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薪尝胆》看了十几集了，范蠡才慢慢吞吞的出来。范蠡有一个为越国两将军占卜的镜头，觉得不像那么回事。古时占卜主要用两种工具，一为龟甲，二为蓍草。剧中范蠡所持占卜之物，显然不是蓍草，但也不似龟甲，却如同今天骰子。古时用龟甲占卜时，是用带有12个黑点（寓指12个月）的龟甲，经火烧烤后，视其裂纹走向，以推断吉凶。剧中范蠡掷把骰子就算命，有太点糊弄人了吧
看越王大殿，却是《英雄》里秦王的办公室，总感觉陈道明还是那个秦王，环境阴气太重，光线也不明朗，不舒服。
中国的电视剧粗制滥造已成积习，导演也没什么文化意识，不懂得借历史故事展示深厚的文化景观，比如春秋时代的战事、占卜、青铜器、祭礼、服饰、礼仪等等，非常丰富可观，导演的审美趣味却十分俗浅，所以他们就一直搞不懂为什么韩剧大热。
要说的是这出剧里最有戏的人物当属范蠡。范蠡的一生极富传奇色彩，他高瞻远瞩地为数千年的人臣后辈贡献了“蜚鸟尽，角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从政名言，自己功成身退，全身避祸，又经商致富，确为一代人杰。但范蠡经商这一点，被晚他1000多年的苏东坡看不起。
其实中国文人最大的臭毛病莫过于自命清高，自己一副穷酸相，却愣要看不起经商致富的有钱人。这在本质上属于吃不到萄葡说酸的那种，但有这种病的文人却绝不会承认的。苏东坡这个毛病不怎么出名，是因为他的文名太大，大得足以把这个毛病掩盖掉。
苏东坡在评价春秋时代弃官下海从商致富的越国名相范蠡时说出了他的文人价值观：“夫好货，天下之贱士也，以蠡之贤，岂聚敛积财者？”敢情贤士做生意，就成了“贱士”，就污了贤名？放旷超凡如苏东坡者，也能说出这种话来，我只能理解为中国文人千古遗传的毛病在作怪。
苏轼说这番话时，全然忘了自己的处境。他当时受贬黄州，正不得志，身上本来没几个钱，还要养家糊口，手头是相当的拮据。后来苏轼被贬儋州（海南岛）时，更是穷困潦倒。“元符二年，儋耳米贵，吾方有绝粮之忧。”以至产生了想和儿子苏过一起练辟谷来忍饥挨饿的念头。到了这步田地，苏轼还要“仇富”。他搞不懂范蠡父子为什么要“耕于海滨，父子力作，以营千金，屡散而复积”。辛辛苦苦挣了钱，给了别人再攒钱，图什么呀？苏轼纳闷：“岂非才有余而道不足，故功成名遂身退，而心终不能自放者乎？”
但是我觉得，范蠡的道行要高出苏东坡N倍。要知道，人家范蠡生财有道，并非以权谋私巧取豪夺而来，也并非利用此前做官的职权影响，在他所管辖的领域内做生意，而是改名换姓、远走江湖。并且多次把钱财分给了穷乡亲，做了慈善事业。正是李白说的“明朝散发弄遍舟”之后，弃了高官厚禄不要，自食其力，“千金散尽还复来”，对官位、对金钱看得轻如鸿毛，拿得起放得下，这是何等潇洒呀，这叫本事，苏轼就没这个本事。文章写得再好，文名再盛，也不如半斤包子顶饿，老婆不还得跟着你吃糠咽咸菜么。这时候还瞧不起人，就不是骨气了，是毛病。这种毛病流毒千载不绝，今天仍还有文人要饭的事发生。
苏轼被贬黄州44岁时，，可以说是“人生在世不称意”。而距彼时1573年前，即公元前493年，43岁的范蠡也正以战败国的人质到吴国俯首称臣。也是不得志。这一点倒是有点同病相怜。
苏轼一生仕途不畅，66岁时就去世了。范蠡一生则是充分施展了才干，助越王实现霸业后功成身退，改名换姓、泛舟五湖之时，虽然68岁，但老当益壮，另一种人生却刚刚开始，他此后经商，司马迁说他“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富而有德，范蠡堪为后世楷模。这不是大贤风范而何？苏轼凭啥瞧不起人家呀？苏轼认同的贤士作风是鲁仲连式的。
鲁仲连是战国时代齐国名士，帮助赵国平原君退了秦兵，平原君要论功封赏，鲁仲连辞而不受：“所贵于天下士者，为人排难解纷而无所取也。”这当然是名士风范，高风亮节。但鲁仲连又说，“即有取，是商贾之事，连不忍为也”。显然，他也认为商贾之道低人一等。这种观念在苏轼看来，可正是“于我心有戚戚焉”。春秋时代以来，像范蠡一样进退自如两全齐美的人，就不多见。苏轼认为，如果范蠡像鲁仲连一样安贫乐道，宁贫而拒富，那他就离圣人不远了。
如果不义而富且贵，为富而不仁，那遭人仇视就没什么可说的，但不分财富来源的正当与否，就以拒之不受为荣，以挣钱致富为耻，还要给自己戴上名士风流的高帽子，真是酸腐可笑。或许有人说，我们不能以现代人的价值观评说古人。那我们怎么评说呀？谁可能回到古代去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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