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破万卷（3736）·《台静农短篇小说集》
《台静农短篇小说集》，现代短篇小说集。台静农编。台北远景出版社,1980年5月初版。列入“远景丛刊“”之157。作者事迹参见《读书破万卷·<建塔者>（3733）》。
出色的文学作品,总是耐人寻味的。文学作品的影响、社会效果和所获得的评价在历史潮流中的起伏变化,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沈从文、钱钟书的小说,受到海外人士的高度评价,近几年在国内又重新受到重视。台静农的小说,有着相同的境遇。只是地点有所不同,不是在大陆,而是在台湾。
台静农的作品,居然能在台湾出版,这对于大陆和台湾的多数读者,恐怕都难于理解。然而事情就是这样奇怪而又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在台静农的大部分小说发表半个多世纪以后,一九七九年,香港作家兼评论家刘以岂,从旧刊物上搜辑到台静农早期小说十二篇,著文在《明报月刊》上加以介绍,重新给予了高度评价。接着,这些小说又得到台湾著名小说家白先勇、诗人痰弦的推崇。在白先勇等人的筹划和帮助下,《台静农小说集》于1980年在台北出版,同年又再版,可见是受到读者欢迎的。
可是,在此之前,在台湾,知道台静农是小说作者的人是很少的,知识分子甚至也不例外。其实这毫不足怪,台静农在中国现代文学界过于来去匆匆,他是被鲁迅称为“先不想到写小说,后不愿意写小说的人”（《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台静农,安徽霍丘人,1903年生。他的大半生,主要从事教育工作,曾先后任辅仁大学、齐鲁大学、山东大学、厦门大学、四川白沙女子师范学院教授。抗战胜利后,赴台湾任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兼主任。他的文学活动,开始于二十年代,他当时与鲁迅等同是未名社成员,以后两人又长期保持交往和联系。他所编辑的《关于鲁迅及其著作》,是最早的鲁迅研究文集。他的小说创作,始于一九二三年,集中的创作期在一九二六年以后两三年间,抗战期间应友人之约,又有少许几篇问世,以后便完全转向学术研究。他的小说大都发表在《莽原》、《语丝》杂志上,先后结集为《地之子》和《建塔者》。
台湾版的《台静农小说集》,是台静农小说的一个选集。所选各篇,包括了《地之子》的大部,加上早期的一篇和抗战时的两篇。从创作时间上来说,要么在一九二六年以前,要么在一九三七年以后。细心的读者大概会体会到,这决不单纯是个时间问题,而恰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台静农小说集》得以在台湾出版的原因之一。所幸所选各篇足以代表台静农小说艺术上的最高成就。这究竟是巧合呢?还是必然?但是,无论如何,文艺作品所以能够经得住时间的陶冶和磨炼,主要还取决于作品的内在因素。
台静农的小说,其实早有定评。他在《地之子》的《后记》中谈到自己的小说时说“人间的酸辛和凄楚,我耳边听到的,目中看见的,已经是不堪了;现在又将它用我的心血细细地写出,这能说不是不幸的事么?同时我又没有生花的笔,能够献给同时代的少男少女以伟大的欢欣。”从这一段自述,我们多少可以看出台静农小说在选材、思想倾向、艺术追求上的某些特点。韦素园很满意台静农小说取材于民间,鼓励他继续朝着这个方向努力。鲁迅也把台静农的小说列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优秀之作（鲁迅《二心集·我们要批评家》）。并指出:“要在他的作品里吸取伟大的欢欣”诚然是不容易的,但他却贡献了文艺;而且在争写着恋爱的悲欢,都会的明暗的那时候,能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的,也没有更多,更勤于这作者的了。”（《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这些评价都说明,台静农是那个时代脚踏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严肃的小说家,而且有着不为趋时的潮流所动的执着的思想追求和艺术追求。
台静农的小说,在对人的社会与社会的人的挖掘和探索方面,显示了他的思想深度。他虽然选取了被权势者视为草芥的人们的生活,却紧紧抓住诸如爱与死等等人生重大的问题不放。在不多的小说中,《烛焰》、《拜堂》、《蚯蚓们》、《负伤者》都以婚姻的不幸为主要内容;《红灯》、《弃婴》、《为彼祈求》、《新坟》都写到了人物的死亡。作者总是抓住人物悲欢离合、生死存亡的关键展开情节,通过巨大的不幸展示人物的悲剧命运。在此基础上,台静农的小说注重挖掘造成人物行为与结局的种种主客观根源,从而揭示重大的主题。《负伤者》描写了吴大郎妻子与张二爷偷情,并又不得不将妻子卖给张二爷的故事。在体力、势力、财产几个方面,吴大郎都是弱者,在人物冲突中,吴大郎被打伤、关押、以致被逼卖妻和再次遭到关押,也就成了他的必然结局。小说细致地刻划了那场卖妻的交易,从而点出造成这一不合理社会现象和畸形人物关系的原因一一钱(财产)的占有权及其对社会的操纵作用。
在主观方面,台静农的小说更注意人物的社会观念对人物行为的支配,也就是受害者的行为和结局,除了客观的强大势力的压迫,又受到自己或亲人十分自觉的思想驱使。《烛焰》中伊的未婚夫已病入膏育,为了“冲喜”伊又不得不出嫁,造成了伊出嫁几天即成寡妇的悲剧。作者将伊的母亲不愿嫁女同时又认为出嫁是天经地义的矛盾心理刻划入微,揭示了悲剧的根源之一一克己复礼的社会观念之强势力。
在艺术上,台静农属于从容不迫那一类作家。他的小说很少复杂的线索,曲折的情节,激烈的矛盾冲突,赫然而立的人物。所具有的特点是自然和内在。台静农小说的进展异常的平稳而富有节奏,人物、场景、对话等等,总是自然而然合情合理地出现在读者面前,相互的穿插顺序井然,错落有致。作者体现在小说中的感情是淡淡的,似乎没有鲜明的倾向和强烈的褒贬,更极少议论。他的感情、倾向和褒贬,是恩格斯所赞赏的那种情节中的自然流露,那种内在的感情常常在读者掩卷之后涌满胸怀而又久久不能释然。另外,台静农的小说创作具有几副笔墨, 虽未能达到风格的多样化,却显示了他技巧近于圆熟的档势。《弃婴》一篇具有外在的情节线索,又有内在的意识主体,它实际上属于情绪小说。它运用主观和客观的映衬,心理与现实的比较,反映了人在感情方面的谴责力量,从而产生了较强的艺术感染力。
台静农的小说与鲁迅的小说,有着无法割断的血缘关系。这一点,评论家们都有所论及并给予了中恳的分析。这项工作,不仅有益于认识台静农的小说,同时也有益于认识鲁迅作为中国新文学开山的具体影响。但是,在给予台静农小说以应有的历史地位的同时,有些观点不免也存在着偏颇,比如刘以鬯先生就认为:“重视鲁迅的小说,是应该的,忽视台静农的小说,几近浪费。象《蚯蚓们》、《拜堂》、《红灯》、《负伤者》这样的小说,都是中国新文学运动中的宝贵收获。我认为台静农有些短篇已超越鲁迅达到的水准”（刘以鬯:《台静农的短篇小说》）。如果加以仔细的比较和分析,不难看出,这种评价与事实还存在着较大的距离。
从作品本身看,台静农与鲁迅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台静农的小说的真切、深刻都与鲁迅的小说很相近,但是,就作品的力量而言,他缺乏鲁迅小说所具有的犀利。鲁迅的表现力,能使读者透过楚楚的外表,看到人物赤条条的本来面目甚至五脏六腹,而台静农还作不到这一点。
就风格而言,两人同样流露着悲哀和阴冷的情调,台静农有一种淡淡的无可奈何,鲁迅却不以此为限。他说过,他的小说决不以哀怜为目的,这不仅表现在小说所呈现的若干亮色上,更主要的是他的小说能时时让人感到作者胸怀的博大并且不乏微茫的希望。像《故乡》,“我”被与老年闰土的深深隔膜而震憾,却殷切地期望宏儿和水生不再辛苦麻木,不再辛苦辗转,更不再隔膜,“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 所未经生活过的”。这些,是台静农小说中所见不到的。
差距更大的是,台静农的小说不似鲁迅的小说那样让人感到时代脉博的跳动。尽管台静农所取材的农村是古老的、偏僻的、闭塞的,但是时代毕竟处于新旧交替之间,而作者本人更是觉醒了的具有新的思想的知识分子,如何通过时代之光的折射反映那落伍的农村和落伍的农民,恐怕是台静农未曾考虑过的问题。即此一端,’台静农的小说就难以企及鲁迅小说的思想高度。因此,刘以也先生对台静农小说的评价,尤其是与鲁迅的比较,显然是言过其实的。
评：静农小说思想深挖掘探索社会人。选材虽小角度广，死生问题入灵魂。
婚姻不幸为内容，悲欢离合照人心。畸形社会和人物，展示人物悲剧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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