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中国古代最早的杰出谋士，非姜太公莫属，周文王在挑战和动摇商朝时，姜太公是其首席谋士，周武王在伐纣王灭商时，姜太公是武王的“师尚父”，也是其首席智囊。姜太公还是齐国的缔造者，是西周的西周的开国元勋和军事统帅。姜太公精通韬略，熟知兵法，是中国古代影响深远的杰出韬略家和著名军事家。姜太公在古代典籍里是倍受赞扬的谋略名家，他的谋略思想和军事韬略影响了先秦的各学派，儒家、道家、法家、兵家和纵横等，皆追认姜太公为本家的思想代表，所以，他有“百家宗师”之美誉。
谈中国古典谋略和兵家韬略不能不说姜太公，不能不关注姜太公的谋略和军事思想。
姜太公剧照
姜太公（约前1156年—约前1017年）姓姜或吕，名望、尚，字子牙，号飞熊，据传，他乃炎帝神农皇帝五十一世孙，伯夷三十六世孙。他是西周老资格的开国元勋，曾为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周康王四代君王之师，被封为齐王。
前半生，姜太公经历曲折，漂浮不定，择主不遇，但他没有消沉和失望，他忍住性子，静心观察，等待时机，后来，终于于渭水之滨遇见西伯侯姬昌，被拜为太师。此后，他辅佐姬昌修德振武，振兴姬周。周武王继位之后，姜太公又辅佐武王伐纣，成为西周的军师，他指挥西周军队在牧野之战等战役中获胜，灭了殷商，逐渐使周朝兴盛。
周初，姜太公被封为齐国君主，在他的治理下，齐国日益强大，其德尚礼俗累世相续，为后来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奠定基础，可以说，齐国能成为春秋五霸之首，与开国君王姜太公所遗留的政治文化遗产是分不开的。
姜太公虽然年纪较大时才走上政坛，但他在文王倾商、武王灭殷时皆是首席谋士，他长期掌兵权，经历过诸多战事，是西周的开国元勋和四朝元老，其文幍武略非一般谋士或战将可比。姜太公有丰富的谋略思想，讲谋略，应该从他开始；姜太公指挥过牧野之战等战役，战场经验丰富，他既有实战经验，又有兵学理论，据传，他著有《六韬》《阴符经》《太公金匮》等书，是古代兵学理论的开创者之一。
史学大家司马迁曾说：“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史记•齐太公世家》），这就是说，后世讲兵学和谈谋略的，都把姜太公的思想作为理论来源。所以，说姜太公是谋略思想的先驱和兵家之鼻祖，是很有道理的。
姜太公画像
第一，爱民、举贤思想是姜太公谋略和军事思想的政治理论基础。
谋略和军事思想一般都以一定的政治理论作为基础，谋略需有道义基础，兵学也要讲道义，而姜太公在讲谋略，讲兵学时，很注重仁义之道，他坚持爱民之道，注重修德惠民，主张采取顺民的政策。
姜太公说：“敬其众，合其亲。敬其众则和，合其亲则喜，是谓仁义之纪。无使人夺汝威，因其明，顺其常。顺者任之以德，逆者绝之以力。敬之勿疑，天下和服。”（《六韬•文韬•守土》）这即是说，要尊重民意，敬民爱众，聚合宗亲，这才是仁义之举，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民众的拥护，受到民众的爱戴，从而使天下和服。
在姜太公看来，要使天下和服，不必专用武力，不可蛮横对待民众，而是要以仁义为本，修德行，禁暴力，聚合宗亲力量，尊重民众，这才是治政的根本。
姜太公在《六韬》中，既重文韬又不轻武略，把治国与治军统一起来，以德治为主，用武为辅，强调持仁道，施仁政，重教化，顺民情，合宗亲。这即是姜太公以仁义为本，以爱民顺民为基本原则的治政方针，而这也成了姜太公讲谋略、论兵学的政治理论基础。
姜太公的这一基本立场为后世的谋略家们立了一个根本原则，主张讲谋略、论兵法是要守准则有底线的，讲谋略不是不择手段，论兵法不是没有底线，阳谋比阴谋更受推崇和赞扬，擅长于耍阴谋弄诡计的，往往不会有好结果。
除了坚持爱民、顺民之外，姜太公的另一重要的政治主张是十分重视举贤用能。在《六韬•文韬》中，专门设《上贤》和《举贤》两篇来阐述举贤用能的理论。
在治国理政的策略上，姜太公坚持以圣贤治国的政治方针。姜太公认为，君主要治理好国家，就必须尊重有德有才的贤人，不用无德无才的庸人。在用人原则上，姜太公主张任用有忠心讲诚信的人，清除虚伪奸诈的人；强调要禁止粗暴混乱行为，制止奢侈浪费风气。
姜太公提醒明君在用人时务必要警惕坏人干坏事，他特别指出有六种危害必须避防：一是“伤王之德”，二是“伤王之化”，三是“伤王之权”四是“伤王之威”，五是“伤功劳之臣”，六是“伤庶人之业”。（《六韬·文韬·上贤第九》）
在姜太公看来，大臣中若有大修宫室池榭且喜欢游玩行乐的，就会败坏君主德政；民众中若有不从事农桑，仿效游侠，违犯禁令，不服管教的，就会败坏君主教化；群臣中若有结党营私，排挤贤智，蒙蔽君主的，就会损害君主权威；士宦中若有自高自大，嚣张跋扈，里通外国，不尊重君主的，就会损害君主威严；群臣中若有轻视爵位，藐视上级，并以替君主冒险为耻的，就会打击功臣的积极性；宗族中若有好抢硬夺，欺贫压弱的，就会损害危害民众生计。
此外，姜太公还提醒君主要警惕七种坏人：一是没有智谋的人，为了获取高官厚禄而持勇蛮横，为了一己私利而轻率赴战，想靠侥幸立战功，君主切勿让这种人为将帅；二是有名无实的人，他们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花言巧语，不讲别人好处，专揭别人短处，投机钻营，君主切勿与他们共谋大事；三是外表朴实，实却是沽名钓誉之人，他们假质朴，真虚伪，旨在图利，对于这种人，君主切勿与之亲近；四是衣着讲究、博文善辩、巧言令色之人，他们实际上是奸佞之徒，君主千万不可宠信他们；五是鲁莽轻率的亡命之徒，他们为了贪图官爵俸禄，不顾大局，不计后果，对于这种人，君主切勿重用他；六是喜欢精雕细刻，执迷于玩弄奢华工艺的人，他们会妨害农业生产，对于这种人，君主必须严令禁止他们的奢侈行为；七是使用巫术、咒语来蛊惑人的人，他们迷惑、欺骗善良民众，君主务必要禁止这类人的行为。（参看《六韬·文韬·上贤第九》）
所以，在姜太公看来，人才必须能各就其位，各尽其责，民众若不尽力劳作就不是好国民，；士人不忠诚守信就不是好士子；朝臣不忠诚直谏就不是好大臣；官吏不公正廉洁就不是好官吏。良相须能富国强兵、维护君权、整肃纲纪，严赏明罚，使民安居乐业；君主必须入神龙之首，能高瞻远瞩，能洞察秋毫，能审慎聆听，能杀伐果断，能深藏不露，让臣民感到深不可测。
最后，姜太公提出了举贤任能的标准，强调贤人必须能“六守”，即能守住：仁、义、忠、信、勇、谋。只有具备这六个标准的人方为贤人。姜太公还认为，君主治国，贵在举贤、用贤，若举贤而不用贤，便是在用人策略上无名无实，这不仅不能治乱，而且有可能使乱更乱，对治国有害而无利。
姜太公的举贤用贤的原则是保证谋略遵循仁义原则和使谋略行之有效的重要政治措施，也是保证将帅忠心、忠诚和守信的基本原则，这是对兵学的内容有了道德的底线。
姜太公钓鱼
第二，权谋论和谋略方法是姜太公谋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首先，姜太公有深妙的权谋思想，而且，他的这种权谋思想是与他的爱民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把君主的权谋与修德爱民的德行联系在一起。
姜太公强调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六韬·文韬·文师》）这是中国古代非常重要的一种权谋理念，掌握天下权力的人不是君王的特权，而是“同天下之利者”才有权得之，爱民顺民，有德性，才能掌控天下。姜太公的政治实践就是“阴谋修德以倾商政”，他之所以辅佐西周两代君主灭商兴周获得成功，就是在于能修德爱民，这是姜太公权谋思想的本质，也是最重要的政治实践。
推翻商朝，建立周朝，不仅仅是抢夺天下，掌握最高权力，而是建立一种政权能体现爱民、顺民，能让民众获得利益。
在《六韬》的《文师》《发启》《文启》《顺启》等篇章中，姜太公反复阐述了“阴谋修德以倾商政”的深刻道理。能修德爱民，能归利于民，这才是君主统治的根本之道。太公被封齐之后，他以“好德而归利”的原则来治齐，其所推行的治政方针便是以“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原则来治理国家的。姜太公认为，能以天下之利为利，以天下之害为害，以天下之乐为乐，以天下之生为务，能予人以生利，能施行仁义道德，才能使天下人归服。因而，君主必须能行仁义，与天下人共利害，为天下民众兴利除害，与民同生死，共忧患，才能使万民归心，使天下人欢心。
《六韬》的基本权谋思想是提醒君主要行仁修德，利民惠民，极力反对君主采用暴民、虐民的政策。
姜太公把爱民而非害民，仁政而非暴政等看成是君主施行权谋的根本原则。姜太公在辅佐文王、武王伐商兴周时坚持这一原则，在管理齐国的政治实践中，也坚持这一原则，可以说修德爱民是《六韬》君主权谋论的根本思想。
其次，姜太公阐述了君王必须具备的品德和治政的基本素质。
姜太公对国家的治乱兴衰的原因有过仔细的分析，在他看来，国家治乱兴衰不是由天命决定的，而在于国君的贤明与否，如果国君贤明，那么，便能使国安而民治，自然是国家兴旺，而如果君昏庸，便会使国危而民乱，国家自然就会衰落。姜太公说：“君主不贤，则国家危亡而民众变乱；君主贤明，则国家安定而民众顺服。所以，周家的祸福在于君主的贤与不贤，而不在天命的变化。”（参看《六韬·文韬》）姜太公以帝尧等前世贤明君王为例来阐明君王贤明而国泰民安的道理。
而贤明的君王必须具备必要的品德和基本素质。
当文王问到君王该如何治理好天下时，姜太公回答说：“器量要盖过天下事，才能包容天下事；诚信要盖过天下人，才能约束天下人；仁爱要盖过天下人，才能怀柔天下人；恩惠盖过天下人，才能保护天下；权势盖过天下人，才不会失去天下；遇事要坚决果断而不能犹豫不决，犹如天体运行、四时更替，不过改变。”这就是君王必须具备的气度、修养、品德和心理素质，具备了这些因素才能治理好天下。
此外，君王要治理好天下，必须与人同利，顺应民心。他强调说：“为天下人谋利益的君王，天下人就欢迎他；使天下人受祸害的君王，天下人就反对他；使天下人遭到杀戮的君王，天下人就会仇视他的暴政；顺应天下人意愿的君王，天下人就归依于他；为天下人带来贫困的君王，天下人就憎恶他；能使天下人安居乐业的君王，天下人就会认为他是可以依靠的；给天下人带来危难的君王，天下人就把他视为灾星。天下不是一个人的天下，只有道德高尚的人，才能占有治理天下的君主之位。”（参看《六韬·文韬》）
姜太公把这些品德和素质看成是君王要治理好国家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所以，只有贤明君王才能治理好天下，而昏庸的君王是治理不好天下的，不具备贤明君王必备的品德和素质，即便是暂时得到了天下，也会很快失去的。
再次，姜太公论述了战胜了敌人的具体谋略方法。
当文王问到如何用谋略来进攻敌人时，姜太公对使用谋略的具体方法进行分析和论述，他首先阐明了使用谋略的基本准则，这就是要严格保守秘密，他说：“用谋略方法战胜对手，至少有十二种方法，但要使谋略发挥实际效用，务必要严格保守秘密，否则，谋略将失效。”（参看《六韬·文韬·文伐》）
接着，文王仔细分析了使用谋略的十二中方法，他说：
“第一，要根据敌人的喜好，满足其欲求，使他产生骄傲自满的情绪，那么，邪恶的事就会跟随着他发生，我方如能巧妙利用地方的这一弱点，并采取措施促使他更邪恶，将来就能消灭他。”
“第二，要拉拢敌方君王所宠爱的人，减轻其对我方的敌对情绪，进而争取让他为我方说话，这便可达到分化敌人的目的。若能让敌方君王所宠爱的人怀有二心，那么，便可削弱地方的国力和军力，若敌方朝中没有明眼人看出，敌方必陷入危亡险境。”
“第三，要舍得用很多银子去贿赂敌国君王的左右近臣，与他建立深沉的友情，使他虽身在敌国朝中，却能受我方感情方面的牵制，长期下去，敌方必遭受祸害。”
“第四，要促使敌国君王更骄奢淫欲，使他更荒唐更奢侈，送大量珠宝、美女供他娱乐，用有诱惑的言辞来打动他，顺从和迎合他，让敌国君王不会警惕我方，我方实施计谋便能更易成功。”
“第五，要尊敬敌国的忠臣，但只能送给他们微薄礼物。这能使敌方忠臣在来与我方交涉时能故意拖延时间，不那么快答复。若此举已引起敌国君主怀疑，甚至要换人来交涉，便应随机应变，表示友好，以修好两国友情。此举能使敌国君主疏远他的忠臣，而我方便能继续用计谋来获胜。”
“第六，收买敌国朝中权臣，离间其朝外大臣，使敌方有智谋的大臣背着他的君主与我方联络，造成敌国内部相互倾轧，使敌方衰亡。”
“第七，要加重贿赂，阻止敌国君主对他国图谋，要暗中收买国君王的左右大臣，使敌国君臣忽视农耕生产等，使敌国缺乏粮食，没有军粮。”
“第八，先用贵金重银贿赂敌国的大臣，进而与其共谋，许给予利益，让其明白很有好处，使其因贪利而为我方所用。敌国大臣成了为我方效力的大臣，敌国焉能不败？”
“第九，表面上要崇敬敌国君王，不要给他予难题，要吹捧他的威权，促使他自我膨胀，让他妄自尊大，使他轻视他国，这自然能使他的国家走向衰败。”
“第十，要卑谦地对待敌国君主，取得他的信任，进而获取真实状况；要顺着他的意志，满足他的要求，表现得如兄弟般的亲密，这样才能等待时机，以上天的名义灭了他。”
“第十一，要在国内做好征战的充分准备，却在表面上则假装贫弱；要秘密招纳敌国的智谋之士，使其能和我方共谋大计；要招收敌方军中勇士，而表面上让他们保持原来的样子，把敌国智士、勇士争取过来，为我方所用，如此一来，敌国君王耳目也就蔽塞了，敌国还能长久吗？
“第十二，要扶植敌国的乱臣，以扰乱敌国君王的统治秩序；要以美女淫声来惑乱敌方君王，使其意志弱化；要送给他骏马良犬，使其身体疲惫；要以大好形势来诱惑他，使他骄傲狂妄，如此一来，便可等待有利时机，携手他国来围攻他的国家。”（参看《六韬·武韬·文伐》）
姜太公认为，若能用上面的十二种谋略方法来对待敌国，并将这些方法运用妥当，那么，便可以放心地用兵进攻敌国，获胜的可能性就很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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