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氏中国史》总序
中国历史（中国历史这个说法或许不准确，但比较容易理解和接受，姑且这么说罢）纷繁复杂，浩瀚如海。史家正如一个看海的孩子，有人看到了跃出水面的海豚、鲨鱼和银飘鱼，有人看到了浅海的赤眼鳟、黄尾鲴和团头鲂，有人看到了深海的硬背侏儒鲨、弗氏海豚和银鳕鱼。
但历史的瀚海如此深邃广袤，无论我们的目光如何深远，我们都不能窥探到历史的全部真相。何况，这历史的瀚海原本就有太多的迷宫、陷阱和面具；很多时候，史家的探究正如盲人摸象，自以为已经揭示了真相，其实是跟真相背道而驰。
举一个例子。
聂政，史书的记载就颇多分歧。《琴操》的聂政是一个神，《史记》的聂政是一个人，《资治通鉴》的聂政是一根草。聂政的故事发生的年代，更是记述各异，甚至同一部史书《战国策》，也有截然不同的说法：或曰韩烈侯时期，或曰韩哀侯时期。《史记》袭用了韩哀侯的说法。但这种说法是大有疑问的。韩哀侯在位仅仅三年；而仅仅聂政为母守孝就花费了三年时间（或曰二十七个月。孔仲尼：“人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聂政至孝，守孝不太可能偷工减料）。聂政守孝三年后，只怕韩哀侯都已入土，何来“韩相侠累”？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部中国史。《史记》的中国史，说到底也只是司马迁童鞋的中国史。司马迁以正直和严谨闻名，但也有他的局限性。他的文字，是士人的文字或者寺人的文字，他有他的趣向和情结。相对《燕丹子》中的荆轲，《刺客列传》中的荆轲过于严肃洁净了。遗憾的是，这个世界，无论王公贵族还是蝼蚁草芥的生命里都充满着无为人所知的黑暗。美人的笑靥里有污秽的肛门，英雄的剑光有蠢动的阴茎。我不认为《燕丹子》里的荆轲比《史记》里的荆轲更荒唐。
当然，我也有我的趋向和情结。所以，我笔下的历史，肯定也不是正史。黑暗中的故事在黑暗中结束，我们所能见到的不过是一个模糊的影子。试图从一个模糊的影子推导出他的相貌，正如试图从一个人的呓语中推导出他的梦魇，可爱固然可爱，却也有点可笑可悲。
也许有些所谓的探究是徒劳的。不仅徒劳，而且毫无意义。也许，三皇五帝断代工程的全部意义还不如鱼玄机的一声叹息或者阮籍的一声长啸。到了结束的地方，只剩下了人物和故事。或许，我们也只需要人物和故事。或许我们可以从繁琐疲惫的经院历史中摆脱出来，抽一根烟，喝一口茶，轻轻松松地述说和聆听历史。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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