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历史文化之泉州与福州的四季历史文化(校对完结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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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季(春)

  背景

  福建最早的闽越文化也就是福建的土著融合文化(古闽族土著融合了越国移民所产生的文化)在春秋战国至汉武帝时期。当时福州和南平地区是福建土著融合文化的代表地区。

  汉武帝时期,闽越国起兵反汉,发生对抗战争,最终闽越国战败,为了彻底消除后患,汉武帝诏令大军将闽越举国迁往江淮内地,焚毁闽越国的城池宫殿,闽越国彻底灭亡,随着闽越民往江淮迁移,福建的闽越族群(闽越文化)也随之基本消失。从此后福建人的血统实现了古闽族土著、畲族和汉等多民族的融合。(主要居住于深山的古闽族土著、畲族等在福州和泉州两地都有)福建人的血统以及文化重新启动。

  福建各区域族群的文化形成

  晋代衣冠南渡八姓入闽是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的汉人入闽,(移民主要在闽北南平地区以及闽东福州闽江流域和闽南泉州晋江流域定居),自此后汉人逐渐与福建土著融合并形成了福建的三大区域文化(以及相应的小区域文化),早期福建三大区域的语言(文化)代表是南平(建瓯(闽北),福州(闽东),泉州(闽南)。

  南北朝时期的陈朝永定时(557~559年),设"闽州",这是福建历史上第一个省级建制,辖建安、晋安,南安三郡,陈朝天嘉六年(565年)就罢了,福建区域还属东扬州管辖。除这次短暂设过省级建制外,在唐代福建成型之前,福建区域长期属于江浙、江西的附属区域(属东扬州,扬州,江州等管辖)。南北朝时期福建形成的建安(今南平),晋安(今福州),南安(今泉州)三郡,亦体现出了当时福建的三分天下。

  也就是说要谈今天福州人,泉州人,南平人的语言和相应文化的源头古老程度,福州泉州南平都是一样的历史起点 。都是从晋代首次汉人大规模入闽开始,文化的古老程度是一样的。

  在晋代之后的南北朝,唐朝,每次汉人移民大规模南下,泉州和福州都是主要的聚居地,福州和泉州的历史文化起点是一样的,而泉州保留传承的古晋唐遗风要比福州更为厚重。地方文化的灵魂泉州的南音、梨园戏成型于唐宋,福州的闽剧、福州评话成型于明清;福建五大剧种泉州独占两个,梨园戏以及高甲戏,福州唯一地方剧种仅有成型于晚清的闽剧。唐初陈政、陈元光带领军队入闽南,泉州闽南话在此时融合成型,唐末从泉州中转至福州的开闽王王审知带领军队入福州,闽东福州话在此时融合成型。泉州文化显然比福州更具有代表性。

  福建从唐朝大发展开始泉州的发展就比福州更具有地区代表性

  先从有不少人讲到的所谓正史记载名称排名决定高低论说起,也就是唐朝福州+建州等于福建最强论,所以才叫福建,不叫泉福或者泉建? 当时泉州还很落后? 这种说法显然是可笑的,因为福建一词成型记载泉州就排在建州前,《新唐书·方镇表》原文记载如下:开元二十一年(733年),“置福建经略使,领福、泉、建、漳、湖五州,治福州”。且《旧唐书 ·地理志》也是同样的记载顺序,福州是省会,所以记载排在前面很正常,而记载的顺序建州则排在泉州之后,就算从当时的户数和口数来说建州也在泉州之后。所以这种说法一戳就破。军事与政治地位高并不代表人口、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影响力就最大。

  让我们看看福建成型的唐代,泉州在福建地区的代表性

  唐朝福建人口发展的代表

  唐代,是整个福建人口大发展时期(包括福州和泉州),唐初整个福建还人口稀少(包括福州和泉州)。隋朝统一福建后,将原建安、晋安,南安三郡合并为建安郡一郡;将福建的县裁并到只剩最后的4个区域中心县(建安、闽、南安、龙溪、四县),共有1万2千多户,如以每户5人计,平均每平方公里不足1人,是南方诸省中人口密度最低的区域。属于落后区域。在唐初,今福建境内隋建安郡旧境,只有一个建州,旧属岭南道,福建户数只有1万5336户,其它四州(福、泉、漳、汀州)分别是在高宗、武后、玄宗时期先后设置的。开元时,福建五州的户数达10万8991户,与唐初的1万多相比,福建户数人口激增6倍多。例如隋代(581~618年)福州地区人口数约为2万人,《三山志》记载唐代初期的福州还是人烟稀少:始州,户籍衰少,耘锄所至,甫迩城邑。穹林巨涧,茂木深翳,小离人迹,皆虎豹猿猱之墟。至唐代建中年间(780~783年),福州地区的人口迅速发展达到21万7877人。唐代泉州地区的人口也是迅速激增。

  唐朝时期,由于人口经济迅速发展,福建区域开始引起朝廷的重视,于是在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设“福建经略使”为军事长官职称,始有“福建”一词。福建一词由军事武装长官名称而来,这是朝廷为加强边防武装力量而设置的,(福建多山,陆地对外交通闭塞,朝廷只要扼守住中原入闽最近最便利的福建区域腹口上的福州和建州就可以掌控住边远的福建地区不乱)称呼是取福建地区战略关口上的军政中心福州和建州各一字组成。

  福州地方志《三山志》载:“开元分道,置使采访,惟在边镇,首谨兵防,此州又始为经略”。对唐代开元年间“福建经略使”这个为加强边防武装力量的职能设置也作出了明确的记载。

  人口是古代一个地区开发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是经济、文化发展的根基,在开发初期更是绝对的指标,福建一词刚成型的开元年间泉州辖区的人口就已经超过福州辖区的人口,位居福建首位。

  泉州,开元年间50754户,天宝年间23806户(160295人),建中年间24586户,元和年间35571户。

  福州,开元年间31067户,天宝年间34084户--(75876人),建中年间39527户,元和年间19455户。

  《元和郡县志》是唐代元和年间宰相李吉甫写的一部记录当代实情的官方地理总志,可以说是最符合当代实情的地理总志。也是现存历史最早的一部人口地理总志。

  《元和郡县志》记录唐代开元年间福州跟建州的户数都在两三万左右,泉州则有五万多户,远远领先福州跟建州。唐元和年间福州跟建州户数只有一万多,泉州户数则有三万多。

  宋初延续五代时期的人口,宋初太平兴国(976年—984年)泉州去除兴化(莆田)后,而福州依旧包括周边的宁德等地区,泉州户数人口依然比福州多。泉州,太平兴国年间96581户,福州,太平兴国年间94470户。

  我们可以发现当时福建一词刚成型泉州辖区的人口就已经位居福建地区的首位。从开元盛世福建一词成型算起,泉州的人口密度一直都比福州高,当时福州比不上,建州就更不用说了,唐开元至元和年间泉州户数一直都高于建州。建州人口一直比泉州少(在这以后的各朝各时期,福建人口数量首位的位置不断的在福州和泉州之间转换),这说明在唐朝福建一词刚出现时,泉州地区的开发程度在福建地区就已经处于举足轻重的引领作用。唐代,位于福建中南部的泉州人口的发展比福州更有代表性。

  唐朝福建文风的代表

  唐朝中期泉州人引领起福建的文化发展

  薛播在唐朝建中、贞元年间两次出任泉州刺史,十分注重教育,在泉州“敷文兴教”,席相继薛播之后任泉州刺史,也非常热衷于“敷文兴教”,贞元九年在泉州东湖为8名乡贡举行隆重的乡饮酒礼,百姓“空巷趋观”,影响很大。当时常衮任福建观察史,常衮是一位爱才的官吏,注重教育,增设乡校,亲自讲授,用宾主的礼节对待生员,注意提拔后进,倡导读书写文章。福建地区的教育文风起步就是从常衮任福建观察史开始,常衮虽然是在福州任的福建观察史,但他鼓励和提拔的在福建地区有影响的人物却是当时泉州的欧阳詹、和状元徐晦,(欧阳詹与徐晦当时都是泉州同乡,居住于晋江的徐晦举进士不中,欧阳詹生前数称之“大器当晚成”,后来果然高中状元,仕为福建观察使。语及欧阳詹,徐晦必流涕)。又如正唐朝(黄巢陷长安前)福建高官的代表人物泉州人尚书李稠。

  隋代科举制度开创,180年内泉州竟没有一人参加进士考试。唐朝时期泉州民间私学发达,但泉州文士贪恋家乡山水,不肯远游出仕,无心参加科举。

  薛播在建中、贞元年间两次出任泉州刺史,很赏识欧阳詹的才华,经常带他到城西九日山与同来的隐士秦系和姜公辅等人交游,谈文论道。席相继薛播之后任泉州刺史,他对欧阳詹同样器重,凡观游宴集一定邀请欧阳詹参加,让他写诗记下当时的盛况。欧阳詹本无心科举功名,想长期在家读书,奉养双亲。后来因为双亲严命,亲友激励和常衮、席相等长官的提拔,才决心参加科举考试。贞元八年(公元792年),欧阳詹终于与当时著名青年文士贾稜、韩愈、李观、崔群等二十二人同登金榜,当时称“龙虎榜”。贾稜第一名,欧阳詹第二名,韩愈第三名。

  唐朝中期泉州人欧阳詹成为了引领影响八闽文学风气的第一人,韩愈将欧阳詹视为闽越“长材”的代表人物,以及福建影响力第一进士,韩愈《欧阳生哀辞》:闽越之人举进士,由詹始。《闽政通考》云,“欧阳詹文起闽荒,为闽学鼻祖”。欧阳詹声腾江淮,达于京师,建中、贞元间文词大振,瓯闽之间惟知有詹。从此后,福建“风移教行”,士子“竟劝子弟”,皆以读书为荣。闽省自欧阳詹登第,文辞崛兴,影响极其深远。欧阳詹被誉为:“闽文宗,闽文祖”。

  《唐会要》卷75南选载:贞元十二年(796年),赦停福建选补司,规定泉、建、福州的官吏都要赴首都长安依选例称补。至开成五年(840年)漳州、汀州也停南选。从当时最发达的泉州,建州,福州开始再到后来的漳州,汀州南选的相继停废代表着福建经济人口的发展,以及赴京考试人数的增多;之前属于边缘化的福建开始登上全国性的主流平台。

  唐朝泉州的一甲进士,792年欧阳詹(排名2),846年傅荀(排名2);五代,陈逖(排名1),黄仁颖(排名1)

  唐朝福州的一甲进士,唐代至五代福州仅有唐末897年卓云(排名2)一人,(不包括当时泉州辖区的莆田)泉州都比福州多,建州就更不用说了(唐代建州连进士都寥寥可数)。当时泉州文化在福建地区的引领作用以及影响力可见一斑。

  唐朝时期泉州九日山建有四贤祠,奉祀欧阳詹与秦系、姜公辅、韩偓四贤。

  地区文风重要的硬件标志,泉州府文庙,建立在唐朝开元年间(713~740年),成规模建造也比福州早了几十年。唐朝时期泉州民间“私学”发达,泉州以“民营”方式引领福建发展这个传统其实从福建最初成型的唐朝时期就有了。

  唐之刺桐城

  唐朝·陈陶《泉州刺桐花咏兼呈赵使君》:仿佛三株植世间,风光满地赤城闲。海曲春深满郡霞,越人多种刺桐花。只是红芳移不得,刺桐屏障满中都。

  晚唐·曹松《送陈樵校书归泉州》:“候马春风馆,迎船晓月溪。帝都须早入,莫被刺桐迷”。

  晚唐·徐寅《春末送陈先辈之清源》:归日捧持明月宝,去时期刻刺桐花 。

  唐朝的泉州文化风气在当时福建地区举足轻重的影响和引领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唐代,泉州文化的影响力显然比福州更具有代表性。

  佛国文化影响力

  泉州延福寺始建于西晋太康九年(288年),跟福建最早的佛教寺院始建于西晋太康三年(282年)的福州绍因寺仅相差几年,都是建造于西晋太康年间,可以说是同样的起点。唐末泉州人义存是福州雪峰禅院的开山鼻祖,唐僖宗赐号“真觉大师”,并御赐紫袈裟,义存在雪峰,弘宗演教,“四方衲子云集,至无容所,僧众盛时多达1500余人。门下高僧辈出,分为54支,其中云门宗创始人文偃(匡真禅师)是义存的嫡传弟子。法眼宗的创始人文益(净觉禅师)是他的三传弟子。这两宗的佛教徒都尊雪峰为“祖庭”。他们分别成为晚唐五代禅宗中的五宗之一。此外,被誉为"闽刹之冠“的鼓山涌泉寺开山祖神晏、福州玄沙院的开山祖师备、福州怡山长庆寺的中兴祖师慧棱、越州(今浙江绍兴)洞岩寺的可休,信州(今江西上饶)鹅湖的智孚等皆出于义存门下,经过义存多年努力,福州境内佛教大行。

  始建于唐初垂拱二年(686年)的位于泉州古城核心区的开元寺是福建省规模最大的佛教寺院,泉州在唐代就有佛国之称,泉州人义存对福州佛教的带动传播兴盛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泉州元妙观,位于今泉州市区东街新府口(泉州古城核心区),始建于西晋太康三年(282年),距今1700多年,是道教传入福建后的第一座道观,威望、资历,在整个福建都是最高的,明清两代管理道教的泉州“道纪司”都设在元妙观内,被誉为“八闽第一道观”。

  雕刻于宋代的位于泉州市区北郊清源山的道教始祖老君造像是我国现存最大的道教石雕。

  唐宋时期是中华本土道教的兴盛期,唐朝时期福州和泉州各有道教教观12所,(到了宋朝泉州有道教教观38所,福州有30所)。世界各种多元的宗教在泉州融合,泉州的本土和外国宗教显然都比福州更具有引领代表性。

  唐朝,福建初期的经济大发展,泉州在福建的代表性

  唐武德年间(公元618年-626年),穆罕默德遣四贤徒来华,一贤传教广州;二贤传教扬州;三贤和四贤则传教泉州,两人卒后葬于灵山。1965年在泉州郊区出土的阿拉伯文墓碑上刻写:“这是侯塞因·本·穆罕默德·色拉退的坟墓。真主赐福他。亡于回历二十九年三月……”。回历二十九年即唐太宗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可见初唐已有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在泉州居留。他们出售香药,珠宝等物,购买丝绸、瓷器。泉州市场繁荣,生产比前显着发展。唐哀帝天佑元年(904年),在今苏门答腊岛的三佛齐国遣使蒲阿粟来福建进行商业活动。

  农业方面,出现大规模的农田水利设施,唐德宗贞元年间(785~804年),泉州东郊开凿“尚书塘”,灌田3万多亩;疏浚“东湖”,使泉州东郊农地免遭旱魃;唐宪宗元和年间(806~820年),开凿泉州北山下塘来兴修“仆射塘”,以及在唐文宗大和年间(827~835年),在泉州通淮门外晋江北岸开浚“天水淮”工程。只有解决农田灌溉问题,粮食和经济作物才能增产,当地才有大批居民从事手工业劳动。

  署名唐玄宗撰、李林甫等注(实出张九龄等之手)的《唐六典》载:“泉、建、闽之绢,泉、建,闽、表之纻,登、莱、邓之赀(布),并为八等。”可见唐朝开元年间泉州种桑植麻,绢、纻成为全国知名产地之一。当时泉州富商黄守恭有大桑园七里,田三百六十庄,泉州一带的百姓大量种桑养蚕,织造丝绸。

  制瓷业比前发达,1973年在晋江磁灶附近的童子山、狗仔山、后壁山、虎仔山等地发现唐代窑址,(最早一处是南北朝时期的窑址距今已有1500多年历史),足见唐朝泉州瓷器产量可观。丝绸和瓷器均为当时大宗出口商品。在唐朝后期安溪也已开始产茶。唐朝时期泉州的丝,瓷,茶代表都已经成型并且逐渐壮大起来。

  这时泉州的冶铁、制盐、造船也很兴旺,福船和广船是适应中国南方海阔水深、岛屿众多的两种船型。福船头尖尾宽,两头翘起,尾封结构是马蹄型,两舷边向外拱,有宽平的甲板和连续的舱口,舷侧用对开原木厚板加固,强度较大,造船用材主要是福建盛产的松、杉、樟、楠木(见上海交通大学等编《造船史话》)。据《唐会要》载,一艘福船可载重数千石(即数十万斤)。以上情况,说明泉州在海上丝绸之路开展活动,具备有利条件。

  泉州是唐中后期兴起的外贸港口。大约在9世纪中叶,刘安仁前往广州做生意,定居南海。子知谦,生隐、台、岩三子,刘隐就是后来的南汉烈宗,刘岩为南汉高祖。刘隐祖父的活动时代在唐代后期,刘氏祖墓在南安(泉州属县),也可以作为泉州港在此期间兴盛的证据。

  唐朝泉州是中国四大海港城之一,引领传统丝、瓷、茶等经济的发展比福州更具有代表性。

  福州城与泉州城

  福州城

  福州首次建城是闽越国时期的冶城,城墙为夯土结构,城池是座狭小的土城,城里主要居聚王族官吏和士兵。晋太康三年(282年),太守严高嫌冶城太小,遂在越王山(屏山)南麓建城,称子城,唐中和年间(881~885年),观察使郑镒再次进行修拓,其格局较晋子城没有太大的变化。唐朝福州城的城区面积2平方公里左右。

  泉州城

  唐朝久视元年(700年),州治从丰州向东南南移5公里迁移到今泉州市区。由于今泉州市区人口经济发展迅速,泉州建制自此稳定下来;成为福建的一个区域中心。至唐·玄宗开元六年(718年)以前,泉州已有夯土版筑的城墙。称为唐故城(罗城),城内既是衙署等政府行政机构所在地,也是百姓居住的城区。唐故城周围13.2里(6.6公里),城区面积将近3平方公里。

  总结对比一下经过唐朝时期的发展后泉州和福州的地区综合实力,哪个更具有区域的代表性?

  福建从唐朝初期人口大发展以来,第一个经济文化发展的高峰出现在唐末五代时期的闽国,这也是唐朝福建经济文化大发展中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

  唐朝后期,黄巢造反,天下群雄并起,开闽三王入闽经过当时福建的大州泉州,军队到南安,当时泉州百姓在刺史廖彦若的压榨下,民不聊生,于是派出张延鲁等耆老前往邀请王潮,奉牛酒迎潮。引兵入泉,为民除害。王潮率军围攻泉州城,经过一年战斗,于光启二年(886年)攻克泉州,消灭廖彦若,控制泉、漳二州。

  福建观察使陈岩,(前福建团练副使,泉州刺史),上表朝廷,保荐王潮为泉州刺史。王潮在泉州励精图治,召集离散流民,鼓励生产,整饬部属,创筑子城,减轻徭役,放宽赋税,兴办义学,颇得人心。王潮在当时福建的大州泉州的势力被福建观察使陈岩所认可就标志着开闽三王的势力已经在福建稳定了下来。

  大顺二年(891年),陈岩病危,欲授予泉州刺史王潮全省的军政大权,王潮未到福州,陈岩就已经逝世,军政大权被陈岩的妻弟范晖篡夺。于是王潮便派堂弟王彦复,其弟王审知攻打福州,最终攻下福州,王氏兄弟声威远播,其后汀州刺史,建州刺史先后亲赴归顺,王氏兄弟逐渐占领今福建省全境,王潮在福州先后被受封为福建观察使、威武军节度使。 二弟王审邽担任泉州刺史政绩显著。累封工、兵、户三部尚书,授威武军节度副使,晋开国侯,(由此也可见泉州在闽国的重要性)。

  乾宁四年(897年)十二月,王潮病逝,享年52岁,追赠司空,封秦国公,谥号广武,葬在晋江县北郊盘龙山(今属惠安县城南郊),在福州就任的王潮死后却葬在泉州,泉州对开闽王的重要性明显可见。

  开闽三王以泉州为中心,后来又在泉州沿途百姓的支持下攻取扼守福建地区战略关口上的军政要地福州,进而统一了八闽建立了闽国,开闽三王其中王潮和王审邽两兄弟及王延彬任泉州刺史44年,大力治理发展泉州,王审知虽然在福建地区的军政关口福州任闽王,但也非常重视泉州的发展,亲自主持兴建泉州6里陂、9溪18坝,晋江40余华里灌渠。在开闽三王和后辈“招宝侍郎”王延彬(出生于泉州)的治理下,当时的泉州经济发达,人民安居乐业,王审邽令王延彬在南安丰州建招贤院(今泉州丰泽区北峰镇招贤村),接纳李洵、韩偓、崔道融、杨承休、王倜、王涤、郑璘等流亡的中原官员、名士包括福建本土的黄滔、徐寅、翁承赞等数十人。一时泉州人才济济,文事活跃,“文物为十国之冠”。

  《十国春秋》《王延彬传》:每发蛮舶,无失坠者,时谓之招宝侍郎。

  闽国后期内乱,福州人朱文进造反,在福州自为闽王,亲自发兵攻打泉州,泉州人留从效沉着应对,闽国两个强盛地区福州和泉州的实力对战,以福州兵全面溃败而告终,福州元气大伤,很快闽国灭亡,福州沦陷为吴越国的边防关口,建州等地则被南唐占据扼守,福州建州这两个朝廷定义的军政关口均沦陷,只有福建的“无冕之王”泉州统领的泛闽南区域清源军辖区独立割据长达30多年,时间和闽国差不多,晋江王留从效割据泉州,积极发展农业生产,令士兵垦田,召游民种地,围垦海滩,兴修水利,泉郡因此常“仓满岁丰”。手工业,特别是用于对外贸易的陶瓷、冶炼业和丝织业等,得到较大发展。留从效很重视教育,每年秋天都举行考试,取明经、进士,谓之“秋堂”。 又扩建新城,十分重视海外交通贸易,令人在城内“开通衢,构云屋”,以“招徕海上蛮夷商贾”;蠲除各种苛捐杂税,允许自由贸易。泉州城内货物充盈,商业繁盛,号称“云屋万家,楼雉数里”。(留从效环城遍植刺桐树,宋元时期泉州以刺桐港之名闻名于世)。

  《全唐诗》韩偓《卜隐桃林场》、《南安寓止》记载了闽国王审邽治泉时期泉州地区触目是“桑梢出舍蚕初老”、“枳篱茅屋共桑麻”。《全唐诗》詹敦仁《余迁泉山城留侯招游郡圃作此》记载了留从效割据时期,泉州城内则是“千家罗绮管弦鸣”。说明五代时期泉州丝绸生产,已经相当发达和普及。

  五代时,泉州港的主要出口商品是陶瓷和铜铁。从考古发现的五代窑址和出口物品来看,以烧造青瓷为主的陶瓷业,其制作技术和产品质量均有较大的提高。泉州的矿冶业和铸造业,唐代已有记载,五代时则是福建的主要产地。闽王王延曦曾在泉州铸造“永隆通宝”;留从效统治泉州时期,泉州的铸造业已十分普遍。在泉州城西,至今还遗存有留从效亲令置炉铸冶工场,后人称为“铁炉庙”。留从效那时正是用这些陶瓷铜铁泛于蕃国,去换取大量的外国珍奇和金贝的。

  泉州城与福州城

  五代时期的福州城

  自无诸创立闽越国,定都“冶城”开始,到王审知(862~925年)创立闽国,前后历1109年(前202~907年),福州仍是一座落后的小城(为朝廷办公专用的子城)。

  天复年间(901~904年),福州始建罗城,节度使王审知拓子城南面建罗城,城周约6公里(城区面积3平方公里左右)。

  后梁开平二年(908年),王审知再筑夹城,围“三山”于城内,福州始有三山之称。城周约10公里(城区面积5平方公里左右)。

  五代时期的泉州城

  南唐·保大中(943~957年)(晋江王)留从效于泉州子城内筑衙城,又对泉州唐罗城重加版筑,周长20里(10公里),城墙周围20里(城区面积约5平方公里),城墙高一丈八尺,有七座城门。

  从光启二年(886年)8月至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七月,泉州从唐末开闽三王在福建的第一个割据势力再到宋朝福建最后一个纳入宋朝版图,唐宋交接泉州独立割据在朝廷之外的时间达90年左右,为福建之冠,经济文化自由大发展为福建之最典型,泉州留从效作为福建地方最强势力的代表崛起于唐宋交接之际。独立割据的以泉州为中心的清源军留从效和陈洪进也成为《宋史》世家篇里福建的唯一地方诸侯代表。

  唐朝时期,从福建成型并且人口、文化、经济、地区势力大发展开始,泉州在福建地区举足轻重的地位显而易见,从当时福建各方面的对比来看很显然的泉州比福州更具有区域的代表性。

标签: 历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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