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许慎《说文》为小学津梁，看甲骨文认定都是伪物，其实却是很合乎逻辑的一一以秦汉籀篆到许慎时代稳定的“六书”认知，若去倒推一千多年以前的甲骨文，肯定是格格不入、互为抵牾。于是，章太炎不但看甲骨文不顺眼，看金文大篆也同样是疑心四起。但与对甲骨文的全面而坚决的抵制稍有不同，对青铜彝器与大篆金文他却是疑信参半；因为相比之下，《说文解字》中本也有“古文”一项，且习小篆是西汉后到东汉的后起规范，若溯其根源，应该先落实到此前的金文大篆和六国古文；互相之间本就有衔接的源流影响，是基因相似的近亲关系。不比甲骨文远在千数百年之外，近似度太弱，在章太炎的意识和本能上推测，当然要将龟甲文字拒之于千里之外了。
无独有偶，与章太炎同时代，有一个横跨政学两界的死对头，是同样赫赫大名的康有为。两人势同水火，互相排斥。但在对古文字“六书”以前的甲骨文金文的存在，却同样地坚决不认可，立场竟是高度地一致。这真是近代文化史上最奇葩的一幕。
康有为曾经认为，今天我们看到的古代钟鼎彝器上的商周金文遗书，皆出于汉代刘歆和其门徒的伪造，不值一提。不仅古文字是伪造，连青铜彝器本身，也是被造假者事先埋入土中。事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和他著的《康有为传》中所述。与章太炎是“古文经学”的大师正相反，康有为是“今文经学”的领袖，这两派经学各有不同主张，也是水火不容。而康有为对金文文字研究的极端排斥，更是由来有自。正是因为他所反对的古文经学（但却是章太炎所信奉的）的汉代刘歆，乃是以“古文经学”之与汉哀帝时流行的立于学官为天下准绳的“今文经学”博士本完全有异，后者都是暴秦焚书坑儒后汉初经师凭记忆口耳相传而成形的，其间错讹甚多，这样的“今文经”当然是不可靠的：既非真经也非全经。在西汉武帝之前，“今文经”长期垄断官学，又杂入谶纬之学，虽时有失于妄诞，但它却是当时几百年的学术主流。
而刘歆信奉的“古文经”则是因为汉鲁恭王坏孔子宅取壁中书（类于今天的考古发掘所得），相比于汉代经师的口耳相传以讹传讹当然更可靠。故而刘歆以领校秘书之职，极力主张倡“古文经学”而不取“今文经学”，还立古文经博士。在西汉末经历王莽新朝、入东汉马融、许慎、郑玄、卢植，成为自西汉中期以后除光武帝短暂时期外乃能横贯几千年的经学主流。
清末“今文经学”重起，主张经世致用，康有为以它作为变法维新的学术史依据，大张旗鼓地号称治《公羊》《穀梁》之学，屡屡以“今文经学”来适应时事，当然会排斥“古文经学”以及它的祖师爷刘歆。又加之在书法上，“古文经学”是用秦以前的籀篆金文；而“今文经学”则以隶书为之。康有为要坚决捍卫自己的主张，必须根本否定金文大篆研究，而且指斥钟鼎彝器之类是冒充古物事先埋土的假古董，而且还指实是“古文经学”的刘歆及门徒直接伪造的；初看起来，其判断非常偏激狭隘而意气用事，但仔细想想却不为毫无缘由。比如，我们可以将此一逻辑关系拆分为三段：1、以“今文经学”（今隶）否定“古文经学”（古篆）本出于学术史纷争，2、由此痛批“古文经学”（古篆金文）等乃是刘歆作伪埋假古董伪造古文字，3、进而全盘否定金文研究的价值；仔细想想，与章太炎全盘否定甲骨文的存在事实，在过程上，何其相似乃尔？
两位国学大师对甲骨文金文的态度，反映出了一个同样的因果关系：
章太炎精古文字学，但擅长以《说文》“六书”为宗。现在忽然来了一个甲骨文，完全在“六书”以外而且远远早于“六书”，几乎要摧毁《说文》的知识谱系；他当然会惶惑彷徨，于是极力反对甲骨文的存在与价值，而且马上就指定为伪；在众多甲骨学专家来看是出洋相了。
康有为倡“今文经学”，反对“古文经学”，虽有变法的现实需要，但一叶障目，遂斥“古文经学”的刘歆及其门徒乃至青铜彝器的物质存在皆属伪造；在专业的金文学家看来，也是嗤之以鼻不屑一顾的笑话。
当然，这些枝节的瑕疵无损于章、康两位煌煌学术功业和人生高度。但他们却均是以超强的学术自信和眼光，反而蒙蔽了自己的心智，从而在近代学术史上留下了一段鲁莽的记录，这也是毋庸讳言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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