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1月16日，黑龙江省抚远县，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六师六十八团（今黑龙江省抚远市前哨农场）十六连，一幢木刻楞房子里，坐满了七十多人，是当时我们连队全体人员。这是我们团组织十八连连长曲凤林到全团各个连队巡回做忆苦思甜报告。十八连是跟我们连和十七连同时组建的，老曲当年四十六岁，个子不高，皮肤黝黑，身体瘦削，戴一顶旧军帽，一只眼睛有残疾，很能讲。他在旧社会吃过很多苦，十六岁参加革命，南征北战打过不少仗，资格比较老，人送外号“曲大老爷”。
是日，屋外大雪封山，寒风呼号。屋内炉火正旺，烟雾缭绕（男人差不多人手一支烟）。老曲坐在一个木墩上拉开了话匣子，他烟抽得很凶，说起话来很风趣。七十多人聚精会神地听。在屋子的一个角落，有个小青年边听边往手中一个小本上记。那就是刚满十七岁的我，下乡来到北大荒整四个月。
三十五年后的2010年春节期间，我偶然找到了当年那个小本子，读到了那天的笔记。我把它整理出来，给这个老军垦战士留下一段传奇故事。
老曲十分沙哑的嗓音，把人们带入了过去的岁月：
我先给大伙讲一讲我在旧社会受过的苦吧。
我原籍是山东蓬莱人，一岁时跟父母闯关东到东北。那时家里很穷，因为借了财主的钱，被追债没有办法，只好逃荒。听说东北不错，就全家奔来了。家里当时有十三口人，父亲母亲，六个姐姐四个哥哥，我最小。从山东出来一路先到了吉林延吉，路上饿死了三个哥哥和大姐。从延吉又到离丹东一百二十里的凤城。因为没钱吃饭，把六姐在那里卖了。五姐路上老哭，被妈妈用玉米棒塞嘴里，至今还有个大疤。最后来到了黑龙江省的宝清县。
今日宝清（2015年9月摄）
到宝清县城父母把二姐嫁出去，换了点钱，在距县城几十里的一个小屯子安了家。我们一路到宝清的共有七户人家，其中一户姓胡的会点中医，大家都叫他胡老四。胡老四不久参加了东北抗日联军，在抗联第二军四团当军医，他的老婆和三哥都被敌人害死了。胡老四经常让我父亲给抗联送东西，主要是鞋。这样我父亲也认识了抗联的好多人。
因为日本关东军的不断讨伐，抗联处境很困难，都转移进山了。有一次抗联捎信来要鞋，当时日本人封山很严，抗联的吃穿给养都很困难。和我父亲一起去了七个人赶牛进山送鞋，去时还算顺利，鞋交给了抗联，把牛换了烟土。回来时在半路上遇到了土匪，土匪乱枪把七个人全打倒了，我父亲也被枪打中当时昏过去了。等他醒过来，土匪已经走了，跟父亲一起的人都死了。父亲独自逃走。天黑时他挣扎着走到一个客栈，店主见他浑身是血不肯收留。父亲没办法只好坐在外面。客栈看门的老头同情父亲，给父亲包扎了一下，又拿了一碗水一个大饼子给父亲吃了。天亮后土匪下山，发现被他们打死的七个人少了一个，就追下来。在客栈找到父亲，拖到后山林子害死了。客栈老头找到了我家报信，母亲听说后哭得死去活来。老头带着找到父亲的尸首,割了点芦苇包起来埋了。
父亲死后，家里就像塌了天。从此后只有妈妈领着我三姐、四姐、五姐、四哥和我五个孩子过活。财主找妈妈要钱催债，妈妈被衙门判了打十二板子，要立即偿还。妈妈只好把三姐卖了还钱，后来听说三姐服毒死了。妈妈又给四姐找了个婆家。那年我五岁，妈妈领着我沿街讨饭。我那时连像样的衣服也没有，就披着个麻袋片。一次讨饭到财主“黑牛王”家，财主家狗追我，我拿石头打狗，财主家孩子拿了个锛子砍我，我一躲，砍在脚上，血流不止。我疼得直叫，跑到妈妈那里。妈妈一看抱起我回家，五姐来接我们，看到我脚上的伤，也哭了。家里没钱治伤，跟人家讨要了一碗玉米面糊上，两个多月才慢慢好起来。我再也不肯去要饭了。妈妈只好领着我哥去要饭。
我七岁那年，抗联出山了。四团驻到了我们屯，胡老四住到我家，把他的女儿许给我哥，又送给我家一匹马，一个大衣。部队走后，宝清县警备队来到我们屯，说我们家通匪，用皮鞭把妈妈给打瘫了，把马抢走了。我哥只能带着我出去讨饭，我哥张嘴讨要，我拿着个筐跟着，也不吭声。有一家姓黄的，看我可怜，给了我们几个粘豆包。我饿了，要吃，我哥不让吃，说回去给妈吃。我偷吃了半个，被哥打了一巴掌。到家后，四姐做了给妈妈吃，我就坐在门口哭，后来妈妈把豆包都拿给我吃了。妈妈躺了七个月才能动弹。
日本鬼子为了进一步封锁抗联，要把很多小屯子撤了并成大屯，我们住的这个屯子要撤了，限令一个月内搬家。我家也没有地方可去呀，到了期限我家没搬，警察队就来了，连骂带打，打了妈妈一顿，把我家房子一把火点着了。这时我四姐还在房子里收拾东西，赶紧跑出来。妈妈急了要跳火，我们几个孩子死死地抱住她。我家所有的东西都被火烧光了，连个要饭筐也没有了。
我们走了三十五里路到宝清县城里，找到二姐家，在二姐家房山头接了个小棚子住下，找了口破锅对付做饭。四姐要出嫁了，妈妈要饭要来几块钱，准备给四姐买点嫁妆，结果让我给丢了，我们全家都急得直哭。二姐夫说我们有个小推车，你们给人拉几趟柴禾能挣几个钱。第二天妈妈和哥哥就去拉柴禾。把柴禾送到了妈妈就留在在那边等着，哥哥回来了。第三天又拉柴禾过去，哥哥跑回来说，妈妈不见了！我们全家去找妈妈，几天也没找到。第7天二姐到南山看到了妈妈，我们都跑过去，看见妈妈已经被人给掐死了，死的很惨，被人把手背过来用树条拧上了。我和五姐大哭。我哥和二姐当场就昏过去了。从此后家里只剩哥哥嫂子五姐和我了。哥哥上警备队告状，被踢了两脚赶出来。
从那以后，哥哥整天坐在那里，有时候半天不吱声，有时候就又哭又喊，也不干活。我和五姐出门要饭。第二年哥把我找到跟前，告诉我他要报仇去。他说；“我要是死了，你可要给咱妈报仇！”后来他参加了抗联，死在山里了。嫂子那时才十七、八岁，也不能干什么活。我九岁开始给地主放猪，一天接到嫂子捎来的口信，叫我回家。我到家时看到嫂子和姐姐正哭成一团，我问怎么回事。嫂子说，弟弟我对不起你，家里实在过不了，我找了主，明天就走啦。二姐过去劝我们不听，她也哭了。第二天一早，接他的人来了，我和五姐拉着她不让走。外面喊：时间到了。进来人把卖身契扔下就把嫂子拖走了。
家里就剩我和五姐了，二姐把五姐留下把我送去扛活，后来五姐也送人了，全家就剩我一个了。
我到处流浪，给人扛活。从十二岁到十六岁还是穿着五姐给做的一双鞋。冬天看猪粪热乎也把脚伸进去暖暖。
四姐的婆家是个有钱人，他家四个儿子有当兵的，有当警察的。四姐夫开始打我的主意，我被要到他们家扛活。喂马喂猪赶车什么都干。那年冬天赶车上山拉柴禾，车翻了把我压了，腰也坏了，肚子上长了个脓包烂了。他家老太太说，不能闲着，让我打水，扫地。让二儿子三儿子把我弄地下用罐子拔，当时把我疼昏过去了，两个多月才好。
到了腊月二十三，扛活打工的按说都该下工了，因为我算是亲戚，就得干到过年。一天，姐夫的大哥要喝水，我给送过去。家里都叫他大掌柜的，他说丢了两角钱，非说是我偷了。我没偷，当然不承认。他是个军队的连长，把战刀拿在手里逼我承认，把我按在地下要砍我。后来还是他的女儿回来说她拿了看戏了。他踢了我两脚就走了。
我不敢回屋里了，趴在柴堆里哭，冻的够呛，躺在马槽子里睡过去了，后来冻的不会动弹了。钱老二喂马发现了我，把我抱出去，天明才缓过来。他劝我走，吃了点饭，要把我送回家。四姐的公公婆婆把我大骂一通，不准我走，还得给他们干活。
初六，我喂马，喂完了我跟给他家干活的小伙子六子说，咱们玩一会去呀。六子不敢去，让我去玩他放哨。后来我玩忘了，老太太看见，用烟袋锅打我脑袋。我跑回去坐在马房，老太太追过来骂，我只好去劈柴禾，一边劈心里一边骂，不料劈柴蹦起来把灯泡给打了。老太太从外面进来就对我又打又骂，出去又把我四姐骂一顿。四姐夫出来了，老太太又让姐夫来打我。姐夫进屋动手就打，拉着我的腿在屋子里走，打够了把我扔在苞米杆上不管了。我越想越憋屈，真是不想活了，爬起来找了根绳子，在房里上吊了。正好小外甥来看我，见到我上吊了就跑出去喊人，二姐、四姐、五姐听说都赶来了，可是她们光是哭，不敢动。还是找一个老头把我放下来，我昏昏沉沉一上午才缓过来。
我离开了四姐的婆家，跟东家算算帐，给了我45块钱，我买了一双棉鞋，还剩30元，我去找二姐，把30元留给她就走了。
我继续流浪给人打工。一个老邢家要雇人，一年60元，放猪。他家有120多头猪，其中有头日本猪，咬人。一天回来，老头数完猪就骂我，说猪少了。我一查，那头日本猪没了，就赶紧去找，后来猪自己跑回来，却把酱缸给拱翻了。老邢头拿根扁担就冲我打过来，我躲开了，心中火冒三丈，拿起放猪的鞭子一鞭打过去，把他打倒了，我就跑进林子。他追我追不上，就喊：“猪倌！我不打你，你回来吧！”
我跑了，天已经黑下来，我碰到一个认识的人，他是和哥哥一起过去在抗联的。他们三个人一起要去种大烟。我反正也没地方去，就想跟他们一起去，开始他不同意，后来我一劲求他，几个人一商量就同意了。我们到了雁窝岛，开地种大烟，等秋天割完了大烟，他们要往回走，我不想走了。我也没家，没地方去，这荒地没人管，也没人欺负我，挺自由的，就想继续留在这里。他们劝我我也不走，后来他们把粮食留下就走了。
我独自一人留在了雁窝岛，秋天时雁蛋多，野物多，还有粮食，觉得还挺舒服，可是冬天到了，大雪封山，刮起大烟泡对面看不见，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我用种大烟的锹镐挖了一个坑，上面用木头盖上，在里面住，点上火，抓个貂用刀剥皮穿。
第二年夏天，我只见天上有很多飞机飞过，而且不是日本飞机。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觉得可能发生了什么大事，我离开住了一年多的雁窝岛，出来找到了一个熟人家打听。他们告诉我：“八一五”光复啦，日本鬼子垮台啦。我找到了五姐，她见到我就哭，说跟我一起种大烟那几个人捎信给她，告诉说我自己在雁窝岛，五姐和姐夫去找了我好几次也没找到，五姐眼都哭坏了。五姐帮我找个地方住下来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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