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人的骨头里，有一股狂狷的精神。
明代海南人丘浚、王佐、唐胄、海瑞等人，最能体现这一精神。
丘浚少年时代，就写出这样的诗：“五峰如指翠相连，撑起炎州半壁天。夜盥银河摘星斗，朝探碧落弄云烟。雨余玉笋空中现，月出明珠掌上悬。岂是巨灵伸一臂，遥从海外数中原。”这股狂劲，可以直追“谪仙人”李白了。丘浚才华横溢，科考顺利，仕途也算平坦，一直做到文渊阁大学士的位置，以清廉能干名重当时，可见，他对自己的“狂”还是有所收敛，加上了“狷”， 豪放而不超越一定的规矩。丘浚被誉为“理学名臣”，应该说他的道德文章是非常符合传统封建统治的，但丘浚不是一个为了权力而“摧眉折腰事权贵”的人。他曾经力排众议，为被明朝皇帝污陷致死的于谦辩护，还了于谦的清白，体现为官的他狂狷的本色。
王佐一世为官，至死不过五品，很令人费解。本来，他的老师丘浚身居高位，而他的能力和官德，也是一等一的，可他就是升不了官。据说，有人嫉妨他的文章，硬是不让他考中进士，可能举人出身也局限了他以后的官阶上升。然而，很有意思的是，举人出身的海瑞，官阶比他却高得多。看来，王佐这一生的遭遇，还得从他的性格中去找原因。王佐的诗歌成就，在海南文人中，是数一数二的，除了文学成就高，也显示出他忧国忧民的胸怀。如《鸭脚粟》中的“三月方告饥，催租如雷动。”、“琼民百万家，菜色半分病，每到饥月来，此草司其命。”史载他“所居民爱，所去民思”，他每一离任，当地人民就修建生祠来纪念。人事有了，才干有了，官德也有了，套现在的一句话，就是“德才兼备”的好同志，官位十几年升不上去，这说明了什么？王佐自小以文出名，可能比较狂，于是得罪了一些人，这些人在后面一直压着他，而他也很“狷”，跑官要官买官的事也不会做，于是就有了这样的结果。从他晚年回家办学种花写文章这样的事来看，正好反映出他“狷”的性格，洁身自好，不肯同流合污。
唐胄的一生，非常精彩。他身出名门，智力过人，博览群书，考试一路高奏凯歌，三十一岁中进士，被授官为户部山西司主事。父亲去世，他回乡守孝，之后以各种理由不愿出仕（太监刘瑾当权，他不愿同流合污），在家乡二十年，办学（西洲书院）、修《琼台志》、编选白玉蟾诗文集等。“甘陪菊淡阶梅瘦，不惹蜂狂与蝶颠”，正是他“狷”的一面。唐胄51岁时复出，为官十几年，十一次提升，升迁速度惊人，可见他能力过人。可就在他官运享通之时，狂劲发作，两次顶撞嘉靖皇帝，一次为出征安南之事，一次为皇帝要为自己生父进明堂之事（享受先皇待遇）。最后一次顶撞皇帝，被锦衣卫打得半死，罢官回乡，第二年就去世。唐胄次子名唐秩，号“海天孤鹤”，不求功名，专心修道，被皇帝封为“博士”，人称“仙师”，唐胄为爱子取名“存吾”，可见唐胄神往道家（喜欢白玉蟾也可为证）。而他所受的儒家教育，使他懂得封建伦理之道。骨子里的道，面子上的儒，使他颇为狂狷，敢于顶撞皇帝，虽遭遇打击而不悔。这种凛然正气，也影响到了他的同乡海瑞，于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海瑞登场，把海南人的狂狷之精神，发挥到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地步。
海瑞，官做得没有丘浚大，文才没有王佐好，对海南文化的贡献没有唐胄大，但海瑞的名气，在海南名人中，无疑是最大的。在整个中国，可以说是妇孺皆知。海瑞的名气，主要来自他的人格，来自他那股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狂狷。到海瑞为官之时，整个明朝已经是积弊难返了。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剖析了这个庞大的帝国。皇帝之昏庸，官僚之贪婪腐败，百姓之疾苦，已达极致。海瑞以耿直之性格，狂狷之精神，如一道闪电，划过黑暗的天空，明史也因此而添色。连续剧《大明王朝》中，嘉靖皇帝看到海瑞上的“贺表”后震怒之表演，与史册所载，是一样的。黄仁宇说古代大臣上书反对皇帝意见，并非少见之事，但一般是就事论事，不会直接人身攻击，而海瑞给皇帝上的书，开头便是“盖天下之人不直皇上已久矣”，列举了嘉靖皇帝诸般不是（虚荣、残忍、自私、多疑和愚蠢），同时海瑞格守人臣，希望皇帝能够“醒悟”，重新振作，还是可以做贤明之君。像这样的上书，史无前例、古今罕见。在皇权时代，说皇帝一句不是，弄不好就会带来杀身之祸，甚至满门抄斩，何况是像海瑞这般直接的可以说是无礼的“开骂”。所以，海瑞知道自己必死无疑，在上书前，遣散家人，买好棺材，安坐家中等人来抓自己。这是比死谏还悲壮的一出戏。扮演主角的，却是来自“海外蛮荒之地”的一名小小的官员（海瑞当时为户部云南司主事，正六品）。好在嘉靖虽然昏庸，却不算很残暴，海瑞只是被抓起来，没有立即处死。皇帝死后，反而声名大振，官也越做越大，继续孤军奋战，斗贪官劣绅，为黎民百姓出头，赢得了“海青天”的美名，流芳百世。（每次路过红城湖畔的海瑞故居，我常常想，中国这么大，人口这么多，然而，像海瑞这样绝无仅有的人物，为何生长在这么偏远的一个海岛上？原因何在？）
海南人之狂狷，不仅见于上述四人。据王俞春《海南历代进士》，海南自宋朝至清代，考中进士为官者一百多人，中举者七百多人，多淡泊明志、为官清廉、性格耿直，充满正义感之狂狷之士。没有一个为后世留下骂名。明代海南人，无疑是最有代表性的海南狂狷之人，而这股狂狷之气，到了以残酷的文字狱迫害文人的清代，尚有遗留。《搜书院》中斗镇台的琼台书院掌教谢宝，助林则徐销烟的张岳崧，参与“戊戌变法”的林赞统，就是其中的代表。
民国时期，正所谓“乱世出英雄”，海南人在文武之道上，英材荟萃，人才济济。武有国共两党二百多位将军为证，文以陈序经、颜任光、范会国、梁大鹏等人为代表。此时最能代表海南人狂狷之精神的，当推陈序经和梁大鹏。
陈序经学贯中西，为一代文化大师。在三四十年代，在全国掀起来过四次文化大辩论，深刻影响中国思想界。他于1934年发表《中国文化之出路》，就此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的文化大论战。文章中的第一句话是，“中国的问题，根本就是整个文化的问题”，“为中国的前途计，我们要为它寻找一条出路”，他把关于中国文化的不同主张划为三派：“复古派——主张保存中国固有文化的”、“折衷派——提倡调和办法中西合璧的”、“西洋派——主张全盘接受西洋文化的”， “兄弟我是特别主张第三派的，就是要中国文化彻底的西化”，即所谓“全盘西化”。他以决绝的态度，反击中国的传统派。胡适是站在陈序经一边的，但态度比较软和些。胡适后来用了一个更折衷的词汇“充分世界化”来代替“全盘西化”，受到陈序经的批评，因为在他看来，“充分”“尽量”这些词不但含混，还很容易被折衷派和复古派拿来作护身符。一个文化学者，如此彻底地公然提出要“全盘西化”，站在思想的尖峰刀口上，与各种势力相抗争，狂狷之个性，无以伦比。
梁大鹏是私立海南大学的创始人之一，为创立私立海南大学沤心沥血，名载史册。其狂狷之个性，也是非常出名的。在抗日战争期间，梁大鹏受聘于蒋介石下面工作。有一天见蒋介石，他开口就直问：“委员长是国父信徒，三民主义是主张民主的，委员长为何而独裁？”其狂狷之气，和海瑞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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