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 文 《文化语境的变迁与孝道文化的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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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 文 《文化语境的变迁与孝道文化的演进》

  摘要:家庭是以婚姻和血统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单位。中国人有根深蒂固的“家国观念”,孝道文化已不仅仅是宗教伦理,而是治国安邦之思想基石。孝道文化经历了孔子、孟子以及后来历代儒家特别是统治阶级文人的诠释修改,已经成为一个极为复杂的思想理论体系。在封建社会的文化语境⑴中,孝道文化大行其道,独领风骚数千年。客观地讲,孝道文化对中华民族的发展,增强民族凝聚力,形成民族价值观,起了积极作用,功不可没。提倡并弘扬符合新时代价值观的孝道文化,应该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基本内容来抓,因为孝道是形成现代人际关系和谐的价值渊源,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新时代呼唤孝道文化的回归,同时又赋予新的历史内容。

  关键词:家庭、文化语境、孝道文化

  一、“孝”自何来

  “孝”自何来?正确答案是“孝”自家来,“家”是“孝”的沃土,“家”是“孝”的温床;无“孝”不是“家”,无“家”何言“孝”!

  什么叫家庭?家庭是以婚姻和血统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单位,成员包括父母、子女和其他共同生活的亲属。家庭男女间有经济分工,以此为基础家庭成员共居一起,共同进行生产和消费,家庭实为血缘关系的结合而成为人类社会的生物再生产单位, “生产本身……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⑵

  中国自古以来是农业立国,农耕文明时代生产能力低下,全社会大多数人都存在温饱问题,家庭成员老了,失去劳动能力了,奉养老人便成为家庭必须具备的传统职能,于是便有孝道观念的产生。讲究“孝道”是内在道德约束力量,是家庭成员之间必须执行的“隐行契约”。

  中国最早的一部解释词义的著作《尔雅》⑶下的定义是“善事父母为孝”,因而孝就是子女对父母的一种善行和美德,是家庭中晚辈在处理与长辈的关系时应该具有的道德品质和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

  原始的孝道思想是朴素的,体现的是做人的天性或本能。羊羔跪乳、乌鸦反哺、雁飞有序、家犬有义,从古至今没有变化。人若失去天良,不孝敬父母,比动物还要低一等级,就是“禽兽不如”。所以历代思想家认为“孝”是人伦之本。

  “孝”作为一个伦理观念正式提出是在西周,孔门弟子曾子是儒家孝理论的集大成者,他甚至认为:“夫孝,置之而塞于天地,衡之而衡于四海......推而放诸东海而准,推而放诸西海而准,推而放诸南海而准,推而放诸北海而准”⑷。曾子将孝置于至尊的地位,孝也就跨越时空成为永恒的命题,成为了人类社会人伦领域的终极法则。儒门“亚圣”孟子将孝道延伸和拔高,与儒教的“忠君思想”联为一体,并视为治国良策。他不厌其烦地向梁惠王进言,“申之以孝悌之义”⑸,推行以孝治天下,使儒家孝道蒙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孝道文化已不仅仅是宗教伦理,而是治国安邦之思想基石。历代统治者也尝到了“以孝治天下”的甜头,他们也觉得“国”与“家”的关系协调得好,则天下治,反之则乱。建国后发生在二十世纪50年代的抗美援朝战争,我们的口号是“保家卫国”,体现的仍然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家国观念”。

  孝道文化经历了孔子、孟子以及后来历代儒家特别是统治阶级文人的诠释修改,已经成为一个极为复杂的思想理论体系。在封建社会的文化语境中,孝道文化大行其道,独领风骚数千年。客观地讲,孝道文化对中华民族的发展,增强民族凝聚力,形成民族价值观的共识,起了积极作用,功不可没。

  二、文化语境的变迁与孝道三劫

  “五四”之后很长一个历史时期,中国传统孝道文化出现了断层。盘点历史,近百年来,它至少遭遇了三次大劫难,同时也展开了三次孝道文化的保卫战。

  1、孝道文化第一劫发生在五四时代。

  五四时代的“非孝”言论是伴随着“非儒思潮”而产生的。辛亥革命之后,西学东渐的浪潮袭来,中国的文化语境发生了变化。“五四运动”前后,早期的海归派带着新的思想和思维方式回到中国后,开始质疑中国的传统文化。

  例如四川成都的吴虞,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之一。他反儒的核心,在于非孝。1910年,由于与父亲的家产纷争,不顾“亲亲相隐”⑹的古训,将父亲诉至官府。吴虞不是好儿女,也不是一个好父亲。他的生活相当优裕,然而,他却断然拒绝对女儿的照顾,“宁我负人,毋人负我”⑺ 1923年1月14日,正在休年假的女儿吴棱因看电影不被准许而与父亲发生争执。盛怒之下,吴虞宣布和她断绝父女关系并将其赶出家门。

  另一个“非孝”的先锋是南社的柳亚子,他甚至比吴虞更胜一筹,扬言父子应以兄弟相称,甚至主张废除伦常。他在写给儿子柳无忌的诗中写道:“狂言非孝万人骂,我独闻之双耳聪。略分自应呼小友,学书休更孝尔公。”

  实在说,当时一批“非孝”者,他们对孝道文化的抨击并非全错,但对孝道文化缺乏客观的理性的思考,大半在于以走极端博取虚名尔,所以不仅言行狂悖,且往往自相矛盾

  2、孝道文化第二劫发生在文革时期。

  文革年头讲的是阶级斗争,以阶级划线,无论父子、母女、夫妻、兄弟、姐妹旁及三亲六故,皆要重新站队,做到黑白分明,水火不容,你死我活,六亲不认,方显无产阶级觉悟。于是大义灭亲的“英雄”层出不穷,或儿子检举父亲让老爹锒铛入狱,或妻子揭发丈夫让亲爱的人顶风臭十里,或兄弟相互爆料置对方于死地。同在一个锅里搅勺把子的至亲骨肉,或同室操戈,或同床异梦,或分道扬镳。文革直接的结果是家庭之间的彼此信任毁于一旦,导演了一幕又一幕家庭悲剧,它所造成的亲情隔阂在过了许多年后伤痕仍难以弥合。

  文革中的“非孝”行动其所以甚嚣尘上,几乎要颠覆几千年的孝道传统,不独独因为决策者的施政纲领得到雷厉风行地贯彻,以及近百年来非儒思潮的影响,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孝道经济基础的改变。国家当时提供财力支持红卫兵大串连以及天安门广场的数次领袖接见,嘴巴没毛做事不牢的娃娃们吃的是公家饭,便可以无碍无挂地举起千钧棒肆无忌惮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同时不计后果地将斗争锋芒指向赖以安身立命的家庭及家庭伦理道德,所以传承几千年的孝道文化遭受到了史无前例的破坏,其惨烈程度有如地震、火山爆发、飓风来袭,极短时间里许多家族宗祠被捣毁,保存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的珍贵家谱被焚烧,颇具诗情画意的清明节祭祖活动从此冷冷清清,真个是如古人诗中所形容的“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如断魂”。毋庸讳言,文化革命使中华孝道文化的链条断裂,而且极难修复,就凭这一点,当年的红卫兵们在回忆青春往事时,能说“青春无悔”?还能歌颂文化革命“益处多多”?当年的左派们有什么脸面为文化革命的错误辩护?

  文革中的“非孝”行动的特点是以阶级情取代父子情、母女情、夫妻情、兄弟情。经过文化革命,中国人已撕碎了温情脉脉的面纱,礼义廉耻束之高阁,温良恭俭让已成遥远的往事,民族的风貌实已面目全非。

  3、孝道文化第三劫发生在改革开放时期。

  在改革开放的当代社会,中国的文化语境再次发生大变化,现实的情况是:楼房取代了聚族而居、几代同堂的四合院,正房厢房的区别不复存在,老少分开各居单元房很少往来,晨昏定省⑻成了多余的麻烦事。儿女不孝敬父母的例子频频见于网络、银屏或报刊。比如,有的对父母不闻不问,生活不照顾,最起码的关心问候都做不到;有的把能挣钱的父母当作摇钱树,虚情假意地争着照顾、多方讨好,以求多分一杯羹;有的为遗产姊妹兄弟间锱铢必较,甚至反目成仇,诉诸公堂;有的将父母逐出家庭,任其流落街头,饥寒交迫;有的照顾老人踢皮球,让老人吃白眼食,心寒似冰;有些当权者利用父母的生日祝寿、生病住院、丧葬忌日,变相敛财,孝道成了腐败的遮羞布;有的借为父母大办丧事,圈地筑坟,车队簇拥,连日宴席,显势力,捞外财,让死者不得安宁。以上种种,都表明中国人的孝道文化出了不同类型的问题,人间三大真情曰亲情、友情、爱情,如今是亲情缺认、友情缺位、爱情缺真,影响了人际和谐、家庭和谐、社会和谐。

  三、天变道亦变

  近代社会冷落了孝道文化,毫不奇怪。事实上,天下没有不变的理。考量孝道文化的失落与文化语境的变迁有很大关系。文化语境变迁者时过境迁也。

  封建时代的文化语境培育了具有封建特色的孝道文化。例如在周朝,每年举行一次大规模的“乡饮酒礼”活动,春秋战国时家有70以上的老人享受免赋役的优待,清朝年间还举行大型的尊老敬老活动“千寿宴”。为保障崇孝风尚制度化,历代皇帝采取褒奖孝行、劝民孝行的各种举措。汉文帝时,诏令天下郡守,推举孝廉之士,授以官爵;隋唐开始实行的科举制度中,均专门设立孝廉科名。在整个封建时代,《孝经》⑼是国家规定的教材,开科取士的考评依据。小孩子从入学起便从童蒙教材《三字经》、《弟子规》中诵读“首孝悌,次见闻”。孔子说“罪莫大于不孝”。所以封建的法律严惩不孝。隋唐后的刑律皆将不孝列入等同谋反不予宽赦的“十大恶”之中。杀父母者历代皆凌迟处死。明律中,凡不顺从父母致使父母生气的事皆视为忤逆,可告于官,要打板子直至判刑。民间流传的“打爹骂娘,天打雷劈”,表明不孝者皆为世人所不齿,天地所不容。这一切的宗旨是敬老尊贤,不因老人的体力衰退没有新的贡献而遗弃,反而视为家之宝、国之宝,如俗话所说:“家有一老,甚似一宝。”封建时代弘扬孝道文化的本意是尊老敬贤,不仅仅为着延续香火使社会细胞生生不息,还借以巩固封建社会的秩序,以图长治久安。

  现代社会进步的法宝不是老生常谈,而是唯生产力论,谁能创造价值谁就是老大。失去劳动能力不再创造价值的老人不再是社会的依靠、凭藉和榜样。对老人的奉养不是最高道德准则,更多的是人道主义的考量;不是人们更高的追求,而是做人的底线而已;孝养不求尽善尽美,只要过得去就可以了。古代反复宣传的孝子楷模,诸如汉文帝刘恒亲尝汤药、子路百里负米、闵子骞芦衣顺母、老莱子戏彩娱亲、董永卖身葬父、丁兰刻木事亲、陆绩怀橘遗亲、黄香扇枕温衾、王祥卧冰求鲤之类的故事与当代社会的现状格格不入,已经没有什么指导意义,有的故事甚至为人所诟病,将其列入子女教育的负面清单。国家的巩固仰仗的是民主和法制,“以孝治天下”不再是必需的选项。就家庭而言,现代人为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所左右,重物质轻精神,重个人轻他人,儿女企盼的不是老人万寿无疆,担心的仅仅是老人身体不佳拖累儿女,包括精力的消耗和经济上的付出。在生产水平低下的边远农村问题尤为突出。老人自己也忧心忡忡,较为普遍的自责之语就是“老而不死是为贼”⑽,“贼”者偷也,偷了谁?偷了什么?偷的东西大概是儿女的时间和金钱。老人如此自轻自贱,自贬身价,是孝道文化缺位所致,应该汗颜的是不孝的儿女,治国者在这方面的反应迟钝不与时俱进不作为也难辞其咎。

  四、中国式孝道何去何从

  如今中国有了新的文化语境,孝道文化在新的文化语境下又该何去何从?

  历史的发展证明,孝道可以批评,但不能否定,因为它是人类立身之本,少了它人类社会便退化为动物世界。我们可以否定它于一时,却不能否定于长久。只要有了合适的文化氛围,孝道文化的旗帜会随着儒学的复苏而迎风飘扬。

  上世纪70年代欧美经济不景气,而属于儒家文化圈的日本及亚洲四小龙⑾却出现了经济的持续和快速增长,实现了经济腾飞,创造了一系列的“经济奇迹”。后来一些中国人研究这一现象,认为这是得益于有着数千年历史传统的儒家思想,亦即来源于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东亚价值观”。在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孔夫子“时来运转”。1994年12月孔庙列入联合国的世界文化遗产。在儒学失去统治地位100年之后,中国又掀起了以儒学为代表的“国学热”。“国学”又被当做宝贝拾了起来,给孩子读《三字经》、《弟子规》成了不少家庭必备的功课,出了一批讲“国学”的学术明星。“仁义礼智信”作为规范人和社会的道德基础被重新提及。敬天地、忠社稷、重家庭、尊师道以及天人和谐的传统文化理念有了新的诠释,并赋予了新的文化内涵。商人以当儒商引为荣耀。甚至国家的政治建设也借鉴传统儒学,有了“以德治国”、“和谐社会”的新说法。

  正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中国,坚持的是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成果邓小平理论⑿和“三个代表”思想⒀。胡锦涛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班子的治国智慧体现正确处理了儒学和主流指导思想的关系,从意识形态现实格局出发,构建中国目前意识形态或思想领域“一主多辅”的政治格局,在坚持主流指导思想的前提下,同时包容或吸纳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及自由主义、新左派、新儒学等思潮。

  其实,当代的中国人并非一成不变地继承孔夫子的衣钵,难能可贵的是对传统儒学的弊端有深刻的反思和批判,例如,传统文化为集权专制制度和集权专制文化张目,体现怠惰、保守与因循守旧的“和平主义”,陈旧的思想体系很难将科学方法论注入其中,儒家“祖宗之法不可变”、“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经典说法也大成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学价值观也值得重新推敲,如此等等。儒教似乎对错各半,因此有必要加以改造,创立“新儒学”以求与时俱进。在这样的文化大背景下,孝道文化也热络起来。

  应该承认,“忠孝”观念作为农耕文明的产物,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古代社会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孝道文化的内涵,在伴随着中国文明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形成了丰富的内容和特定的外延,渐次积淀和内化为中华民族的心理情感,成为一种永恒的人文精神、普遍的伦理道德,熔铸于儒家伦理道德思想体系及传统文化之中,以致于对后来中国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被称为古老的“东方文明”。

  因此,提倡并弘扬孝道,恢复它的本来面目,应该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基本内容来抓,切实让孝道文化这一传统文化在新的形势下得以发扬光大。

  五、新时代在呼唤孝道文化的回归

  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孝道也是形成现代人际关系和谐的价值渊源,还可以说是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

  事亲行孝,历来是做人的根本,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家庭和睦、社会安定、民族团结的基本要素。孝道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情怀的感情基础和道德基础。在我国进入人口老龄化的今天,倡导孝道文化具有深远的社会意义和现实的指导意义。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消息,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1号)发布, 60岁及以上人口约为1.78亿,占全国总人口13.7亿的13.26%,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2.93个百分点。我国的老年人口基数大、来势迅猛,是在“未富先老”的情况下迎来了人口老龄化。如何安排和解决好亿万老年人的养老问题,将是我国二十一世纪的重大战略任务之一。

  这方面,党和国家已经认识并采取了积极的举措。如对虐待老人、抛弃老人的不孝之徒给予严惩。赡养老人在国家宪法和一些地方性的老年人法律法规中都有明确规定。1996年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以法律的形式对敬老养老的要求进行了具体的规范。2001年9月中共中央颁布的《公民道德实施纲要》,把尊老爱幼作为每一个公民的基本道德。党报文章也提倡孝道,一篇文章的题目是《把“孝”变成一种时尚》⒁此言甚好,当今社会是时尚社会,人们追逐的时尚是物质层面的美容化妆、珠宝饰品、发型服饰、小车款型、家装格局诸如此类,把“孝”变成一种时尚无疑会大大裨益于弘扬孝道文化,促进家庭与社会的和谐,同时也大大裨益于人们的修身养性,提高人们的精神素养和精神境界。2011年3月3日人民网发表人民时评:《面对三千多万失能老人我们能否提倡“社会孝道”?》⒂。“社会孝道”的提法颇有新意。新时代的孝道已不同于封建时代的孝道,孝既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义务。再看每年的春运,远行游子哪怕再千辛万苦,也要尽最大可能赶回家陪父母过个年。从这个意义上看,数亿人的春运归途实质上是一次群体性的“行孝”行动,一次中华孝道的大检阅。有一首歌唱道:“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哪怕帮爸爸捶捶后背揉揉肩。”为了保证人们顺利回家过年,2012年春运,中国铁路全面推行电话订票、网络购票和火车票实名制。火车订票网12306网站从1月5日起连续5天日均点击数超过10亿次,因此被称为“世界上最繁忙的网站”。同年1月22日开始的龙年春晚主题也是围绕“回家过大年”展开,其中一个是以“家”为主题的板块 ,还有一个板块是“天下一家”。回家过年已经成为中国人认宗寻源的一种文化仪式。一年一度的人口大规模流动、一年一度如此大规模的春晚皆围绕“家”的主题展开,足以说明,“家”与“孝”已成为2012年的关键词,足以说明孝道仍然植根于每个中国人的心田,足以说明家所承载的孝道文化已成为一个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受到国家和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广泛关注。

  作为中华民族的一种传统文化,孝道随着中国社会文明的发展而不断地丰富和赋予新的内容。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孝文化,重建与现代文明社会相适应的新孝道文化,对融合代际关系,实现家庭和睦,营造孝亲敬老的良好社会氛围,发挥贤孝文化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社会意义。但今之弘扬孝道文化是有前提的,一切愚忠、愚孝、愚爱必须摒弃。

  2014年7月20日

  注释:

  ⑴文化语境:指与言语交际相关的社会文化背景。它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文化习俗,指人民群众在社会生活中世代传承、相沿成习的生活模式,是一个社会群众在语言、行为和心理上的集体习惯,对属于该集体的成员具有规范性和约束办。二是社会规范。指一个社会对言语交际活动作出的各种规定和限制。文化语境最早被提出是在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关于“语境”概念的解释中。语境分为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也可以区分成语言性语境和社会性语境。

  ⑵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一版序言,《马恩选集》4卷。

  ⑶《尔雅》: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解释词义的书,是中国古代最早的词典。《尔雅》也是儒家的经典之一,列入十三经之中。作为书名,《尔雅》的意思是接近、符合雅言,即以雅正之言解释古语词、方言词,使之近于规范。

  ⑷《大戴礼记·曾子大孝》。

  ⑸《孟子·梁惠王上》。

  ⑹亲亲相隐:指对自己关心相爱的人,尤其是父母血亲,即便他们有了过失,也不忍苛责追究,兴师问罪,而动了包庇回护的恻隐之心,这样才是正常的。唐律对亲亲相隐原则作了具体规定,以后各朝的规定大体上与唐相同,其内容主要有3点:亲属有罪相隐,不论罪或减刑;控告应相隐的亲属,要处刑;有两类罪不适用亲亲相隐原则:一类是谋反、谋大逆、谋叛及其他某些重罪,另一类是某些亲属互相侵害罪。

  ⑺《吴虞日记》。

  ⑻晨昏定省:晚间服侍就寝,早上省视问安。旧时侍奉父母的日常礼节。

  ⑼《孝经》:中国古代儒家的伦理学著作。传说是孔子自作,但南宋时已有人怀疑是出于后人附会。清代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中指出,该书是孔子“七十子之徒之遗言”,成书于秦汉之际。自西汉至魏晋南北朝,注解者及百家。现在流行的版本是唐玄宗李隆基注,宋代邢昺疏。全书共分18章。

  ⑽“老而不死是为贼”:语出 《论语·宪问》:“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以杖叩其胫。”后以为指斥老而无德者之辞。意思是原壤叉开双腿坐着等待孔子。孔子骂他说:“年幼的时候,你不讲孝悌,长大了又没有什么可说的成就,老而不死,真是害人虫。”说着,用手杖敲他的小腿。

  ⑾亚洲四小龙: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亚洲的香港、新加坡、韩国和台湾推行出口导向型战略,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产业,在短时间内实现了经济的腾飞,一跃成为全亚洲较发达富裕的地区。所谓“东亚模式”引起亚洲各国关注,它们也因此被称为“亚洲四小龙”。

  ⑿邓小平理论: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官方定义,邓小平理论是以邓小平为主要创立者、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的理论。邓小平理论被中国共产党看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获得的与苏联模式不同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理论总结。这一理论主要体现在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的各种讲话、报告与会议决议之中。

  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江泽民同志2000年2月25日在广东省考察工作时,从全面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如何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出发,首次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行了比较全面的阐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集中概括了党和国家全部理论活动、实践活动,包括一切工作的根本方向、根本准则、根本依据,成为指引党和国家新世纪伟大进军的行动指南。总结中国共产党七十多年的历史;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⒁《把“孝”变成一种时尚》:2010年12月11日《人民日报》。

  ⒂《面对三千多万失能老人我们能否提倡“社会孝道”?》:作者刘以宾 《中国社会工作》 2011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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