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代表人物，如道家老子、法家商鞅、纵横家张仪、墨家相里勤、兵家尉缭子、杂家吕不韦、计然家蔡泽，皆纷纷入秦助其平定天下。儒家名气很大，但“儒者难于进取，可与守之”，秦国不尚儒。因此，历史上孔子、孟子从未入秦，而荀子入秦又不被重用，遂去秦归赵。
《史记》评价儒家：“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以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不能易也。儒家那一套博杂繁复，有用的根本性的东西就是“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其余的都没有用，让人皓发穷经，却无益于建功立业。这反映了司马迁对儒者的态度，也是秦国不待见孔子学说的因由。
孔子载贽出疆（带着礼品游说诸王），兜售其思想，梦想恢复周礼，以安定天下秩序，但在诸侯纷争、礼崩乐坏的乱世行不通。礼，能够使人温良恭俭让，但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人性之恶。鲁国是践行周礼的典范，是否合于礼是评判一切行为的尺度，即使在礼崩乐坏时期，周礼仍尽在鲁矣，但高尚的周礼并无法阻止鲁国发生各种血淋淋的政治事件，如羽父杀鲁隐公、伯御杀鲁懿公、阳虎之乱……让司马迁困惑不已：“至其揖让之礼则从矣，而行事何其戾也？”鲁国人很讲究礼仪程式，可政变谋杀怎么又那么暴戾呢？礼有教化功能，在一定条件下也有安人心、定社稷之功效，但在礼崩乐坏时代，拘泥于礼，不知变通，不能与时俱进，鲁国灭亡不可避免。秦穆公虽曾自诩以诗书礼乐治国，但那是外交的需要，秦国并不真正以此治理国家。中原列国受周礼影响较深，但对孔子都敬而远之，孔子自知以其思想更无法影响不尚儒的秦国，所以他不曾入秦。
战国时期，孟轲即孟子是儒家代表人物，被称为“亚圣”，他在东方列国向其君王兜售“仁者无敌”的思想。孟子的仁政思想，虽体现了价值理性，但在弱肉强食的残酷战争环境中，需要工具理性发达，以奇计速见奇效，且孟子提出要“法先王”，更不合时宜，所以孟子的那一套思想不被东方列国重视，更不用说秦国了，他甚至到秦国游说君王的机会都没有。荀子驳斥子思、孟子：“法先王而不知所统，犹然而才具志大闻见杂博……幽隐而无说（神秘而不知所云），闭约而无解（晦涩而不能理解），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兹厚于后世，子思、孟轲之罪也！”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出了儒家的处境： “天下争并于战国，儒术既绌焉。”千年后的少年王阳明更道出了孔孟之后，秦国不尚儒的缘由：儒者的大患就是不知用兵，仲尼有文采，但也有武备，那些章句之儒，只知粉饰太平，一旦遇事，束手无策，这是通儒之羞啊！其实，孔子自己也曾说过：“俎豆之事，则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
孔、孟未入秦，但荀子曾两次入秦。
荀况，赵国人，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荀子15岁游学于齐国，到襄王时代“最为老师”，“三为祭酒”。荀子推崇孔子的思想，认为是最好的治国理念，史书称“孔子曰仁，孟子曰义，荀子曰礼”，荀子亦以孔子的继承人自称。
荀子并没有完全继承孔子的衣钵，他提出“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注重礼和法，但法在礼的统摄下，礼高于法，礼为法之大本。
荀子的礼法兼施、王霸统一思想，体现了儒法合流，与孔孟相比，其学说更具有现实主义倾向，也就是更接地气更有实用性。
北宋苏轼在《荀卿论》中说：“荀卿明王道，述礼乐，而李斯以其学乱天下。”韩非、李斯都是荀子的入室弟子，法家代表人物，他们的“帝王之术”学自荀子，因此，后世多有学者怀疑荀子不属于儒家身份。当时，荀子享有盛名。
秦昭襄王五十二年，即公元前255年，昭王闻荀子有贤能，邀请其入秦。
昭王问荀子：儒无益于人国，信乎？
孙卿子曰：儒者法先王，隆礼义，谨乎臣子而致贵其上者也。人主用之，则势在本朝而宜；不用，则退编百姓而悫；必为顺下矣。虽穷困冻馁，必不以邪道为贪。无置锥之地，而明于持社稷之大义。呜呼而莫之能应，然而通乎财万物，养百姓之经纪。势在人上，则王公之材也；在人下，则社稷之臣，国君之宝也；虽隐于穷阎漏屋，人莫不贵之，道诚存也。
仲尼将为司寇，沉犹氏不敢朝饮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溃氏踰境而徙，鲁之粥牛马者不豫贾，修正以待之也。居于阙党，阙党之子弟罔不分，有亲者取多，孝弟以化之也。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儒之为人下如是矣。
王曰：然则其为人上何如？
孙卿子曰：其为人上也，广大矣！志意定乎内，礼节修乎朝，法则度量正乎官，忠信爱利形乎下。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不为也。此若义信乎人矣，通于四海，则天下应之如讙。是何也？则贵名白而天下治也。故近者歌讴而乐之，远者竭蹶而趋之，四海之内若一家，通达之属莫不从服。夫是之谓人师。诗曰：“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夫其为人下也如彼，其为人上也如此，何谓其无益于人之国也！
昭王曰：善！
在荀子看来，儒者法先王，隆礼义，在上则美政，在下则美俗，通于四海，光于神明，无远弗届。昭王也认为儒家思想和理想很美好，但他更知道自己脚踏的是坚硬的土地而非天上的彩虹，人类从来没有走出过丛林，尤其是在杀伐不已的时代，工具理性不发达难以存世。所以，昭王对荀子敬而远之，荀子终不见用，遂去秦归赵。
儒家不是战争哲学，但虽难于进取，可与守之，倘若秦并天下后礼法兼施，重民本，施仁义，由重视工具理性转为重视价值理性，还会国祚短促、二世而亡吗？
至于先秦非主流的名家，思想乖谬，故弄玄虚，所谓名动天下者，皆无稽之谈，如“卵有毛、鸡三足、犬为羊、狗非犬、马有卵、目不见、火不热、离坚白、青蛙有尾、白马非马、孤驹无母”云云。在秦人眼中，名家是思想奇葩，名不副实，违理背常，害世乱俗，属于当禁的蛊惑诡辩、歪理邪说之流，因此在秦国不可能有名家立足之地。
阴阳家由方士发展而来，代表人物为邹衍。阴阳家讲灾异之变、天人感应、序四时之顺、五德终始，虽有一些科学成分，但无法与精于治国的法家学说等相比，故秦国对阴阳家学说，既不禁止，也不倡行。不禁止，是因为其学说对中医和农业发展有益；不倡行，是因为其学说怪异，鼓吹宿命，而秦人更相信唯有自强不息、开拓进取才能成就一切。这与东方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了当时邹衍受一些诸侯国君礼遇的盛况：“适梁，惠王郊行，执宾主之礼；适赵，平原君侧行撇席；如燕，昭王拥慧先驱，请列弟子之席而受业，筑碣石宫，身亲往师之。”同这些诸侯国相较，秦国对阴阳家只能算作不冷不热，况且秦国尚法，统一教化，邹衍自然不可能入秦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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