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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这是晚清诗人龚自珍不忍外敌欺侮、民生凋敝、国无大才扭转乾坤而发自肺腑的呼喊。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龚自珍生存年代的800多年前，那时的“天公”可一点也不吝啬。那是一个才人辈出、文华鼎盛的时代，最具说服力的就是“唐宋八大家”的其中六位都出现在这一时期，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以及苏辙等巨擘同处一个年代，真可谓是星光璀璨、交相辉映，其余晖光照此后千年不衰。
唐宋八大家，北宋独占六席
北宋这六大家，虽然都是学富五车、腹有八斗之才且胸怀经世致用之志的国家栋梁，但也各有各的不同。其中个性最为鲜明、最有政治才干且对北宋国家命运影响最深远的，当属自号半山的王安石了。
天纵奇才距今整整一千年的宋真宗天禧五年十一月十三日（公元1021年12月18日），北宋江南西路抚州临川县（今江西省抚州市）临江军判官王益的家里诞生了一个男婴，取名安石。
王安石，字介甫，自幼聪颖，博闻强识，“一过目终身不忘”，出口成章，“动笔如飞”。十来岁之后，又跟随其父宦游各地，感知和体验到了民间疾苦，增长了阅历和思考。他的文章立论高深奇丽，旁征博引，正如《宋史·列传第八十六》所说：“安石议论高奇，能以辨博济其说，果于自用，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十七岁那年，他随父亲来到了汴京，因文章结识了同乡好友曾巩，并得到文坛前辈欧阳修的极力赞赏。四年后的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年仅21岁的王安石以第四名的成绩登上进士榜，一举中的，从此步入仕途。
天纵奇才
此后的24年间（公元1042-1066年），王安石无数次推辞馆阁之职（京官），在地方历任淮南节度判官、鄞县知县（今浙江宁波）、舒州通判（今安徽潜山）、常州知州、度支判官等职。仁宗死后，英宗在位期间（公元1063-1066年）多次征召王安石入朝辅政，他均以为母丁忧和身体有恙为由，拒绝入朝。其实不是王安石不想进京为官，早期的他是想更深入地了解民情、增加历练，同时是想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在地方上小试牛刀，而后期的他是在等待一个大机会，一个拥有足够权力且能得皇帝高度信任以便施展其“富国强兵”改革策略的机会，否则还不如大隐于野、坐看风云、洞察天下。正如他自己在为母丁忧期间所写的《古松》一诗：
森森直干百余寻，高入青冥不附林。万壑风生成夜响，千山月照挂秋阴。
岂因粪壤栽培力，自得乾坤造化心。廊庙乏材应见取，世无良匠勿相侵。
用古松喻己
看似写古松，实则写的是自己。一棵古松秀于林间，高耸入云，雄伟挺拔与众不同。夜风吹来，发出铿锵之声，映衬着千山月照，更加雄伟拔萃。如此大才，岂是粪壤之力可以培育的，而是得到了大自然的造化之力，凝聚了乾坤精华。要是朝廷缺少栋梁之才，取用就是了。如果没有能够使用如此大才的能人，倒不如让它静静地站在这里，不要来侵扰它。一首《古松》写尽了王安石一辈子的孑然傲骨和满怀自负，也写出了他在这一段蛰伏期的心理状态，他在等待。
终于，大机会来了......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在仁宗、英宗相继逝去，年轻有为的宋神宗即位，因久慕王安石之名，立即起用他为江宁知府，没多久又迫不及待地诏其为翰林学士兼侍讲。与皇帝对答之时，王安石耐心地为年轻的皇帝剖析朝廷百年来的种种时弊，唯有变革方能一举扭转积贫积弱的颓势。他的一番言辞更令神宗崇拜不已，自此对其信任有加。而对于王安石来说，眼前这位年轻好学、朝气蓬勃、敢想敢干又有远大志向的神宗，正是他心中期待已久理想的皇帝。
王安石与宋神宗
昙花一现早在宋仁宗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时任度支判官的王安石在进京述职之时，向仁宗皇帝呈上了长达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总结了自己十多年在地方为政的体会，指出了国家长期国库空虚、经济窘困、国防孱弱、社会风气败坏等积贫积弱之现状及其背后的症结根源，并系统地提出了变法主张，那就是要“以古准今，则天下安危治乱尚可以有为，有为之时莫急于今日。”简单来说，就是要效法古圣先贤之道、改革现有导致困局的一系列制度，进而建议朝廷改革取士、重视人才。并以晋武帝司马炎、唐玄宗李隆基等人只图“逸豫”，不求进取，终而覆灭的前车之鉴为例，鼓励仁宗励精图治、对法度实施变革，以求中兴。然而，他的万言书并未打动年老、早无热血的老皇帝，变法主张未被采纳。
王安石向宋仁宗上《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虽然没有打动宋仁宗，但却让年幼的宋神宗心潮澎湃，对其慕名久矣。于是，在神宗登基后的第二年，即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宋神宗急不可耐的将他召至身边委以重任。随后，王安石呈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针砭时弊，情辞恳切地鼓励年轻的皇帝大胆作为，认为朝廷的当务之急在于改变风俗、明确法度、大举改革、富国强兵。神宗深表认同，并要求王安石尽心辅佐，推进变革，共创中兴伟业。随后不久便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副宰相），跻身执政之列。自此，“王安石变法”正式拉开了历史序幕。熙宁三年（公元1069年）神宗又任命王安石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全力推行新法。正如北宋曾公亮所言“上与介甫如一人，此乃天也。”此时的王安石与宋神宗情投意合，堪与秦孝公与商鞅相媲美。
王安石《本朝百年无事札子》节选
就这样，一场大规模的改革运动迅速在全国范围内铺张开来。王安石变法的重点就是为了解决国家财政困难、军事疲软被动的局面，因此所行新法主要集中在财政与军事上。例如在财政上推出了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而在军事上则推行置将法、保甲法、保马法、裁兵法、军器监法等。看着一项项新法得以推行下去，此时的王安石内心也抑制不住豪迈和兴奋之情，除夕夜他只身走在汴京城街头，看着城内一派气象随口吟出《元日》：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王安石《元日》
虽然王安石变法触动了很多保守派的利益而遭致极力反对，但因为宋神宗的强力支持，使得新法在全国还是得到了有力的推行。此外，新法的推行，或多或少都产生了一些弊端，但每一个新法都收到了成效，尤其是在“富国”与“强兵”两方面更是效果显著。
一是国家财政收入大增，一改积贫之态。通过变法采取的一系列理财新法，保证了传统项目的收入，更重要的是增加了“青苗钱”、“免役宽剩钱”、“市易息钱”等新的财政收入项目，短短几年时间，国库积蓄日益充裕，一改积贫之态。据《宋史》记载：“熙宁、元丰之间，中外府库，无不充衍，小邑岁积钱米，亦不减二十万。”而据《文献通考》记载：“改革前的国家税收，景德时为6829700石，皇佑中降到338457石，治平中回升到12298700石，而改革后的熙宁十年(1077年)剧增到52101029石，即使与治平时相比也增长了4倍。中央积蓄的钱粟，数十百巨万，作为户部的经费，可以支二十年之用。”可见，变法所带来的变化实在是巨大的。
王安石变法说到成效
二是军事上取得空前大捷，拓地两千余里，一改国防上长期的积弱被动局面。随着一系列“强兵之法”的有力推行，北宋朝的长期积弱、被动挨打局面也得到了明显的改观，军事实力与国力均有所增强。最能够体现这一点的就是变法期间北宋与西夏之间的那场“熙河之役”，也称“熙河开边”。
北宋的外部环境
推行改革后的三年，即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在王安石运筹帷幄之下，熙河路经略安抚使王韶率宋军击溃了吐蕃和西夏军，收复熙、河、洮、岷、宕、亹五州，拓地两千余里，受抚羌族三十万帐，对西夏形成了包围之势，一举扭转了北宋与西夏之间的战争格局。当胜利的捷报传到朝堂之上，高坐龙椅的宋神宗兴奋的手舞足蹈、一时间难以抑制那份兴奋之情，顺手解下了自己配戴的玉佩赏赐给了王安石，以表彰王安石推行新法所立下的旷古之功。“熙河之役”是北宋一百多年历史上的一次空前大捷，也是两宋时期汉民族对外作战时，开疆拓土、大展神威并大获全胜的唯一战例。可见，变法的强兵措施也是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王韶 熙和开边
虽然，王安石推行的全方位变法为孱弱的北宋王朝不仅带来了充盈的国库，而且在国防上更是通过“熙和开边”注入了一剂强心针。然而，随着变法的进一步深入，新法本身的一些缺陷以及执行上失察，导致民怨日渐增加，官、商与官、民之间的矛盾愈加激化，而反对派群体也迅速扩大、反对声讨王安石和新法的声浪也越来越越高，党争愈演愈烈，致使新法的推行步履艰难、进退维谷。如此局面之下，年轻的宋神宗开始担忧皇权的稳固问题，心理层面早已出现微妙的变化，对待王安石也不如早期那么的坚定和信任。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最终在郑侠的《流民旱灾困苦图》的冲击下，甚至惊动了曹太皇太后和高太后纷纷哭诉“王安石乱天下”，最终神宗顶不住压力选择罢免了王安石的宰相之职以安天下，这是王安石的第一次罢相。
郑侠《流民图》
王安石罢相后，接替其位的是改革派主力吕惠卿和韩绛，因吕惠卿担心王安石回朝开始借机陷害王安石被韩绛觉察告之神宗并秘密奏请召回王安石。于是，罢相一年后，王安石再次拜相主持变法。然而，王安石复相后所得支持大不如前，一是神宗皇帝的飘摆不定，二是变法派内部分裂严重，推行了几年的新法已经很难继续推行下去。
王安石变法
次年，即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心灰意冷的王安石多次托病向神宗请职。加上其长子王雱突然病故，王安石更加无心与反对派纠缠。同年十月，王安石最终辞去了宰相之职，外调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算是王安石的第二次罢相了。退居江宁的王安石开始一边寄托于诗词文章和佛经之中，一边又静观着变法的走向。
王安石与司马光
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宋神宗壮年去世，宋哲宗即位，改元元祐，由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变法大业迎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这位高太后原本就强烈反对变法，如今自己听政掌权后，立即起用反对派领袖司马光为相。而司马光提出“以母改子”并不违孝道，全面废除了新法。史称“元祐更化”。就这样，在无数反对声音中艰难推行了十六年的“熙宁变法”正式落下了帷幕。听到全面废除新法的消息后，半隐于钟山的王安石忧思悲忿，没多久便卧病不起，于元祐元年四月初六（公元1086年5月21日）郁然病逝，享年六十六岁，令人唏嘘。
性格缺陷一场持续十六年、轰轰烈烈、纷纷扰扰的制度改良运动，就这样在无尽的反对声和党争之中戛然而止了，前功尽弃，给北宋朝带来了财政和军事上的短暂辉煌之外，更是让党争愈演愈烈、再难停歇直至“靖康之变”才宣告完结。
读史之余，九州在不断地思索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王安石变法”的最终失败？
关于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千百年来不知耗费了无数智者的多少心血，但所论结论却是莫衷一是。有人说是因为变法触动了大地主大官僚的既得利益致使反对声音太大、阻力太强；有人说是宋神宗的支持力度不够或者是他在位时间不够长，致使改革中道而亡；有人说是因为党争过烈致使变法短寿；也有人说是王安石变法的出发点和动机存在问题，只考虑富国强兵，而没有兼顾全社会的利益增进，致使最终众叛亲离；甚至早期还有人说是因为王安石奸邪小人、祸乱朝纲......凡此种种，不一而同。
王安石画像
九州以为，以上这些观点大部分都有其道理所在，但都有失偏颇，有些观点太过表面，有些观点拔得太高，而有些又太过片面狭隘。客观地说，王安石变法短寿的主要原因在于法度设计和执行层面上的双向失衡，具体来说体现在以下两点：
首先，王安石推行的众多新法本身存在不少制度设计层面的缺陷，对新法的失败埋下了先天隐患，加上变法派未进行及时修正补救，致使矛盾激化，反对声四面扑来。这里仅以青苗法为例，“青苗法者，以常平籴本作青苗钱，散与人户，令出息二分，春散秋敛。”“青苗法”又称为“常平新法”，是王安石早年任鄞县知县之时在当地试验过并收到较好成效的一个创新举措，当上宰相后最早在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在全国范围颁布施行。大致内容是各路（省）将当时常平仓、广惠仓所储存的粮谷折换成现钱，在青黄不接时节，将现钱借贷给广大民户，以利备耕、救济百姓，待收货季节再连本带息返还官府，利息规定为本金的20%。
青苗法
青苗法出台的初衷是不错的，也有实践经验，一可缓解广大农民、手工业者一时经济之困，二可打击富豪贵族高利贷的盘剥，减少土地兼并，三是可增加政府财政收入，达成所谓“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目的，进而实现“富国强兵”的宏伟目标。
然而，造成青苗法在全国推行上遇阻和变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王安石犯了三个致命的失误：一是虽然规定了利息是20%，但并未进行细化明确，很多地方收40%利息也没人管；二是忽略了全国各地官员并不像他那样品格高洁、不贪不占、一心为公，虽然他自己实施青苗法之时收效良好，但新法在全国铺开必须由千百个不同品性的地方官来实施，因此新法在监督和纠察上欠缺思考和强有力的制度设计；三是王安石对于各地执行上反映出的制度设计缺陷却视若无睹，不进行修正堵漏，大多是听之任之。最终，“青苗法”变成了各地官府摊派高利贷、压榨百姓的利器。
青苗法的初衷和结果背离
其次，很多新法在推行过程中被扭曲，与设计初衷相去悬绝，导致地方官僚权力寻租、腐败丛生，严重激化了社会各阶层的矛盾，终致变法四面楚歌。如上文所说，很多新法在推行过程中被严重扭曲，与设计初衷相去甚远，既反映了新法本身设计层面上的缺陷，也反映了北宋官僚体系的腐败已深、执行力极差。还是以“青苗法”为例，随着“青苗法”的推行日久，各地官府开始“摸索”出了很多“心得”，民间称其为“散青苗”，就是强行摊派的意思，不管你需不需要、还不还得起利息，反正都得要，无形中给普通各阶层百姓脖子上套上了一道无形的枷锁，粮食还没收上来，官府就派人挨家挨户催缴本息，有钱拿钱，无钱拿粮，无钱又无粮的就只能拿人了。如此这般，本意利国利民的“青苗法”逐渐发展成了腐败的温床，滋生出了无数贪官污吏大肆祸国殃民，弄得是天怒人怨、社稷震动，最终严重激化了社会各阶层的矛盾，使变法不得人心、四面楚歌。
综上分析，我们似乎找到了王安石变法失败的主要原因，但如果结合他生前身后的各种评价去仔细复盘王安石变法整个过程以及所带来的利与弊，我们会发现这些并非根源所在，毕竟法度设计缺陷在所难免，只要及时听言、查访民情、适时纠正修补制度，自然也不至于到如此地步；若说是执行偏差，那只要王安石明察秋毫、选人用人得当，再加强化执行监督和执法纠察，也定然不至于弄到众叛亲离的地步。因此，九州以为，导致变法失败的根源在于王安石性格上的两个明显缺陷——刚愎固执和用人失察。
首先，固执己见，刚愎自用。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王安石的孑然傲骨和固执自负皆是他极度自信的一体两面，腹有诗书、胸有韬略、品格高洁便是他骨子里的底气。诗词文赋使他年少成名且声誉渐隆，经世之才让他登上宰相之位并推行变法，但他的固执己见、行事霸道和不懂变通的处事风格则使其树敌无数，立己于孤绝之境，使变法裹足难前、愈进弥艰。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他与司马光以及苏轼之间的故事了。
司马光
据《宋史》记载：“安石与光素厚，光援朋友责善之义，三诒书反覆劝之，安石不乐。”说的是司马光原本与王安石是好友，但对于变法有着不同看法，曾经以“尽益友之忠”三次写信即《与王介甫书》给王安石，列举实施新法弊端，规劝他祖宗之法不可轻易变革，不可“用心太过，自信太厚”，结果王安石也回复书信即《答司马谏议书》逐条进行反驳，并批评士大夫阶层的因循守旧、不思进取。此外，吕公著、御史中丞吕诲、御史刘述、刘琦、钱顗、孙昌龄、王子韶、程颢、张戬、陈襄、陈荐、谢景温、杨绘、刘挚、林旦、薛昌朝、范育，谏官范纯仁、李常、孙觉、胡宗愈，还有知制诰宋敏求、李大临都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或弹劾王安石选用的变法派人物，相继被贬离朝廷。还有大才子苏轼，原本他并非完全地反对新法，只是对个别新法例如科举制度的改革提出了反对意见，最后也被罢黜出京城。
王安石与苏轼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王安石为人执拗、固执己见，对反对派从未想过去沟通、说服他人、化敌为友，虽未人身迫害，但却进行了凌厉弹压，如此党同伐异的用人路线必然遭致朝野上下极大的情绪对抗，树敌太深，立己于孤绝之境，很大程度上对改革增加了许多阻力。此外，对于一些地方官员提出的新法执行过程中出现的弊端和修正建议，王安石也是自负过甚、不能听言，对这些官员也是简单粗暴的处置，完全没有自我反思和正视新法在设计上和执行上的问题并进行改进。王安石的这一点性格缺陷，着实是改革最终被颠覆的一个根源性的原因所在。
关于他的执拗性格，还有很多的佐证，司马光在重新出山并废除新法之后，曾言：“人言安石奸邪，则毁之太过；但不晓事，又执拗耳。”王安石在任集贤院、知制诰之时，包拯请客喝酒，司马光和王安石都在列，王安石说不喝酒就真不喝酒，司马光那时就发现了王安石的执拗劲。还有明末冯梦龙在《警世通言》的《拗相公饮恨半山堂》中写道：“因他性子执拗，佛菩萨也劝他不转，人皆呼为‘拗相公’。”
其次，用人失察，偏听偏信。王安石在推行新法时的用人问题，历来为人所诟病。王安石变法的骨干包括吕惠卿、章惇、曾布、蔡卞、吕嘉问、蔡京、李定、邓绾、薛向等人，从后来发生的事情来看，这些人全是以新法派身份谋求高官厚禄的奸邪小人，绝大部分被列入《宋史》的奸臣册中，尤其是蔡京，大家应该更是耳熟能详，堪称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
北宋奸臣吕惠卿
就拿吕惠卿为例，此人可是王安石变法之初最坚定的亲信，算得上是变法派的二号人物了。但是此人却不是什么好鸟，连司马光都看出来他的奸邪品性，曾对宋神宗评价道：“惠卿险巧非佳士，使安石负谤于中外者皆其所为。安石贤而愎，不闲世务，惠卿为之谋主，而安石力行之，故天下并指为奸邪。近者进擢不次，大不厌众心。”，“惠卿诚文学辨慧，然用心不正，愿陛下徐察之。”王安石第一次罢相之时，再向神宗举荐其一手提拔的吕惠卿接替他为相继续推行新法，但这家伙拜相之后却担心王安石东山再起，与另一个改革派主力邓绾合谋将王安石牵入谋反案欲置其于死地，幸好被韩绛觉察并告之宋神宗，之后又查出吕惠卿敲诈商人五百万钱的重罪。王安石二次拜相之后，吕惠卿心有不甘，竟然把以前王安石写给他的私信给神宗看，信中有“无使上知”（不要让皇上知道）的字样，说王安石犯了欺君之罪。此事给王安石带来了极大的悲凉，直接导致了王安石心灰意冷请求辞去宰相职务。吕惠卿，真奸邪小人也！
厚颜无耻的邓绾
再说邓绾，这更是一个不择手段、厚颜无耻、两面三刀的大奸人。为了快速升官，站队王安石，极尽阿谀奉承最后被破格提拔，他的同乡看不惯骂他无耻，他却厚颜无耻地说：“笑骂从汝，好官我自为之”（《宋史.邓绾传》）。当王安石罢相之时，邓绾立即转投吕惠卿合谋打击王安石，后来王安石复相之后，他又无耻地弹劾吕惠卿等人试图再博取王安石的好感。
还有章惇，曾经事王安石的得力干将，却是个心胸狭窄阴险，排除异己不择手段。当他拜相后，继续推行新法，然后对反对派大肆报复，生者流窜，死者追贬夺谥，《宋史.章惇传》说他“手段过激，事同弄权”。大才子苏轼就是这个期间先被贬到惠州，然后又贬到海南。对已经故去的司马光，章惇也不放过，剥夺了其爵位，把司马光的牌坊都拆了，甚至还想要掘墓鞭尸，不过没得逞。
苏东坡与奸相章惇
这些人都曾经是变法改革的积极推行者，受到了王安石的信任和重用，但是这些人推行改革是假，借机升官和牟利才是真，把改革变成了党争清算，把变法派的内部撕扯得七零八落，反倒成了改革不得人心的最主要原因。
总之，小人擎不起变法的大旗。王安石变法的最终失败，和他的用人失察、偏听偏信进而导致矛盾激化失去民心有着极大的关系。
九州君评“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
纵观王安石的一生，从年少成名睥睨天下，到上万言书不被认可备受打击，再到大权在握大刀阔斧变法，最后遭遇四面楚歌不得已归隐金陵，堪称此起彼伏、波澜壮阔，令人嗟叹不已。可以说，王安石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位奇人，更是一位品格高洁、令人肃然起敬的国士，他是古代文人中对国家命运影响极深的人，也是历史上推行变法最后唯一能够全身而退、安然无恙的人，这一点比起前辈商鞅、吴起和后辈张居正、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也算是幸运的。
王安石奇人也
王安石不仅在诗词文章上才华横溢、卓然有别，其在经世治国方面更是有着深 邃超前的洞察力和经天纬地的方略体系，加之其孤傲高洁、不迩声色的超凡脱俗品性，更凸显了他的与众不同、卓尔不凡。他不仅是中国古代著名的诗人、文学家，更是位光照古今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改革家，除了留下的众多千古名篇外，他最为后人所推崇或诟病的是他以大无畏之精神和魄力推行“变法”试图扭转北宋百年来积贫积弱之国运，最后落得高开低走、身心俱疲、郁郁而终的残局，令人扼腕不已。
王安石雕像
关于他，历史上的评价可谓毁誉参半，黄庭坚夸他是“一世之伟人也”，苏联缔造者列宁赞其为“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梁启超更是对他推崇备至，专门为其立传，并赞叹：“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悠悠千年，间生伟人，此国史之光，而国民所当买丝以绣，铸金以祀也。距公之后，垂千年矣，此千年中，国民之视公何如，吾每读宋史，未尝不废书而恸也。”而对其诟病者更是多如牛毛，变法的反对派对他那是极尽人身攻击，变法日久，攻击和弹劾愈甚，而后世之人对其差评概多将北宋此后遭遇“靖康之变”而灭亡的罪魁安在了他的头上，例如明代朱熹就认为正是因为他搞的“熙宁变法”导致此后“群奸嗣虐，流毒四海”且党争愈演愈烈，并且说这是“天下之公言也”。
千年之后，细观其身前事与身后名，九州不由得感叹：这真是一位天纵之奇才，一位“四面楚歌”的孤胆英雄，奇哉！壮哉！惜哉！哀哉！
参考资料1.《宋史》
2.《警世通言》
3.《文献通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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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四面楚歌历史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