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书生――张慧剑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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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孤独书生――张慧剑小传

  终于动了为张慧剑写点东西的念头,他并非文坛巨子,我与他也非亲非故,却总是对他有种惺惺相怜的感觉,看着他身边的故人都已有传,大都是儿女或是亲友执笔,而他却终生孤独,无妻无子,身后更无人惦念,只有那故人子女偶尔在父亲的小传里提上他三两笔,却令孤单凄凉之意更浓。好似那刘勰一般,悄悄的遁入山林寺庙,杳无所踪了。待我提起笔,却因由年代的错裂,资料的匮乏,愈加无从说起,只好絮絮的说来一些旧事,只希望我拙劣的笔墨莫要玷污了他的声名。

  他不过是一个报人,以写稿子为生,很早就在报界崭露头角,而他最辉煌的时候便是在抗战时期,那时重庆《新民报》刚创刊,老板陈铭德广揽贤才,一时间张恨水、张友鸾、张慧剑齐聚一堂,时称“三剑客”,随后经张慧剑介绍,崭露头角的赵超构亦然加盟,人又称“三张一赵”,此事最为陈铭德所骄傲。张恨水想必无人不知,《春明外史》、《新斩鬼传》、《交际明星》、《斯人记》、《金粉世家》、《荆棘山河》、《啼笑因缘》,是大作连连,洛阳纸贵,当时排队买报之风尤甚。张友鸾乃邵飘萍的学生,是个新闻全才,所作讽刺小品居多,当时也是赫赫有名。赵超构是杂文名家,一出手便让张恨水连叹‘后生可畏’,他的《延安一月》很受毛泽东赏识,比较客观的报道了延安的情况,被誉为中国的《西行漫记》。一位署名铮洵的先生,曾撰文《前尘回首忆“三张”》,文曰:“二十余年间,报坛艺苑,论文笔雅畅,撰辑精娴者,莫不推三张为巨擘。不佞曩客三都(北平、南京、重庆),滥竿报界,于此三子,夙接欢笑。”赞誉可见一般。

  此时陪都重庆虽然报业发达,空前繁荣,但除了共产党的《新华日报》以外,其他的都被国民党直接间接控制,而《新民报》这样中间偏左的报纸自然生存异常艰难,当时的战时新闻检查制度异常严厉,所有报纸每天都要由军委会新闻局所设的新闻检查所逐字检查、删改、扣压,以至给予停刊的处分。而张慧剑在主编南京《朝报》之时,就经常讥讽蒋介石,蒋介石六十生日的时候,他就编了个慈禧六十大寿的专辑加以讥讽,47年蒋介石登基总统之时,他又编了个袁世凯专辑加以戏弄。所以这样的《新民报》自然是以诙谐戏虐为基调的小品文,类似赵超构的《今日论语》,满篇嬉笑怒骂,尖锐泼辣,令人喜不自胜。

  而42年湘赣大溃退之时,国军官兵在东线连拖带熬,一触即溃;达官显贵们豕突狼奔,逃难灾民更是哭声漫天。此时张慧剑的《浙皖行记》真实纪录了无数悲惨故事,此文与陈向平的《南迁什记》、杜畏之的《朝花夕拾》并称“东南三璧”。

  张慧剑行文诙谐锐利,曾以《水浒》为南京新闻界作点将录,评张恨水为‘及时雨宋江’,有群雄之首风范;评张友鸾为‘智多星吴用’,评自己为‘花和尚鲁智深’,评《中央日报》的社长为‘大刀关胜’,批注曰‘架子不错’;评徐君武为‘青面兽杨志’,批注曰‘空学一身武艺,却无识家,只落得天桥卖刀。评张友鹤为‘扑天雕李应’,批注曰‘小虽小,俺也是一庄之主’。(张友鹤为《南京晚报》社长,名气不大),可谓贴切妙极,识者必捧腹大笑。

  只可惜,国民党岌岌危哉,迁怒《新民报》,手起刀落,做了个了断。“流自己的汗,说自己的话”也成了《新民报》人的哀歌。抗战胜利后,《新民报》在南京复刊,张慧剑妙思泉涌,为讨论社会问题的副刊取了个好名字《评事街》,这评事街一语双关,不但关乎副刊主旨,而且借用了城南的评事街。这评事街不但有西太后的万寿宫,还有大脚马皇后的七家湾,轶文趣事更是不计其数,老南京自然是各个耳熟能详。如此掌故被他运用,当真妙不可言。

  张慧剑甚是奇怪,不但终生未娶,而且似乎也未谈过恋爱,所以家中清静许多。友人常约他去夫子庙、茶楼吃干丝、烧饼,或者去他家打牌,也喜欢去齐芳阁的鸣凤茶楼看刘保全的《单刀会》。其中的秘密不得而知,只能当作悬念。

  建国后,张慧剑改行从事文艺研究,任江苏作协副 。夏衍组织创作电影剧本《李时珍》,遍寻下来,终于选定了张慧剑执笔。可见其“副刊圣手”的美称是绝不过誉的。

  53年,张慧剑在给桂秉权的信中提到‘近遭拂逆’之语,桂先生便陪他淘书解闷,其中还有张慧剑的至交原江苏分区司令员王治平。一淘书便是大半个下午,王治平大笑,“张五爷买旧书,我跟着站班。”张慧剑稍有歉意:“王大哥受累,我这就不看了。”便又看了几个书摊,这才离去。这时便可以看见张慧剑的不得志了,抑郁之情流于言表。

  72年,张慧剑也难幸免,经常遭到批斗,在送往医院的途中气绝,时年六十四,长眠牛首山。有刘郎(唐大郎)悼诗曰:“白门柳色尚依依,乱世才轻命亦微。老死情丝无半缕, 一生慧剑竟空挥。”三张俱殒以后,赵超构大恸,“三张俱逝,一赵何堪?临电悲怆,不知所言。”

  张慧剑学养深厚,涉猎广博,考辨、掌故、时评、遗闻、稗史无所不有,屡屡有精辟见解,超人眼识。身后留一《辰子说林》,俱短小精炼,回味无穷。

  《辰子》记曰,德国空战之王厉秋芬阵亡,英军以军礼葬之,皇家空军战斗员扶棺,兼放排枪三次,此为军礼之最隆重者,以对待这位最可敬又最可恶之敌人。

  《辰子》记曰,王荆公骑驴过金陵,有人抬轿相迎,王荆公大怒,“奈何以人代畜!”

  《辰子》记曰,昔日东京笔战,梁启超被围剿甚烈,其中以汪精卫攻击最力,梁任公自称多泪多辨之人。不料若干年后,汪精卫亦被围剿,汪此时深有体味,亦自言为‘多泪多辨之人’

  《辰子》记曰,慧剑访吴佩孚,吴信口臧否康南海、章太炎,言中国不复有文学之士。慧剑试探曰:“太炎有弟子鲁迅,文学优美,君尝读其书乎?”,吴茫然不知,自掩曰“我不读民国以来书也。”

  然,一书生耳,谨以此文聊作慰籍耳,无复他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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