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问家俞正燮
清代黟县，涌现了许多名噪一时的学问家，诸如著名学者汪文台、程鸿诏，天文及历史学家汤球等。然而，从知识渊博、著作之丰、名声之盛来看，当首推俞正燮。
俞正燮，字理初，黟县城中人。自幼家境贫寒，勤奋好学。20岁时，俞正燮独身北上充州，拜访著名经学家孙星衍，孙当进正在研究《左氏春秋》，俞正燮送上自己的文章《左邱明子孙姓氏论》、《左山考》、《左邱明墓考》等文章，求教于孙星衍。
孙星衍看了俞正燮的文章后，大加赞赏，对眼前的年轻人十分钦佩，并在自己的研究著述中，吸取了俞正燮的论点，从此，俞正燮名声大扬。不少学者纷纷邀请俞正燮去教书、讲学。而俞正燮便利用这种机会，游历了半个中国。他每至一地即深入考察，并进出各地藏书馆，读了许多不易读到的书籍。加之他潜心研究，终于成为清代著名学者。
俞正燮研究的范围很广，天文、地理、水利、诗词、歌赋、训诂、音韵、书法、医理无所不精。
他所编著的《癸巳类稿》15卷、249篇，《癸巳存稿》15卷、556篇，是风行一时的海内巨著，对经义、史学、诸子、医理的考释，无不探本求源，辨别雅伪，且立论精博，见解常常标新立异。《癸巳类稿》和《癸巳存稿》不仅为清代学者所推崇，连现代著名学者蔡元培、鲁迅、钱钟书等均对其有较高的评价。
俞正燮的著述还有《续行水金鉴》156卷、《说文部纬》、《校补海外纪闻》、《顾氏方舆纪要》等10余种。他还曾应两湖总督林则徐的邀请，参加了《两湖通志》的撰修，并编撰了嘉庆版《黟县志》。
尽管俞正燮当时已是海内知名的大学问家，但封建社会里那种轻学问、重功名，推崇读书做官的科举制度，却迫使俞正燮做出错误的选择，从而付出惨重的代价。
在科举道路上，大学问家俞正燮走得很不顺利。他47岁才考中举人。1833年，58岁的俞正燮赴京参加会试，以他的才气，本可以考中进士，可惜当时主持会试的总裁是清廷军机大臣曹振镛。据《辞海》历史人物条介绍：“曹振镛以小心谨慎，遇事模棱而长期受清廷倚重。他主持会试，严于挑剔微疵。”遇到这样一位主考大人，俞正燮的仕途命运可想而知。果不其然，因曹振镛的百般挑剔甚至采取摈弃俞正燮试卷，不让别的主考批阅的手段，致使俞正燮落选。通往官场的大门，终于在大学问家俞正燮面前，严丝合缝地关上了。
此后，俞正燮郁郁寡欢，积劳成疾。1839年，在曹振镛死后，江苏学政祁隽藻邀请俞正燮赴南京“惜阴书院”任主讲，第二年，俞正燮病故，终年66岁。
以俞正燮的渊博知识与才气，如果毕生致力于学术研究，成就将会更大。而且不致于去受曹振镛那班官吏的窝囊气，使自己因郁闷而早逝。这也许是封建社会里，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共性的悲剧。好在历史会做出公正的评判，今日中国，有几人能记得住曹振镛？而俞正燮的著述，却给后人留下了一座永不倾颓的丰碑。
篆刻大师黄士陵
名重东南、包誉海外的“黟山派”开宗大师黄士陵，是中国晚清时期成就很高的书画篆刻家。
黄士陵的篆刻从浙派入手，师承皖派邓石如，融皖、浙两家之长为一体，形成了独具风格的“黟山派”。
他的篆刻艺术，取法于秦玺汉印，取材于钟鼎、钱币、诏版、碑额、砖瓦等文字，各体悉入，无格不备，兼收并蓄，熔于一炉。
黄士陵，字穆甫，出生于黟县西武黄村，父亲黄仲和能诗文，善篆刻。黄士陵幼承庭训，20岁时，他的篆刻在黟县就有了一定名气。后父母双亡，为求生计，也为了自己所追求的篆刻艺术有所长进，他带着弟弟黄厚甫去了南昌。
在南昌，黄士陵谋生之余，常为居所附近的一家书店写书签，以换取免费借阅图书的方便。不料，竟是那小小书签上的金石书法，成了他扬名发迹的桥梁。
当时，江西学政汪鸣銮，无意之中看到黄士陵写的书签，这位酷爱金石书法的学政大人，独具彗眼，认定黄士陵功底深厚，天分极高，前途无量。得力于这位学政大人的宣传，黄士陵结交了众多学者名流，并随当时金石名家盛昱、王廉生、吴大徵出游，遍览各地所藏金石原器、著录和书画珍品，从此学识大进。
1888年，吴大徵调任湖南，黄士陵继续留在广州，帮助著名学者梁鼎芬从事金石书法学术研究，并应湖广总督张之洞邀请，在广雅书局担任校对。
黄士陵在广东的艺术活动，是他在岭南及东南亚地区异军突起，名声大噪的关键。他的许多作品，当时在岭南、香港、日本、东南亚各国，即被作为艺术珍品而收藏。
奇怪的是，黄士陵在其艺术成就极其辉煌之时，却悄然隐退回到家乡，不再以艺术作品面世。作为晚清印坛开宗立派、成就极高的艺术大师，黄士陵的隐退，无疑是中国金石书法艺术界一大损失。后世人一直不明白，是什么原因促使黄士陵做出急流勇退的痛苦抉择？
黄士陵曾有“倦游窠主”的别号，也许是因为在外奔波数十年，身心交瘁，神思困倦，病体不支而回到家乡休养生息；也许是他在艺术创作道路上，遇到了某种难以突破的“极限”，而要突破这种“极限”，通向登峰造极，还须再下一番功夫，积蓄力量作最后冲刺。这从他回到家乡后，仍然勤奋学习，潜心于研究，或许可以得出判断。西武乡关麓村一些老人回忆，据他们的前辈介绍，隐居家乡的黄士陵，闻说关麓村建造宗祠“世德堂”时，曾延请沿江一带有名工匠，雕刻了大量石雕艺术精品。黄士陵一连十余天，每天清晨夹着草席，步行数里来到关麓村，屏神静气端坐在汪氏宗祠前，默默地临摹、揣摩。以黄士陵当时的名气、声望，暮年尚能如此勤学，令汪氏族人无不感到钦佩，并以此策励自己的子孙后代。
黄士陵的隐居，还可能与当时封建社会重功名、轻学术有关。
黄士陵在广东从事学术活动期间，作为巡抚吴大徵的幕僚，与当时两广总督端方、湖广总督张之洞过从甚密。吴大徵曾劝黄士陵捐纳为官，遭到黄士陵婉言拒绝。以黄士陵当时的社会地位，和那些强有力的政治靠山，如果肯涉足宦海，实在是探囊取物。但当官就意味着必须放弃自己终生矢志的金石学术研究，在当官与学术研究两者之间，他毅然选择的是后者。
然而，在视功名为读书人终生奋斗的最高目标的封建社会，黄士陵这种“众人皆浊我独清”的品格，很可能为世俗所不容，这样就有可能迫使黄士陵退隐故里，恪守自己的人生信条。
1908年，黄士陵病逝家乡。作为清朝政府封疆大吏的两广总督端方送来挽联，联文为：“执竖椽直追秦汉，金石同寿，公已立德，我未立言；以布衣佐于卿相之间，富贵不移，出为名臣，处为名士。”挽联中透出这位权倾一方的清廷重臣，对一位潜心于学术的平民百姓的无限钦慕。
想当官的人，往往羡慕那已经当官的人；而已经当官的人，却又往往羡慕那不想当官、淡泊功名，只想一心一意从事自己热爱的事业的人们。世间之事竟是如此奇妙！
黄士陵泉下有知，读到端方这幅楹联，一定会感到欣慰，庆幸自己走对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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