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道德准则到法律制度
许多法律制度都经历了从道德准则到法律原则与制度的转变过程，亲属容隐制度也不例外。这一观念和制度萌芽，至少可以上溯到春秋时期。《国语》载，东周襄王 二十年前六业年)，卫大夫元?讼其君卫成公于当时盟主晋文公之庭，周襄王反对晋文公受理此案：夫君臣无狱。
今元?虽直，不可听也。君臣皆狱，父子将狱， 是无上下也。”这是史籍中所见最早的主张父子不得相互告诉”之记载。这是史籍中所见据《论语?子路》记载，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而孔子却 认为这并不是直的表现，而主张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
孔子的这种主张是从家族伦理的角度出发的，把父亲为子隐看做仁”的表现，子为父隐看作 是孝”的表现。这反映出了春秋战国时代人们对于亲属容隐问题的一般认识，也赋予亲属容隐以伦理上的正当性。
亲属容隐本是儒家的一种主张。直到汉武帝时期，一代大儒董仲舒横空出世，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并为汉武帝所采纳。
至此，儒家作为封建正统思 想的地位得以确立。其后，儒法合流，礼教入律，进而实现封建法律的儒家化。儒家正统思想地位的确立，大大加速了亲属容隐的法律制度化步伐。汉朝标榜以 孝”治天下，在理论上继承发扬了孔子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的主张，在汉宣帝时期，首次正式颁布亲亲得相首匿”之法令：自今子首匿父母， 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
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将亲属容隐作为儒家的屈法伸礼的伦理原则上升为刑罚原则而赋予 法律效力。宣帝也将立法理由诏令天下：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祸患，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此，亲属容隐法 律制度诞生了，并对后世的封建立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从单向隐匿”向双向隐匿”转化
从汉宣帝四年颁布诏令：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祸患，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 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
”此诏令说明汉宣帝时，法律上的亲亲相隐是单向的，只能使卑为尊隐，尊为卑隐则是 有由可能被判处刑罚的，只有在可能被判处死刑的时候才能奏请廷尉上报皇帝，决定是否可以不处死刑而已。
但是，至唐时，统治者首次以正律的方式肯定了双向容隐。《唐律》规定：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皆勿论”。
唐以后，各代的亲亲相隐制度均肯定了双向容隐，即尊为卑隐、卑为尊隐皆不构成犯罪。
二、亲属容隐制度的价值分析
亲属容隐是古代家族主义在法律上的体现，其目的在于维护和巩固家长制家庭和尊长的独尊地位，以及整个家庭、家族关系的和谐稳固。然而，这一切必须以国家根 本利益为前提，当国家利益同家族利益发生冲突时，就必须牺牲家族利益，这也是亲属容易制度的特征之一。
这一特征的详细记载是《唐律?名例》中，若犯谋叛 以上者，不用此律”。即犯谋反、谋大逆、谋叛等罪的，亲属不得相隐匿。当然，这是维护封建王权的一个典型的写照了。
不能否认，封建统治者是基于对家庭伦理的尊重和改造建立起宗法制度、三纲五常、君权至上等等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观念和秩序，我们固然要反对封建糟粕，但不 能简单地认为封建社会有的，当代社会就不可取。
简单地抛弃亲属容隐制度并不明智，应该有限度地借鉴、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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