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记录影片《开国大典》叙述了一段史实:蒋氏逋逃台湾时，总结过去，曾意味深远对儿子经国先生说，他一生有三个‘张姓’的朋友，那就是张学良、张治中、张群。张学良糊涂，西安事变，做了误国误民的事情，致使养虎为患，让GCD成了气候；49年初，蒋介石下野，文白（张治中）参与国共谈判，丧权辱国，结果人都谈到那里去了（实际上是蒋有意放他一马，既然离心离德，硬留着也没有什么用！）；最忠心耿耿的还是张群，一直死心塌地的追随着蒋。可是，当年的张群险些作了人质。大陆解放前夕，张群在云南，布置善后工作。GCD意图让“云南王”龙云扣押张，作为交换杨虎城的砝码，龙云虽已准备起义，但他认为这样做对不起朋友，也不仗义，没有听从GCD的，还是把张群放跑了。因此，杨虎城（其实他早已是等同GCD了），死于非命。当然，龙云日后还有他的好果子吃？起义以后，很快被解了兵权，从此，消声匿迹。 “西安事变”，蒋氏匆忙出逃，仓皇之中，不慎闪坏了腰，从此落下陈伤。以后，每到岁末，军部把要求处决张学良的呈文，放在总统面前。蒋捂着每到阴雨季节就隐隐作痛的腰伤，恼恨得牙齿咬得咯咯作响，但是良久，还是长叹一口气，将呈文置于一边，不予批准。因此，张学良方才得以幸免。蒋介石最后解释对张学良囚禁的原因，说他不是在乎部下对上司的大不敬，而这是一种误国行为。（当然有点掩盖自己对张学良不敬的不满）。至于这个误国行为，是耽误了蒋介石的抗日部署，匆忙迎战，还是失去了剿共的机会，从而失去整个大陆，或者或者……留给大家思索吧！
大家都知道的“西安事变”，张学良起了决定性作用。但是，我们可曾想过为什么张学良会有从“兵谏”到亲赴南京“谢罪”，这么一个大转弯？张学良到死都没有吐露真相。尽管，影片中，编导用当事人周恩来，驱车赶到机场，企图阻止张学良的行动，画面上是飞机昂首天空，临风而去。周连声叹息，说张效法窦尔敦，误入“连环套”的歧途。这是戏说笔法，不足为信。
还是让我们来回顾这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历史记载，1936年，蒋介石于11月底达西安，督促张学良剿匪。12月12日，张学良发动兵谏。12月22日宋美龄抵达西安斡旋。26日，蒋介石与张学良一起返回南京。
1936年初，中共李克农与张学良联络人员在洛川举行秘密会谈。4月9日，张学良与周恩来在延安会谈。6月，张学良申请加入共产党。8月15日，第三共产国际电报否决了张学良的申请。同年早期，驻守四川，防止中共张国焘军队与中央红军会合的于学忠，让路张国焘与中央红军会合。当时共产党只有三万人，装备很差，实力很弱。
张学良为什么与共产党交往过密？“西安事变”到底为什么能够和平解决？张学良为什么“负荆请罪”？
“九.一八”以后，张学良背上“不抵抗将军”的罪名。他和他的东北军“抗日雪耻”的心情是十分迫切的。但是，当时国民党并没有发动兵力抗日，张学良对自己的军队最心知肚明。所以，面对力主抗日的共产党，他也有自己的打算。但是，他联系共产党，是不是想联合共产党抗日呢？共产党的兵力三万，跟国民党对比的确只能称作“匪”，已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更遑论说抗日？张学良看中的是中共背后----苏联。他想借助苏联的实力，让东北军打回老家去。由于张学良想求助于苏联，这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起了重要作用。
“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受到了各方的压力：国民党、苏联、美国、共产党、社会各界爱国人士等。当时，国民政府不论在国际上，还是国内，都是唯一合法政府，蒋介石也是当时唯一有能力号召全国人民抗日的领袖。
分析当时的国际形势：苏联西边面临德国的威胁，东方日本虎视眈眈。它当然不想两面受敌，出于对东方自身安全的考虑，必须物色一个能在东方中国抵挡日本的领袖人物。惟独蒋是唯一合适的人选，不论他在中国的绝对权威，还是个人的战略领导能力。苏联当时甚至电令共产党投向国民党，因为在苏联眼里共产党简直可以忽略不计。
在“西安事变”中，斯大林曾打电话给宋庆龄说，蒋介石是中国唯一有能力领导抗战的人。同样的道理，美国也对张学良施加压力。
宋美龄的到来，对事变解决起了实质性的推动作用。宋美龄给他带来了国民政府如果没有蒋介石的后果----汪精卫、何应钦等亲日派将会夺取政权。这恰恰正是张学良最不愿意看到的。
明白是非的张学良已经知道“西安事变”的解决结果了。
“西安事变”后，周恩来代表中央调停，力主和平解决。共产党当然清楚自己在全国的实力。国难当头，中国不能没有蒋介石，如果蒋倒了，中国马上就会沦落于日本的铁蹄，共产党自身也不会有前途。共产党以自己的睿智认清了当前的局势，但是也在这场兵谏中得到了一些自己想要的东西。
蒋介石在社会各界的威望很高，他回南京后，各种报纸和人民做出了积极的反应，各界人民甚至举行火把游行。这也使蒋介石第一次感受到了全国同仇敌忾的国民力量。
在各种势力的压力和斡旋下，以及张学良个人原因，兵谏得到和平解决。这也是当时中国唯一可能的解决方案。
事件虽然和历史时代相关，但是也是由人主导的，事件当然也和主导者个人性情相关。在后来，对张学良的采访中，张学良已经承认他虽然对蒋介石极其不满，但是西安事变并不是原来就策划的，而是被逼急了的性起之举。这在事件中得到印证，蒋介石到达西安后半个月后，才发生兵谏。而且，当时毫无征兆，震惊中外。
但是，说到这里，我们还是没有搞清楚到底是什么具体的事情逼急了张学良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囚禁国家元首，而正是这个原因对张学良产生了极大的触动。这个触动肯定危及张学良的根本利益，致使他胆敢做出中外震惊之举。这个根本利益当然也和抗日有关。
在事变发生前的12月9日，蒋介石写信给陕西省政府 邵力子，密嘱《大公报》发表剥夺张学良、杨虎城“剿共”兵权，由蒋鼎文取代的消息。蒋介石的密嘱如下。
“力子 兄勋鉴：可密嘱驻陕《大公报》记者发表以下之消息。
蒋鼎文、卫立煌先后皆到西安。闻蒋委员长已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陈诚亦来陕谒蒋，闻将以军政部次长名义指挥绥东中央军各部队云。但此消息不必交中央社及其他记者，西安各报亦不必发表为要。中正。十二月九日。”
1936年12月12日《大公报》在要闻版刊出该报驻西安记者按蒋介石密嘱发给报社的专电，标题如下：
“陈诚指挥绥东军事
蒋鼎文负责剿共任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
卫立煌为晋陕甘绥四省边区总指挥”
张学良正是得知此消息以后，才立即策划兵谏。为什么蒋介石要夺张学良的权利，又要在大公报上发表，而且在深陷张学良势力的西北？
说到这里，不得不对大家说，历史针对“蒋介石不抗日”的说法是错误的，30年初，蒋介石曾与德国秘密谈判，邀请德国为国民军装备80个精装师，为把日本赶出东北做准备，后来的欧洲战局破坏了这个计划。这个事实得到了中国和德国双方的认证。
1936年初，日本关东军已经开始打算入侵山西。因为日本急需山西的煤和其他矿产等战略资源。日本一方面从内蒙古南下，另一路军从华北平原往西合击山西，从整体上对山西形成“钳”形攻势。在这种不利局面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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