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海冰 通讯员 黄敏灵 董芙蓉
8月10日至9月12日，从广州辛亥革命纪念馆引进的《那些年的老课本》，在武汉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展出，受到观众欢迎。此前，该展览在广州举办时，应观众要求一直延期，展期长达888天，前后共吸引67.6万余人次到馆参观，勾起大家满满的怀旧感。观众在留言簿上写到：“参观那些年的老课本，就走进时光隧道，很有感触！”
其实，早在几年前，民国版老课本就掀起一股重印热潮，不少再版或改编图书成为畅销书。“那些年的老课本”何以回归并受到追捧，湖北日报全媒记者进行了深入采访。
浅显内容
饱含常识、信念和情怀
《那些年的老课本》展分为“我的健康体魄”“我的日常生活”“我的道德修养”三部分，通过展示出版于近代不同时期的教科书，与观众分享老课本如何用精炼的课文引导学生塑造健康身体、掌握基本生活能力和提升自我道德修养。
广州辛亥革命纪念馆馆长欧阳旦霓透露，为讲好藏品故事，馆方在展陈设计上下了很大功夫。从活泼的色彩、立体化的版式，到沉浸式场景，体感游戏、动画视频、学堂乐歌、复制书籍等，让观众全方位参与其中，真正“让文物活起来”。她坦率地说，就艺术、观赏及稀有性论，展出藏品的价值并非极高，但翻开这些老课本，公众很容易被深深触动，从打喷嚏、大小便、站姿、睡眠等良好生活习惯养成，到晋察冀边区教科书中的养猪放牧、积肥割麦等劳动技能训练，再到爱国敬业、廉洁尽责、公益互助、诚信友善精神的培育，都在清新质朴的文字，平白明净的故事和画面中。
“不难发现，这些浅显的内容，饱含常识、信念和情怀。”欧阳旦霓称，数十年以后，这些老课本或已封面破烂，或已内页缺损，但那些年孩童们正是通过阅读书页上的图画与文字接受知识，认识剧烈变化中的社会、祖国和世界，而苦心孤诣编写教科书的先生们，希望中国的孩童们能接受到新的知识、新的文化和新的生活方式，成为理想的国民。
欧阳旦霓举例称，因当时国家受内忧外患威胁，国民身体素质羸弱，当西方现代健康卫生知识传入时，中小学教科书上纷纷予以介绍。不少人通过教科书第一次接触卫生常识，第一次了解运动锻炼益处与方法。教科书浅显却细致的介绍，使人们认识到身体健康对成长的重要作用，认识到如果每一个人都实践卫生常识和体育锻炼，国民体质会强起来，国家也会强起来。
“五育并举”理念
徐徐开启我国现代教育之门
我国近代意义的教科书出现在晚清，与新式学堂、学制相伴而生，从最早直接引进西式教科书，到部分教育工作者、学者自编教科书，再到出版企业有组织、大规模地编辑、出版、发行，中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事业在无数人的守护下，一步步走过青涩，走向成熟。
据了解，辛亥革命成功后，晚清颁布的教科书一律被禁用，教育家蔡元培从“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之人格”的观点出发，提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五育并举的教育理念，随后编制的教科书陪伴莘莘学子成长，我国现代教育之门徐徐开启。
有专家认为，“军国民教育”即体育，蔡元培主张完全人格，首在体育。“实利主义教育”即智育，包括历史、地理、算学、化学、手工等文化科学知识，蔡元培认为教育不仅要传授知识技能，且要训练学生思维细密，对事认真的科学态度。“公民道德教育”即德育，蔡元培认为这是完善人格之本，若无德，虽体魄、智力发达，也只能助其为恶。“美育”特别为蔡元培所提倡，他认为美育可引人入一种“自美感以外，一无杂念”的意境。“世界观教育”为蔡元培所独创，要培养人们一种立足于现象世界但又能超脱现象世界而贴近实体世界的观念和精神境界。
作为民国时期最大的教科书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主事者明确提出：“夫立国之本，在于教育，而教育之良否，教科书关系最巨。”《那些年的老课本》展出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两本教科书，内容一模一样，但封面大不相同。原来，1932年日本侵略者在我国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商务印书馆遭轰炸，书籍尽数惨遭焚毁。在社会各界支持下，商务印书馆迅速恢复，并出版以该馆被炸后断壁残垣画面为封面的教科书，被称为“国难版”，与之前学生们安详读书的封面形成鲜明对比，展示了出版人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
商务印书馆遭轰炸后，提出“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的口号，出版“国难版”教科书外，还编撰了一套《复兴教科书》。据宁波大学教授吴小鸥研究，这是中国近代教科书史上一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教科书，参与编撰校订人数最多、出版种类最多、持续时间最长，从1933年至1948年，初步统计出版了183种738册。这套教材注重增强儿童对国家民族的自信心，收录有《我的学校》《我国的兵制》《我国最大的河流》《我国的文字》等课文。
文化大家为孩童编教材
一字一句费斟酌
“来来来，来上学。去去去，去游戏。”民国老课本上，很多类似的平白如话的课文，出自大家之手。有资料显示，学者们在编撰这一课时，为用“来来来，来上学”，还是用“去去去，去上学”而争论不休。有人认为“来”字笔划多，小孩不易学，有人反驳说“去字太俚”，不庄重，争执良久，最终呈现在课本上的是这两句。
事实上，在那个动荡混乱的年代，却有一批文化大家潜心编撰教科书，以学者的风骨坚守文化传承，给孩子们以最好的启蒙。
吴小鸥在专著《文化拯救》中，分别讲述了19世纪末叶至20世纪中叶16位先贤（张之洞、严复、张元济、蔡元培、杜亚泉、沈心工、刘师培、陆费逵、陈独秀、胡适、任鸿隽、陈衡哲、林语堂、朱家骅、陈立夫、叶圣陶）编写教科书的往事。他们社会身份不同，政治倾向各异，却都在教科书编写方面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历史印记。
在众多民国老课本中，由叶圣陶主文、丰子恺插画的《开明国语课本》颇具代表性，这套书于1932年出版后印行40余版次，进入21世纪仍备受热捧，几年前被重印上市。随着它的热销，其他再版老课本系列在网上也广泛收获好评。
“先生，早。”“小朋友，早。”这是《开明国语课本》初小第一册第一课的文字。如此简单的内容，何以如此受欢迎？
叶圣陶之子、当代出版家叶至善应邀为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撰文，介绍“《开明国语课本》始末”。他在文中写到：这两句话都很短，初学的听一遍就会；论生字只有六个，笔画都不多，间架又清楚，容易认，比着写也方便。开学那天，初小一年级是头一回跨进学校，觉得什么都既新鲜又陌生，见着老师，上前去鞠了躬，问了好；老师微笑着欢迎他们。等到上国语，老师发下课本，他们翻开一看，方才那温馨的一刹那原来已经写上课本了，还有像快照似的插图哩。插图上画着校园一角，叶绿花红的美人蕉开得正盛，正是初秋时节。教课的老师如果善于启发，定能使孩子们感到学习的快活，逐渐养成观察和思考的好习惯。
叶至善介绍，其父叶圣陶曾回忆，《开明国语课本》初小八册，高小四册，共四百来篇课文，形式和内容都很庞杂，大约有一半是创作，另外一半是有所依据的再创作，总之没有一篇是现成的或抄来的。叶圣陶还说，“给孩子们编写语文课本，当然要着眼于培养他们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因而教材必须符合语文训练的规律和程序。但是这还不够。小学生是儿童，他们的语文课本必是儿童文学，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使他们乐于阅读，从而发展他们多方面的智慧。当时我编这一部国语课本，就是这样想的。”
读旧时教科书
心中始终是温暖的
“竹几上，有针、有线、有尺、有剪刀，我母亲，坐几前，取针穿线，为我缝衣。”寥寥数语，全是白描，慈母手中线的意境跃于纸上。
“瓶中有果。儿伸手入瓶，取之满握。拳不能出。手痛心急，大哭。母曰：‘汝勿贪多，则拳可出矣。’”充满童趣的故事，让孩童在日常点滴中明事理。
“三只牛吃草，一只羊也吃草，一只羊不吃草，它看着花。”最后一句，笔锋一转，特别的情趣乃至哲思一下流淌出来。
这些图文并茂、朗朗上口、意象优美的课文，多为自然与人、花鸟鱼虫，乃至猫狗等题材，育习惯、塑审美、讲伦理，不说教、不生硬，润物细无声地传达着厚重的价值观。
浙江师范大学付雷博士，研究近现代教科书多年，他接受湖北日报全媒记者采访时谈到，教科书作为发行量最大的书籍之一，具有权威性、系统性、科学性等特点，对青少年基础知识的建构起着奠基作用。甚至可以说，其影响力并不逊于思想家的鸿篇巨著。
《共和国教科书》是由时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审定的一套教材，编者为庄俞、沈颐、戴克敦、高凤谦、张元济等教育家、出版家、学贯东西的学者。这套教材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后十几年间发行量达七八千万册，是世界教科书史上版次最多的一套教材。重新修复出版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影印自1912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的民国老课本。出版人张立宪曾向媒体介绍说，这套书再版之后，曾托人送给杨绛先生。杨绛在北师大附小读书时用的就是这套书，拿到书立马翻看起来，有些篇目，朗朗上口，她还能背诵。“这让我们非常感动，可见早期教育对一个人的影响有多深。”张立宪说。
冰心也曾回忆，“我启蒙的第一，就是商务印书馆的《国文教科书》，我从第一册第一课一直读下去，记下天、地、日、月、山、水、土等笔画简单但却伟大的文字……每一课都有中外历史人物故事，国事家事天下事，我觉得每天读着，都在成长。”
首都师范大学的石鸥教授多年潜心“课程和教学论”的研究与教学，因工作关系，收藏了近2万册老课本。在他看来，教科书本质上并不是关乎书本的，而是关乎是非、人性、关乎真善美的。“读旧时教科书，心中始终是温暖的，宁静的，无论是世道人心如何，总不会失去信心，失去准则。”
来源： 荆楚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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