文化、地域民风、传统习俗的影响分不开。
洪秀全的拜上帝教在中国环境下呈然出很多异化的特点。这些异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词义异化——转借儒、佛、道的影响
人们在接受一门外来文化的时候，往往要把外来文化转化到自己能够理解的熟悉的语境之下，这个工作类似于解码和重新编码，在这个过程之中，必然会产生一些信息流失，也必然会造成一些信息的变异。洪秀全和冯云山等人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同时佛教和民间宗教对他们亦有一定的影响，他们“解码”圣经上的神学要义时，一些基督教特有的概念与词义自然会“转码”成儒家、佛教语境中的概念与词义，比如说洪秀全的诗词中经常出现的 “正果”、“方寸”、“本心”、“凡尘”、“下凡”“地网”、“天罗”、“孝亲”“太平”、“天道”、“皇天”、“道统”等词，这些原来都不是基督教的概念，而是佛教、道教等民间宗教的概念，当这些概念用于“解码”基督教概念时，相关的神学偏差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比如说用道教的“修炼”来形容“属灵增长”，最终达成正果（基督教言之为永生），表面上看词义十分自洽，符合中国人的理解习惯，但是基督徒并不是依靠修行得到“正果”而扶摇直上天堂的，基督徒唯一能做的是仰望耶稣基督的救赎，因而用“在凡间修炼终成正果”类此这些的词汇，明显和基督教的一些原则相悖。这其中的词义异化是基督教神学在中国产生偏差的原因之一。
另外一点，洪秀全等人作为儒家知识份子，没有办法在基督教语景中诠释基督教神学要义，只能通过儒家的语言来诠释基督教思想，这种基督教文化的缺陷，也必然导致神学偏差的产生，比如洪秀全在理解 “人人皆有份为上帝子女”这个基督教思想时，他用儒家的大同思想来诠释这个新概念，在洪秀全的《原道觉世训》中，首句就是“ 天下总一家，凡间皆兄弟”。接着洪秀全并没有从基督教的表达中去解释这个概念，而是在后面段落写道：“万殊总归一本，孔子曰：天命之谓性；《诗》曰：天生蒸民；《书》曰：天降下民；昭昭简编，洵不爽也。此圣人所以天下一家”。这样，基督教“人人皆有份为上帝子女”所体现的“尊荣的人”，“人人平等”就偏差成为儒家的“天下一家”的大同概念。
正是因为洪秀全等人深受儒家文化的浸染，因而他们在神学上显然没有明白基督教之真谛在于“仰望耶稣基督的救赎”，代之而来的是儒家“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砍妖除魔式救赎观，在《原道醒世训》中，洪秀全这样写道：“惟愿天下凡间我们兄弟姊妹跳出邪魔之鬼门，循行上帝之真道，时凛天威，力遵天诫，相与淑身淑世，相与正己正人，相与作中流之砥柱，相与挽已倒之狂澜。行见天下一家，共享太平”。
正是这些在词义翻译及理解中产生的不自觉的异化作用，使太平天国运动的神学思想与基督教正统神学产生很大的偏差。
行为异化——民间巫盅文化的影响
太平天国运动的开展，亦是一个基督教本土化的过程，拜上帝会在早期所呈然的本土化特色受到地域文化的影响并不奇怪，也符合基督教世界在任何一个地方传播的规律。在中国南方地域，由于普通民众文化水平不能与中原开化地方相提并论，儒、道、佛文化更多是流行于社会上层，对于文化偏低的底层民众而言，宗教信仰更多是拆寄托于多神祟拜与巫盅文化上面。洪秀全事实上坚决反对多神祟拜，亦十分反对巫盅文化，他在《原道救世歌》中写到“第五不正为巫觋，邪术惑众犯天诛。死生灾病皆天定，何故诬民妄造符？ 作福许妖兼送鬼，修斋建醮尚虚无”。 在同一篇诗歌中，他还特别咒骂那些施行巫邪之辈是：“累世贫穷天不扶”，说他们“鬼人送鬼终惹鬼，地狱门开待逆徒， 欲肥己囊增己孽，何不回头早自图”。
尽管洪秀全对于迷信巫邪严词拒绝，但这个运动参加的毕竟就是底层迷信群众，因而他的态度并没有防碍太平天国发展过程中的巫术化的趋势，这亦和太平天国另外两个重要人物杨秀清和萧朝贵有关。
1848年的太平天国尚在酝酿之中，冯云山在桂平紫荆山被抓，若干拜上帝会教众人心思变，就在此时，杨秀清力挽狂澜，杨秀清利用群众迷信的观念，在三月初三忽然假装天父耶和华附身，附身以后，他假传上帝的旨意成功稳定了会众，在这次假装天父下凡附身的巫邪性质行为中，洪秀全既然说自己是天父之子，杨秀清索性便说自己就是天父本身。当洪秀全从广州回来时，木已成舟。太平天国后来的文献曾经多次提到这件事，后来太平天国还把把三月初三规定为“爷降节”。
有人认为这次杨秀清代上帝传言，是拜上帝会脱离正统基督教的开始，这以后的拜上帝会实质上已经逐渐丧失了基督教传统成为民间的一种以巫术为中心的宗教团体了。事实上杨秀清代上帝传言并不是拜上帝会脱离正统基督教的开始，早在洪秀全说自己是天父之子时拜上帝会已然开始脱离基督教正信了，杨秀清事件不外是拜上帝会脱离正信后的一种巫邪化开端而已，之后又有萧朝贵成为耶稣人间代言人，都是拜上帝会往巫盅文化方向发展的表现。这表明太平天国运动在行为上已出现异化的特点。
信仰异化——与中国传统的结合
太平天国的异化还表现在运动与中国社会传统结合后产生的信仰异化，在基督教文化中，一夫一妻制是基本的信仰要求之一，基督教的一夫一妻的信仰源于耶稣基督在世时。一夫多妻现象在耶稣在世的时候就盛行，但是耶稣讲婚姻的时候总是告诉他们一夫一妻制，他说“二人成为一体”。 使徒保罗继承了耶稣一夫一妻的教导，保罗在嘱咐教会监督职分的条件时说，必须是“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后来，随着基督教的广泛传播与兴盛，在教会地位显赫的国家里，一夫一妻成为婚姻模式，而 后来受到基督教影响的国家几乎都是一夫一妻制，妇女也享受到了空前的权力。
然而中国传统上是一个男尊女卑的社会文化构成，女人在儒家文化中的地位与男人相比简直不值一提，如果一个中国的传统家庭生下女孩，就此将其杀死或丢弃，并没有触犯伦理底线，没有人会因此而受责备。因而女人在中国文化中的角色定位其实只有二个：母亲（这个角色亦没有什么法律上的地位）、“生殖机器”。中国人文化中认同多子多福的概念，因而多几个“生殖机器”能防止“无后为大”这种可怖局面的出现，因而一夫多妻的做法在1912年之前，一直是中国廷续千年的传统做法。
因而，这种社会认同基础极深的社会传统亦对太平天国的信仰异化产生重要影响。洪秀全曾颁发了一纸《多妻诏》，宣称天国居民，海外番众，皆以多妻为荣。并诏定：东王西王各娶十一人，南王至豫王各娶六人，高级官三人，中级二人，低级一人。洪秀全则有妇八十八人。
这种以下正式公文的方式公然违背基督教信仰的做法在太平天国历史上的确是少见的，可见传统文化对于基督教信仰异化的作用力量之大。
仪式异化——受中国本士传统影响
根据《太平天国起义记》的记载，可以发现拜上帝教的宗教仪式掺入了不少中国民间宗教的仪式。信徒入会时，桌上要点明灯两盏，供清茶三杯。这实际上是点香烛、供牲畜变形，中国民众易于接受。入会者要朗诵忏悔书，这是符合基督教的习惯的，但是拜上帝教同时要求把忏悔书点火焚化供上帝鉴查，这也是顺应了中国人熟悉的传统，按照道家以及民间巫术的习惯所作的。
所以我们看到，拜上帝教无论是在语言上、行为上、信仰上、仪式上都表现出一种不同于基督教正统信仰的异化倾向，这种异化最终都导致神学原则的偏离。
太平天国的神学误差，很多时就体现在这种宗教的异化之中，这些宗教异化是太平天国神学产生偏差的原因之一。宗教异化有时会过于挑战传统基督教固有观点，但这种异化并没有像异端一样完全丢弃基督教的基本精神与气质，这些异化的宗教仍然遵行基督教传统，敬仰上帝，但他们往往放大部份圣经的启示，又故意忽略圣经的其它启示，甚至未必一定会将三位一体，五大唯独等正信作为信仰标准，但从整体的信仰上看，他们的信心仍在基督教之内，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这些异化应作为基督教发展过程中的的一些尝试、探索而给以包容。
本文节选自《太平天国的神学意义》
按政府与法律要求有删节
标签： 太平天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