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业十四年（618年）三月十一日凌晨，江都城内兵马往来，人声鼎沸。
清晨，以裴虔通为首的叛军把隋炀帝押送到寝宫，随后，众人把这位憔悴的皇帝围在中央，刀戟相向。五十岁的隋炀帝抬起头，颤颤巍巍地问裴虔通，“我犯了什么错啊，你们要这样对我？”
隋炀帝
他还没听到一个合理的回答，就先听到了小儿子杨杲的哭声，等他转头看向杨杲的时候，这位小太子已是身首异处，血溅厅堂。隋炀帝再看看这一圈凶神恶煞的叛军，明白了他们是奔着自己的命来的，于是对为首的裴虔通说，“我好歹也是个皇帝，皇帝就该有皇帝的死法，不至于刀剑相逼，给我一杯毒酒吧，我自己了结。”但出乎他意料的是，叛军连这个最简单的要求都不想满足。无奈之下，隋炀帝只好解下衣带，递给身边的令狐行达，命令他勒死自己。不久，在令狐行达的手下，隋朝的最后一位皇帝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隋炀帝死后，李渊建立唐朝，取代了隋。为了证明自己政权的合法性，也为了警示后代子孙不要贪图享乐，唐朝以来的史书都把隋炀帝刻画成了一位荒淫暴虐的昏君，以至于直到现在，隋炀帝也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最昏庸皇帝”这一称号的有力竞争者。
但是，事实真的如此吗？
隋炀帝做过什么好事？
把历史的时针从隋炀帝被杀的那一年向前拨动，公元588年冬，年仅二十岁的杨广挂帅出征，南下灭陈，一举结束了中国南方的分裂状态；公元600年，杨广再次挂帅，北出灵武道，大败西突厥。
四年后，隋炀帝如愿以偿地登上了天子宝座。刚刚即位的隋炀帝绝对称得上励精图治，毕竟在短短的几年中，他就实现了中国历史上多个“第一次”。在少数民族政策上，隋炀帝第一次提出了“混一戎夏”的思想，把羁縻郡县推广到边疆地区，并且第一次在京都建立了管理周边少数民族的专门机构四方馆。在中外交流上，隋炀帝第一次提出了“无隔夷夏”的开放政策，隆重地接待外国使团、商人和留学生，进行了空前的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在政治上，隋炀帝首次确立了“三台”监察体制，有效加强了对百官的监督和考察。
隋朝版图
除此之外，为了加强隋王朝的统治，隋炀帝在经济上进行改革，使得全国户数激增，耕地面积扩大，国家财政收入增多。在思想文化上，隋炀帝在位时期下令整理了数千部文化典籍，并且完成了南北经学的统一。
这些举措最终都指向了一个目的，就是实现并且巩固王朝的统一。回顾中国历史，华夏大地处于分裂状态的时间并不短，前后相加足足一千余年，因此在历史上，结束分裂的王朝及其君主往往可以得到比较充分的肯定，尤其在饱受长期分裂之苦以后，这种统一就显得尤为珍贵，但隋炀帝显然没有得到这种充分的肯定。
或许有人会说，隋炀帝创造的“大一统”是短暂的，整个隋王朝也不过短短几十年，的确，隋朝是中国历史上短命王朝的典型，但这并不妨碍它创造出巨大的历史价值，在隋炀帝的举措之下，文化、经济、政治、民族等方面的统一意识深入人心，以至于隋朝灭亡后，剧烈的政治动荡并没有发展成地方分裂割据，而是迅速走向了统一。
大运河到底该不该开？
隋炀帝游江都
说到隋炀帝就不能不提大运河，毕竟因为修建大运河一事，隋炀帝饱受诟病，但是站在隋炀帝的立场上，修建大运河有一定的必要性和前瞻性，或者说，在当时的情况下，隋炀帝不得不修大运河。
在经济上，隋朝统一天下后，社会得以重建，长安、洛阳等城市人口增长速度很快，但另一方面，关中地区由于屡遭战乱，粮食生产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了，这一点，当时的长安人民最有发言权。开皇四年（584年），关中大旱，地里实在产不出多少粮食，长安百姓饿得就差人吃人了，无奈之下，隋文帝亲自率领长安百姓、官吏、军队去洛阳“就食”，说的直白一点就是去洛阳逃荒要饭，可见当时中原粮食供不应求现象的严重。
长安百姓在饥荒里饿得要死，南方士人在酒桌上富得流油。在当时，很多人（不包括隋炀帝）并没有认识到经济重心的南移，但事实上这一现象已经发生了。即便当时的北方地区比南方要更富庶、更繁荣，农业积淀也更深厚，但江南地区已经显示出了很大的发展潜力。因此，在关中粮食连年紧张的状况下，打通江南通往中原的水道，南粮北运，便成了隋朝统治者的当务之急。
在政治上，隋炀帝即位之后就采取了很多举措以维护王朝统治，可见他绝对不能容忍地方叛乱的情况出现，但是，现实情况往往比想象的严峻。
南北朝以后，长期占据垄断地位的门阀士族逐渐走向没落，但各地强大的宗族仍然拥有很强的政治经济实力，也具有一定的破坏安定、肢解王朝的社会影响力，江南士族集团就是这样的典型。
隋炀帝在20岁的时候平定了陈，但这一次似乎并没有把南方士族打服，仅仅一年后，江南地区的土豪汪文进等人就掀起了武装叛乱，有的人“自称天子”，有的人“自称大都督”。这次叛乱雷声大雨点小，很快就被隋朝镇压下去，但一个“汪文进”倒下了，无数个“汪文进”想要站起来，江南地区图谋作乱的迹象仍然存在。为此，隋炀帝一面派重兵把守江南地区，另一方面也在思考更加彻底的解决之道。
曾经担任多年扬州总管的隋炀帝对江南社会情况有很深刻的理解，他十分清楚，对江南地区必须采取多种手段，而军事威慑、有力控制是必不可少的重要举措，在这种局面下，大运河的存在就更加必要了，一旦大运河建成，南北方将被这条“血管”连通，隋朝政府对南方的管控也将更加有效。
南北方的交融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即便隋炀帝不去开凿大运河，后世也必定会有人做类似的事，从这个角度看，唐朝皇帝虽然抨击隋炀帝不顾民间疾苦，执意开凿运河，但他们才是真正的“乘凉后人”，典型的得了便宜卖乖。
唐高祖李渊
如何评价隋炀帝？隋炀帝当然并非做的全是对事，他的诸多举措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毫无疑问的是，这些也给百姓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隋炀帝即位伊始，便毫无节制地役用民力。仁寿四年至大业六年（604～610 年），隋炀帝不断地征发农民掘长堑，筑西苑，营洛阳，缮离宫，伐木造船，凿山通道，这些国防、交通和宫廷等大工程，大的要经年常役一二百万人，较小的也要征发一二十万人。
总而言之，无论是开凿运河、讨伐高丽，还是修建长城，这些想法最初都是合理的，必要的，但落到具体实施上时，隋炀帝总是过于急迫，不惜滥用民力。换句话说，在顶层设计层面，隋炀帝或许是个极具前瞻性的高手，但在执行层面上，隋炀帝无疑是个没有什么天赋的执行庸人。
历史评价绝非“几功几过”那么简单，也绝非给帝王将相贴上一张脸谱就算大功告成。站在不同的角度，我们会看见不同的当事人。只有从不同的视角多次分析，我们才能够得到一个相对全面的认识，而避免按照非此即彼的习惯进行一刀切。历史，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得多。
参考文献：
《隋书》、《资治通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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