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十二年（1886年）六月，清廷放榜，天津籍考生徐世昌名列二甲，被任命为翰林院庶吉士。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踌躇满志地写道：“君恩高厚，受宠若惊，益当努力有为，以期报国承家也。”努力报国就是他早年的初心。
然而，经过十年的官场摔打，他就变了。
光绪二十三年，袁世凯向清廷奏请徐世昌兼任新建陆军稽查全军参谋军务营务处总办（相当于秘书长兼参谋长）。袁世凯是徐世昌的铁哥们儿，徐世昌自然欣然应允。徐世昌赴袁幕不久，袁世凯因为克扣军饷、滥杀无辜被人告发。受命查办的官员正好是徐世昌的同年兼好友，徐世昌便自告奋勇为袁世凯说情，使袁世凯逃过一劫。袁世凯感恩不尽，称徐世昌为兄。随着袁世凯日渐发迹，徐世昌也青云直上。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徐世昌担任东三省总督，在所谓的“清朝龙兴之地”大搞形象工程。他光建造一栋奉天公署大楼就消耗白银三十余万两，所盖“西式楼数十幢……灯屏皆用舶来品”，采购的各种西式物品又耗资十余万两……醇亲王奕譞的幼子有一次经过奉天，玩得不亦乐乎，回来后在哥哥载沣面前一再称赞徐世昌的“政绩”。
用公款卖乖还不算什么，徐世昌一生最大的污点是参与张勋复辟。洪宪帝制失败后，北洋系陷入四面楚歌中，徐世昌便跟张勋等人密谋“以大政归还清室”、让袁世凯仍然当总理大臣并统领军队。因为未得到驻北京的外国公使的支持，他们没敢贸然行动。袁世凯死后，北洋系军人首脑经过数次开会讨论，最终在致祭袁世凯时，在徐世昌主持下，一致通过了支持复辟的决议，具体工作则由张勋和徐世昌分头操持。
张勋在谋划军事政变时，复辟首倡者徐世昌也没闲着，派曾为袁世凯总统府财政顾问的陆宗舆东渡日本，与东京的政治人物接触。然而，张勋策划的事变并不顺利，徐世昌派到日本的陆宗舆也没干成什么事。陆宗舆还傻傻地将徐世昌与日方协商的条件给张勋看—徐世昌答应给日本人一些利益，条件是要日本支持自己做议政王。张勋火了：“难道复辟大业只为成全徐世昌一人？难道我不配做这个议政王吗？”复辟本来就不得人心，加上张勋和徐世昌窝里斗，复辟闹剧很快匆匆收场。
显然，徐世昌的这些行事离其初心很远。进入袁世凯幕府后的这些年，他做了大量于国家、民族有害的事情。因此，后人嘲笑他“圆滑机变，过于长乐老”，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也作诗感慨其“利国无能但利身……却负黄花号菊人（徐世昌号‘菊人’）”。
这样的历史评价当然和徐世昌的个人品性有关。如果他不那么看重个人的功名利禄、不急于将自己捆绑在某些大人物的裤带上，凭他的才干，他真可能做出救国救民的大事。不过，他的一再堕落与当时的政治生态也有关系。他最初也是个老实忠厚、肯干事的人，只因不会拉关系，在翰林院一待就是九年，从未做过一次学差、试官（即“试用”的官职），直到入袁世凯幕府还是个正七品的翰林院编修。于是，依附有权有势者“搭顺风车”就成了他的新选择。
晚清社会黑暗腐败，总是有意无意地逼良为娼。依附它而不是革新它，本有凌云志的徐世昌辜负的岂止是傲霜的菊花？他也辜负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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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游宇明
来源｜《百家讲坛》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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