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匹马的故事
那时候我还很小。小得大人们竟可以忽略我的存在。他们可以不假思索地认为我仍然是一个还听不懂人话的尚在吃奶的孩子。其实，扳着指头算一算，那时我虽然不大，但肯定是一个已经断奶的孩子，并且，已经能听懂人话了。
说话的是我的母亲和部队大院里的阿姨们。她们在说着一些似乎很机密的话。说话的口气中充满了惋惜和怜悯的叹息声。我在床上玩耍，听见她们在说话。她们在说着一个男人的事情。她们在说那个男人死得太可惜了。还有人说，那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子弹是从警卫员身体穿过后又进入他的身体的。还有人说，多亏那匹马，要不然连尸体都找不见，死了都没人知道啊。后来说的一些话我当时听不懂，自然也就记不清了，但我记住了她们说的那匹马，一匹神奇的枣红马。
大一些的时候，我又从同一个院里比我还大一些的孩子们的口中再次知道了那个男人和他的枣红马的故事。添油加醋，他们讲得相当精彩，我完全被故事迷住了。他们还你一言我一语地互相纠正补充着故事中的一些细节，有时候竟然还争得面红耳赤。当然，他们不会知道我心里还关心那匹枣红马的事情。在他们的叙述和争辩中，那匹枣红马又给我增加了一些新的好奇。
在我的少年时代里，耳边经常可以听到有关那个男人的传奇故事。那个男人是我少年时代心目中的英雄，他智慧勇猛，身经百战，但是他最后还是死了。关于他的死和他的那匹极通人性的枣红马，传说的版本很多，并且不同的版本中还融入了一些宿命的色彩。
简单说来，那件事情是这样的。
那是在全国解放之后发生在西北边境地区的一次战斗。那个男人是那次战斗的指挥官，当时他为了亲自了解地形，自己竟带着警卫员独自外出察看，但不幸的是却和一股敌人遭遇了。当发现敌人的子弹射出时，警卫员挺身而出挡在他前面。射击距离太近了，有力的子弹穿过了警卫员的身体后又进入了那个男人的身体。现场的两个男人都倒下了，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在指挥部，大家都因不知道司令员的行踪而四处寻找时，那匹跟随那个男人多年的枣红马却驮着他回来了。随后，枣红马又带着救援人员回到事发地点救起了警卫员。
抢救结果，司令员死了，警卫员活了过来。
据说，他是那次战斗中我军牺牲的职务最高的军人。他是一名将军，时年四十余岁。
不久，那匹马也死了。那匹马在那个男人死后，就再也没有进食。
还有人说，马死的时候已哭瞎了眼睛。
那时，每一次听这个故事，我都会被感动，不知是为事情的悲壮还是为马的忠诚。现在想来，那毕竟是发生在身边的，近距离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当然，马，那匹充满传奇色彩的枣红马也自然而然地作为一个美丽而忧伤的形象，刻在了我儿时的记忆。
现在大街上已经见不到马车了，即使到农村去也很难见到。以这个标志说来，我国的确在二十年的时间中快速导入了一个新的社会形态，至少形式上如此。可是在我小的时候（其实也就是六十年代），大街上到处都是马车，那时候的车把式，真牛啊，就好像现在开了一辆什么名车似的，一匹马驾辕，三匹马在前面拉车。车把式手里的鞭子，指哪儿甩哪，啪啪地响。就连汽车见了马车都得让三分，喇叭不可以胡按的，害怕喇叭惊了拉车的马。马惊了，
拉着车乱跑，伤了人就是大事，如同现在的交通事故。文革时期，有一个解放军的排长叫刘英俊，就是为了推开一匹在铁道岔口被火车汽笛惊呆的马而被火车撞死的。于是刘英俊成了全国人民学习的英雄。报纸上说刘英俊临危不惧奋力推开烈马，避免了一场火车出轨翻车的
重大事故，保护了国家财产和旅客的人身安全。现在想来，马怎么能把火车撞翻呢，八成刘英俊是为了救马，但总不能给一个为了救马而舍身的人授予英雄称号吧。由此，可以想见当时一匹马在人们心目中的分量。它是值得用人的生命来保护和换取的。
七十年代中期，城里的高中生离开学校后不是上山就是下乡，响应毛 的号召，到农村广阔天地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顺理成章地当了一名下乡知识青年。
那会儿的农村还真是“犁地靠牛点灯靠油”，牲口很多，有牛、驴、骡子、还有马。虽然牛最多，但一个生产队的实力还是要看骡子和马的数量。马和骡子，除了可以干农活儿，主要能拉车，而且力气大、速度快。饲养室是生产队的重要岗位。虽然设在村口，但也类似工厂里的“机房重地”。记得当时邻县开公判大会，有一个人的罪名为破坏劳动生产工具罪，好像是给牲口喂食时喂了钉子，害死了一头牛什么的。
在农村三年当中，我在队里饲养室呆过一段日子。
那年，生产队从公社分得一匹退役的军马。军马老了，跑不动了，但拉车干活还是可以的吧。这匹马浑身枣红色，只有脖子是白的，谁也不知道它以前的名字，于是就喊它白脖儿。可能白脖儿在部队上被人骑惯了，不会干农活儿，驾辕拉车根本不上套，口令更是听不懂。叫它往东它向西，叫它停下它还走。农民们叫这种马为走马，就是那种善驮东西驮人走路的马。不能干活拉车的马在农村是没用的，等于白养，白脖儿无疑成了一个负担。于是我自告奋勇对生产队长说，由我来饲养驯服这匹马，教它干活拉车。其实我也不会养马，只是好奇，那时在农村，只要知识青年想干什么，基本上都是可以的。队长说，马只要能干活拉车就给你记全年的工分。好奇加热情，我搬进了饲养室。
每天从早到晚这匹马都由我一个人料理，无论饮水、喂料、溜马、以及给马厩垫土，半夜还要给它加两次夜草。下午阳光好的时候把它牵到麦场上，用棕刷子给它梳毛，让它在地上打滚。几天过去后，我和它就变得很熟悉了。
马和人一样，极度无聊的时候就会生事。白脖儿不会干活，又没人骑它，舒服的日子过得它难受了。开始是嘶鸣，不时地就会叫一两声，后来是乱撂蹦子，只要你溜马时，它就想跑。跑也跑不远，站在远处看着你走过去。你走过去后，它又跑，如此而已。
这时我知道他闲得难受了，可以教它干活了。
冬天，生产队的活儿就是平整土地。我和另外一个知青把它套在架子车上，由我牵着它去拉土。开始它还老实，虽然不太听口令，车拉得一会儿快，一会儿慢，但还能凑凑合合的配合。我在心里偷笑。快下工的时候，谁也没想到它竟会挣脱了我手中的缰绳，拉着架子车疯了似的向野地里跑去。我当时很害怕，不敢追它，只能由它乱跑。最后，架子车撂在了坡下，它跑得也不见影子了。车坏了，马也跑了，这可怎么办啊。那会儿我真是气极了。
傍晚，我和那个知青回到饲养室时，看见白脖儿在饲养室附近溜达，我独自走过去一把拉住了缰绳。它没有再跑。
那个知青说，不打不成器。
我说你打吧。
他说你也得打，不然它以后不认你的卯。
我说好吧。
其实那一夜我挺难受的。把它拴进槽里后，只要一见我挥胳膊，头就往下躲，就往后
退。那天晚上我给它喂料，没有加草，全是豌豆。我想以此向它表达我的歉意，然而，它却没有吃。当然，早晨起来后，我发现它还是把豌豆都吃完了。
自然，这样的反复又有几次。只是这之后在我溜马的时候，白脖儿再没了那股刚开始和我玩耍的情景了。
第二年我就返城了，从那时起就再也没有见过白脖儿。
后来，我在看美国西部片的时候，每看见奔驰的骏马，就会想到我记忆中的这两匹马。我想，不管是马还是人，其实都在时间中以各自的方式改变着彼此的认识。如果马会说话的话，又说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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