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是上个世纪上半叶中国 一系列风云变革的见证者。历史学家林孟熹这样评价他：“整个20世纪大概没有一个美国人像他那样，曾长期而全面地卷入到中国的政治、文化、教育各个领域，并且产生过难以估量的影响。”
历史是公平的，但对他却褒贬不一；他不是传奇人物，却干了许多只有传奇人物才能干的大事；他是“小人物”，毛泽东却专门为他写了一篇著名文章，并且点了他的名；关于他的话题成了东西方两个大国的禁忌，被“冰封”半个多世纪。
今年是他57周年祭，让我们循着历史的足印，尽可能走近他，走进他的内心，去了解本真的他，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历史人物——司徒雷登。
他把最美好的青春年华 献给了这片深爱的土地
司徒雷登与中国有着很深的“情缘”。
1874年，他的父亲――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司徒尔与母亲一起，不远万里，来到满目疮痍，刚刚经历过太平天国战乱的中国，在杭州耶稣堂弄安家落户、建立教堂，传扬福音，还相继开办了仁慈堂、医局、圣经学校、育婴堂等服务机构。
他的母亲玛丽在杭州创办了第二所女子中学，实行“中西合璧”的新式教育。
1876年，司徒雷登作为家庭的长子出生在耶稣堂弄，并在这里度过了11年快乐的童年时光。之后，他被父母送回美国上学。
大学毕业后的司徒雷登，是待在和平稳定、环境优渥的美国作学术研究，还是到贫穷落后、教育匮乏的中国作传教士，他内心充满了挣扎。
1904年， 28岁的司徒雷登最终听从内心的召唤，作为美国长老会第二代传教士，携新婚妻子回到这个古老而熟悉的国度，来到了杭州。
“这个他出生的地方又一次成为他生命的起点。”
他先后在杭州地区传教、到南京金陵神学院任教，参与育英书院（之江大学前身）的筹建工作……
司徒雷登与天水堂信徒在一起
1919年，对司徒雷登来说，是从传教士到教育家的一个重要转折。
他成为燕京大学首任校长。他拟定并秉承“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的校训, 对燕大师生产生深远的影响。
他主持燕大校务27年：办学经费紧张，通过各种关系，四处奔走募捐；十数次往返美国，为燕大捐款达250万美元，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延请中外著名学者来燕大任教，与哈佛大学合作共建著名的哈佛燕京学社，促进中美高校文化交流。燕京大学一跃成为近代中国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环境最优美的一所高等学府，并跻身“世界知名大学”之列, 为中国培育了一大批高水平的人才，成为各个领域的领军人物。
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学生在一起
司徒雷登尊为校长，却平易近人；他谆谆教诲，平等对待每一个学生，以一颗善良的心，温暖着每一个学生。
作家冰心是燕大的学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她这样描述自己的校长司徒雷登：他能够叫出学校里每一个人的名字……这上千上万人的生、 婚、病、死，四件大事里，都短不了他。
“他是兼有严父的沉静和慈母的温存。他款款地笑在你的对面或身边，两手叉握着放在膝上，用温和恳挚的目光看着你。你不先开口，他是不多说话的。他总是尽量地给你机会，让你倾吐你的来意，然后他用低柔的声音、诚挚的话语，来给你指导与慰安……”
1946年，司徒雷登被国民政府授予杭州市荣誉市民，并授予象征荣誉市民的金钥匙。
司徒雷登在中国传教、教书，创办大学，生活了整整50年。他对中国这片土地充满感情，深情地爱着这片土地。他在自传《在华五十年》写到，“我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以中国为家。精神上的缕缕纽带把我与那个伟大的国家及其伟大的人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他既是美国对华政策的执行者，也是这一政策的受害者”
司徒雷登说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更甚于是一个美国人。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司徒雷登拒绝与日本人合作，被逮捕入狱，度过4年牢狱生活，一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4年的监禁，司徒雷登在狱中完成了他的大部分自传。
1946年，司徒雷登再一次华丽转身，完成了从传教士、教育家到外交官的角色转换。在国共两党冲突最激烈的时候，70岁的司徒雷登被杜鲁门总统任命为美国驻华大使，把他推向了政治漩涡的中心。
司徒雷登在办公
司徒雷登致力于化解国共两党纠纷，化干戈为玉帛。对中国和平，他曾这样写道：“若存一线希望，促使结束此场耗竭民力、自相残杀之内战，即不惜代价，全力以赴。”
司徒雷登的和平调停努力失败，内战全面爆发。他痛责自己失职:“我辜负了中国人民对我的信任……”
评论家说：“司徒雷登是当时美国驻中国大使，而美国的对华政策当时在中国已遭到彻底失败。他既是美国对华政策的执行者，也是这一政策的受害者。”
1949年，新华社播发了毛泽东的著名文章――《别了，司徒雷登》。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特殊的历史节点，司徒雷登再次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司徒雷登乘飞机返回美国
从此，关于他的话题，成为禁忌，在中国被“冰封”半个多世纪。
司徒雷登回到美国，美国国务院也给他下达“禁言令”：不许演讲，不许谈美中关系，不许接受记者采访，还要对他“审查”。
中国近代史学者傅国涌说："历史的有些页码翻过去就翻过去了，有些页码却是永远翻不过去的，他（司徒雷登）无疑是属于后一种页码的，历史的深处自有他的位置"。
历史的页码翻不翻得过去，有什么样的历史定位，已经不重要了。
面对不公正，有信仰的司徒雷登已经放下了所有历史包袱，放下了个人所有的恩怨和委屈，用爱接纳一切，没有苦毒，没有怨恨。
因为他的信仰作出了说明，圣经作了注脚。
圣经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中国文化讲究叶落归根 他把中国视作自己的“根” 他要“叶落归根”
司徒雷登将自己一生最好的青春年华献给了中国，“照顾过成千上万人的生老病死，为新中国培养了无数民族脊梁”，但他晚年却一无所有，晚景凄凉，贫病交加！
他为燕京大学募集巨款，看见北京街头的乞丐，曾感慨地说：我和他们差不多。
他从未为自己留下一点财富，没有积蓄；当大使的月薪为1000美元，他拿出相当一部分，捐献给燕大办学；他一生简朴，没有社会保险，生活拮据；他穿的内衣和袜子都是破了缝，满是补丁；他没有经济来源，只能依靠一家慈善机构提供的微薄退休金艰难度日。
司徒雷登回到美国三个月后，就不幸中风，偏瘫了13年。唯一的儿子也不在身边。他在美国没有地方可住，只能寄居在以前的私人秘书、学生傅泾波家，得到他们一家人的悉心照料。
司徒雷登与私人秘书、学生傅泾波
晚年的司徒雷登常望着中国的方向，他卧室墙壁上挂着燕京大学的照片……
司徒雷登的至亲父母、爱妻都长眠在了中国。
1955年，司徒雷登留下遗嘱，将他的骨灰安葬在北平燕京大学他妻子爱琳的墓地旁。
1962年，86岁的司徒雷登在华盛顿一家教会医院悄然去世。
司徒雷登墓
2008年，等待近半个世纪之后，司徒雷登这一“叶落归根”的愿望最终得以实现。阔别中国60年的司徒雷登之魂，再度回到了中国杭州，骨灰葬于杭州半山安贤园。墓碑上写着:“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学首任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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