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德克·巴莱》的故事，在清朝也发生过

作者：熊掌

图片/排版/校对：循迹小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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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德圣导演的作品《赛德克·巴莱》，取材于历史上的真实事件，这就是台湾日据时期驻台日本警察和当地原住民之间爆发的武装冲突，史称“雾社事件”。

《赛德克·巴莱》剧照

其实，在清朝统治台湾期间，也多次发生过清朝驻军和当地原住民部落的武装冲突。

其中比较有名、规模也较大的一次，是发生在1870年代的“狮头社”事件，驻台清军通过这次武装行动，将一个人口多达5000人的原住民部落联盟纳入台湾巡抚的直接管辖。

清朝对台湾防御问题的重视源自于1874年的牡丹社事件。是年，为了向杀害属国琉球国民的台湾原住民兴师问罪，日本明治政府派出西乡从道率领的3600名士兵在台湾登陆，进攻台湾排湾族的牡丹社等部落。大清朝廷眼中的蛮夷之国竟然敢派兵进入清朝官方管辖的台湾岛与番民私斗，这对于清朝来说是极其丢脸的一件事。

西乡从道所建的琉球藩民墓碑

正如李鸿章的奏折里写到的那样，历来被清朝看作化外小邦的日本，“不过凭两个小铁甲船，多几件后门枪炮”，就敢于无视清朝的存在，擅自进入台湾寻衅闹事，实在是不能不让人痛感海防之虚弱。

日本人的登门滋事不但触动了清朝士大夫心中的“倭寇”情节，也为大清带来了一个新的外交课题：历来处于清朝官府管辖之外，仅事以羁糜的台湾部落原住民，究竟是不是清朝皇帝的臣民？

在牡丹社事件的处理过程中，清朝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是含糊的，仅仅留下一句“设法妥为约束”这些原住民，让他们不再杀害海难后上岸的外国人的空洞承诺。

对于这些习俗和生活方式与清朝管理下的编户齐民迥然不同的所谓“生番”，究竟是将其看作是不受官府直辖的化外之民，还是将原住民也视为大清朝的组成部分？至少在外交总理衙门和专责洋务事业的李鸿章看来，后一种做法才是最符合大清帝国外交利益的。

在牡丹社事件后，清朝确定了在台湾岛的两个重大改革举措：1.派遣淮军驻扎台湾2.“开山抚番”。

1862年，开往上海的淮军

淮军是1870年代清政府手中唯一一支规模较大、装备较先进的野战机动力量。日军进犯台湾，使得在传统上作为化外之地、根本不在清朝防御重点考虑之内的台湾岛一下子成为了拿捏清朝东南半壁海疆的“软肋”。

清朝势必调动手中这支在内战中屡立战功的劲旅进驻台湾。淮军全军约四五万人，自然不可能全数开赴台湾。所分拨出开赴台湾的是以唐定奎部为核心的6500人。

唐定奎率领的铭字营原本是淮军精锐中的精锐，是淮军第一悍将刘铭传部下的骨干部队。在湖北追击捻军时，淮军曾遭遇捻军主力伏击包围，刘铭传几乎被俘，统帅魁字营的唐定奎之兄唐殿魁战死，后来，唐殿魁的弟弟唐定奎受命重建铭字营。

这支军队后来逐渐扩充，以铭武军的字号统领马步十三营，是淮军规模最大、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之一。

淮军名将唐定奎像（屹立于肥西县紫蓬山）

但在清中央政府看来，既然铭字营主将唐殿魁已死，铭武军实际已经没了主心骨，为了节约粮饷，便有意将该军裁撤。此时正值牡丹社事件爆发，李鸿章为保存淮军实力，临时决定将该军调派台湾，对外宣称此举可以弥补清朝海疆防线上的漏洞，实则可以借此躲过中央政府的裁军令。

虽然铭武军表面上不过是一支侥幸躲过裁撤的“多余”军队，但身为淮军总帅的李鸿章明白，在平定太平天国之乱和捻军之乱中表现出色的这支部队有着丰富的处理“民变 ”事务的经验。

此时派驻台湾的淮军或许不需要对抗多么强大的外敌，但一定要懂得如何对付“内敌”。这是因清政府此时正在大力推进“开山抚番”的政策。

淮军全部采用西式枪炮，图为淮军装备的野战炮

“开山抚番”的建议由处理牡丹社事件的全权钦差大臣沈葆桢提出，具体是指清朝放弃对汉族聚居区外的部落原住民的羁糜手段，将上百年来完全自治的部落民完全编户齐民，或者至少让其部分处于清政府控制中的政策。

执行这条政策的理由，除了实践清政府在外交谈判中应允的“约束生番，勿使杀害”外国人的承诺外，沈葆桢还试图深入原住民活动的中央山脉，打通台湾岛东西两侧的交通，改善清朝在台湾的防御布局。沈葆桢在台期间设立了南北中三路抚番同知，计划在部落原住民活动的中央山脉南北中三处建设三条交通线。

在开路的同时，一面推动部落原住民“汉化”，一面加紧开发山区资源。具体措施可以归纳为“选土目、查番户、定番业、通番言、禁仇杀、设番学、修道路、易冠服”，将部落原住民改造成老实本分的大清臣民。

沈葆桢（1820年—1879年），字幼丹，汉族，福建福州人

沈葆桢也预料到这场台湾的“改土归流”势必会引起台湾原住民的抵抗，所以早早请求李鸿章派遣淮军来台坐镇。

自清朝将台湾纳入管辖，台湾岛上的汉民和部落原住民的冲突就接连不断。占据了台湾西部平原地带的汉族移民和占据中央山脉地区的部落原住民因为各种各样的日常琐事不断爆发冲突。

台湾原住民还保持着原始部落的“出草”习俗，一旦和人结怨，就势必要砍下对方的头颅以彰显自己的勇武。生命被威胁的汉民也联村结寨，不断和原住民展开争斗。

台湾当时的番汉矛盾就像是一团乱麻，并非简单通过招抚或者进剿就能化解。

“出草”习俗，即把人杀死后将首级带回，放在家中或部落的首棚中以示战功彪炳。这样的习俗在全岛的原住民族群几乎都曾有过（除了在兰屿居住的达悟族），而他们出草砍人头，主要却不是为了仇恨，也不为钱财，而是基于在原住民角度看来很神圣的缘由，如祭祀祖先、宣告成年、夸示勇武、驱除疾病等等。

沈葆桢“锐意开边”的坚决态度，自然只会激化，而不会削弱原住民和汉民之间的矛盾。沈葆桢自己倒是一开始就做好了武力回应矛盾的准备。他作为李鸿章的密友，早就知道奉调来台的淮军是一支擅于对付“民变”的雄师劲旅。

淮军在上海成军时，看到英法等国军队船坚炮利，遂弃鸟枪长矛而逐渐改用洋枪，自此战斗力逐渐甩开了墨守成规的湘军，成为独步整个大清的近代化武装力量。

和其他改用洋枪洋炮的清军部队不同，淮军从引进洋枪炮伊始就聘用西方教官，用西式操练和战法代替了中国传统操练和战法。

在和太平军、捻军交战的过程里，淮军渐渐发现洋教练教授的战法并不完全适用于对付农民军起义，又渐自摸索出一套对付农民军的办法，具体战术是将全军、全营的敢战精锐编成一支规模虽小、却视死如归的敢死队、手持洋枪利器直前冲击，靠近起义民军后猛烈放枪，这样出其不意的猛烈攻击往往惊骇农民军，让其自行溃散。

在装备火炮后，淮军又学会了先用野战火炮轰击，然后再派敢死队突进的战法。并利用这套战法先后平定了太平军、捻军、西北回军等多处民军动乱。

开山抚番政策的推行虽然激起原住民的反抗，但的确有助于改善台湾岛内交通，今日台湾岛东侧公路大部分是沿着沈葆桢开辟的古道修建的。

相比起人多势众、拥有洋枪和骑兵的太平军，台湾的原住民部落显得势单力孤。许多部落只有壮丁几十到上百人，手里只有破旧的土枪和弓箭等武器。有鉴于双方悬殊的兵力和武器差距，大多数番社部落选择了接受招抚。但仍有许多番社拒绝让清军进入自己的领地，甚至不惜引发武装冲突。

在开山抚番的过程中原住民规模最大的一次反抗来自今日屏东县境内的龟文十八社。

早期台湾原住民分布

龟文十八社和淮军之间的冲突开始于1875年年初。

这年，在台湾各地巡行的沈葆桢接到了来自台南的一纸诉状，内容为台南剌桐脚村民投诉当地部落民杀伤本地乡民5人和淮军长夫二人。后经过调查，发现是在去年日军犯台期间，剌桐脚村民因为进山砍柴琐事和原住民争吵，村民一时激动，绑架了当地番社酋长之子自保，导致部落民向当地驻守淮军和乡民进行报复，杀死了5个村民和2名淮军长夫。

为了平息剌桐脚番汉互相杀伤的恶斗，唐定奎下令淮军七个营驻扎在剌桐脚附近，准备以武力弹压事态。抚番同知府并派人通知龟文十八社里的狮头社、竹坑社等部落，要其交出杀伤剌桐脚村民的凶手。

当地部落拒绝回应，沈葆桢于是下令三营淮军进驻剌桐脚，并于1875年4月4日正式下达剿番令。

台湾原住民

负责率领第一次剿番作战的是淮将罗大春部游击王开俊，王开俊率领淮军数百人沿着枋山溪东进，前往讨伐参与剌桐脚事件的内狮头社，在该地没有遇到有力抵抗，淮军将房屋焚掠一空后接着进攻竹坑社，在竹坑社遭遇激烈抵抗，未能攻占。

淮军撤退时，内狮头社、竹坑社和其余部落壮丁纷纷赶到，不断从密林中射出梭镖和小箭，追袭撤退中的淮军，并将其团团包围在七里溪，经过一番鏖战，王开俊被杀，淮军战死者一百余人。

王开俊之前因为抵御部落民袭击有功，又成功调解遗留在台日军和部落民之间的冲突，被称赞为“开山抚番第一将”，这次被龟文十八社伏击身死，极大震动了钦差大臣沈葆桢和驻台清政府官员。唐定奎下令集中铭武军主力，向龟文十八社大举进攻。

祭祀王开俊魂灵的庙宇

在全面进攻前，淮军不辞辛苦将山区外的树丛全部清空，在山区森林里开辟出一条宽三十余丈的行军道路。

1875年3月13日，淮军再度进攻竹坑社。以左军提督张光亮为中军，分左右营游击为左右路掩护，又命总兵章高元等分兵绕竹坑社后阻绝部落民的退路。淮军进兵时，部落民百十成群，在山峦高处观望，不久后，即从密林草丛中发起攻击，淮军则步步为营，步兵排成整齐队形以连环枪进行狙击，接连击杀十多个原住民战士。竹坑社原住民不敌洋枪火力全部逃走，淮军遂成功进占竹坑社。

进攻狮头社的战斗要比竹坑社战斗激烈的多，淮军每日向前开进都遭遇少则二三百名、多则五百名原住民的阻击，淮军一方一面斩木除草开辟道路，一面将沿途原住民草寮全部焚毁。到四月初，好不容易进抵内狮头社山下。

淮军用洋枪掩护射击，同时军队不断沿着龟文溪靠近狮头社。战至4月4日，淮军抓住机会在靠近狮头社的山顶处设立了一处营寨，将狮头社和龟文十八社的援军隔绝。又派遣一支部队在狮头社背后二里左右扎营，以防有原住民从后方袭击淮军。

狮头社内聚集了大甘仔力、周式滥等部落的战士，在社前垒砌石墙，安放鹿角，又搭建望台，树立哨旗，摆出死守的架势。

淮军

淮军连日用洋枪小炮轰击，斩杀原住民二十多人，轰杀百余人，逐渐完成了对狮头社的包围。4月的台湾酷热难当，淮军水土不服，提督张光亮竟然病死营中，幸好并未遭遇台南习以为常的暴雨天气，没有发生瘟疫，才不至于导致淮军损失更多人员。

4月16日，唐定奎亲自部署，淮军倾全部主力对狮头社发动总攻。是日子时，淮军兵分三路，向狮头社方向出击。狮头社内的原住民完全放弃了外围的工事，仅在社外最后一道工事聚集兵力，力图死斗。

淮军中路对原住民守军进行牵制后，左右两路从小路迂回到工事后，引发了守卡原住民兵的溃散。淮军因此得以长驱大进，攻入狮头社和原住民展开逐屋争夺。

狮头社战斗打响后，龟文其他部落二百多名援兵看到求救的信号，赶紧前来支援，但被淮军山后部队伏击，损失惨重。

淮军四面包围狮头社，从早晨一直攻打到午后，终于将狮头社攻破。在内外狮头社斩杀原住民壮丁约百人，龟文社总酋长的弟弟、原住民总指挥官阿拉摆也被打死。

淮军缴获大批武器和旗帜、火药等，前后焚毁狮头社草屋三百多间，将这个龟文社联盟中最大的部落完全夷为平地。

1895年清朝木版画，描绘原住民“番王”以及“番婆”

狮头社战斗后，龟文十八社陆续前来向清军投降，接受清政府驻土目、查番户、定番业等一系列条件，成为了第一批被汉化的所谓“生番”。但攻打龟文十八社的行动只是开启了清政府剿抚并用、武装开山大工程的序幕。

随着淮军向山区行动的深入和交通道路修建的进行，又陆续发生了诱杀原住民壮丁的大港口事件和加礼宛原住民起义等武装冲突事件，甚至连前往淮军大营投降的原住民酋长也有被淮军凌迟处死，用以威吓原住民服从的。

根据统计，在沈葆桢主持的“开山抚番”活动里原住民伤亡十分惨重，死亡超过一千人，花莲东部的两个较大原住民部落几近灭绝。

在淮军一方，由于拥有洋枪火炮的武器优势，战斗造成的直接伤亡不多，但台湾炎热多雨的天气却使得淮军疫病丛生。狮头社战斗之前，淮军就已经累计病亡700余人，其后又陆续伤亡病死1100多人。

最终埋骨台湾的淮军兵将多至1918人，几乎占到了来台驻扎的全部淮军数量的三分之一左右。

台湾的淮军昭忠祠，里面份供奉的淮军死者多达1918人

在双方付出如此惨痛代价之后，清朝的“开山抚番”工程其实效果并不大。经过清军剿杀的原住民除了部分接受招抚之外，更多人向深山密林逃亡。

第一任台湾巡抚刘铭传虽然承沈葆桢之余绪，大力推动“开山抚番”政策，造成不少原住民部落“破身灭族”，但仍旧只能将原住民部落驱赶进更深的山林，而不能将其降伏。

直至甲午战争清朝割让台湾时为止，大多数台湾原住民部落仍旧保持着自己的生活传统而未能被汉化。

学者胡适的父亲胡铁花曾在甲午前夕担任驻台官员。他曾这样评价“开山抚番”政策：历时18年的开山抚番，剿则有功，抚则无效。

招募原住民和汉民开垦土地，国家收不到半点田租赋税，淮军对汉族聚居地区的设防，也往往只是帮助富户守卫茶叶樟脑种植园，而不能保障一般平民生命安全。

事实上，由于番汉矛盾激化，原住民“出草”杀害一般汉族百姓的案件反而越来越多了。单从“约束生番，勿使其伤害人命”这个清政府最初的期望来看，“抚番开山”并不能算是一项成功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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