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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初涉政坛
《宋史》中有一句话评论仁宗“天性仁孝宽裕，喜愠不形于色”，这句话是对仁宗没有亲政前较为贴切的描述。他从小在比较优裕的环境中长大，真宗大中祥符三年四月十四日生。七年，封庆国公。八年，封寿春郡王，讲学于资善堂。天禧元年，兼中书令。明年，进封升王。九月丁卯，册为皇太子，以参知政事李迪兼太子宾客。8岁的时候，他就已经被册封为皇太子，在当皇太子的时候，他13岁，期间他的地位再也没有受到过挑战。可以想象他是万千宠爱中长大，对于这位皇帝别无二选的继承人，毫无疑问，还是倾注了真宗，当然还有刘后不少的心血，给了他良好的教育。尽管如此，却这并不意味着他的生存环境就很好，他也不得不看人脸色行事。为什么呢，随着仁宗年纪的长大，真宗却日益老迈昏聩，逐渐的被刘后主政，成为实际的掌权人，在这样的过程里，肯定有一部分人能够升迁，一部分被贬，这样一种政治风向的变化最突出的表现应该在官员队伍的分流和变化。
所以仁宗作为旁观者，他是清楚的，一个是老迈的父亲，一个是正值壮年的权力欲高涨的母亲，他是帮父亲掌权，还是帮助母亲或是不做声呢。他选择的是休养生息。这对年纪尚幼的他，毫无疑问是明智的。刘后的当权，实力派的诸如寇准等都被贬就充分说明刘后的实力不是随便可以撼动的，因此与她进行抗争，首先要掂量自己的分量不够，如果份量不够，当然就只有不做声了。大概仁宗也只能专注于学习，用此来摆脱自己的政治危机。正是因为这样的生存环境下，才养成了他喜愠不形于色的性格特性。这是环境影响的典型产物。
这样的日子不好过，从他当皇帝起，到亲政，期间有11年的时间，虽然已经是皇帝，但很多时候却只能仰人鼻息，这大概养成了他比较能够忍的性格了。不过皇帝终究是皇帝，一旦亲政就要有树立自己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的。
在仁宗亲政后，有这样一件事情年颇值得人回味。明道二年三月，刘后死。在此后一月，仁宗知道了刘后并非自己的亲生母亲。《宋史》记载：“五月戊辰，诏礼部贡举。癸酉，诏中外勿辄言皇太后垂帘日事。”就是告诉他们，以后不要再谈刘太后垂帘听政这个事情了。也就是说用国家文书的方式告诉宋朝可达的范围之内，以前刘后那段时间的事就不要再提及了，以后是我赵祯了，说话以后要注意点。可以说这是仁宗自登基以来对刘后有不满意见的最大一次反应了，尽管这个反应并不大。而且这还是在他知道自己的亲生母亲并不是刘后之后的反应了。足可见他对刘后感情之深。
不过这个事情中间肯定是有曲折的。仁宗获知自己亲生母亲的消息是在他的养母，也就是刘太后死后才知道的。刘太后在世时，他一直被蒙在鼓里，这当然与刘太后在后宫及朝廷内外的权势不无关系，当然这并不代表朝廷上就没有反对刘太后的官员，他们也只不过是在等待时间，一旦时机成熟，就要扳倒她。而明道二年刘太后病逝就给这些反对刘后的官员机会了，所以就在刘后死的第二个月，仁宗刚刚亲政，仁宗并非刘后亲生的这个秘密也就逐渐公开了。至于是谁最早告诉仁宗实情的，可能不是那么重要，不过这个告诉仁宗事情的这个人，肯定对刘后进行加油添醋的处理。一些资料显示，在仁宗得到自己的身世后，其震惊无异于天崩地陷。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悲伤，一面亲自乘坐牛车赶赴安放李妃灵柩的洪福院，一面派兵包围了刘后的住宅，以便查清事实真相后作出处理。（仁宗之所以这样的处理，肯定是有人说了刘后的许多不是，包括了手段的恶劣等等）。此时的仁宗不仅得知了自己的身世，而且听说自己的亲生母亲竟死于非命，他一定要打开棺木查验真相。当棺木打开，只见水银浸泡、尸身不坏的李妃安详地躺在棺木中，容貌如生，服饰华丽，仁宗这才叹道：“人言岂能信？”随即下令遣散了包围刘宅的兵士，并在刘太后遗像前焚香，道：“自今大娘娘平生分明矣。”言外之意就是刘太后是清白无辜的，她并没有谋害自己的母亲。
不过对于李氏之死的处理，算是刘后的一次积德的处理，也为她自己死后得到安稳打下了好的基础，否则仁宗一旦发现亲生母亲是被迫害致死，那么刘后死后就是另一番局面了。李妃是在临死时才被封为宸妃的，刘太后在李妃死后，最初是想秘而不宣，准备以一般宫人礼仪举办丧事。但当时的宰相吕夷简力劝大权在握的刘太后，要想保全刘氏一门，就必须厚葬李妃，刘后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决定以高规格为李宸妃发丧。生母虽然厚葬，但却未能冲淡仁宗对李氏的无限愧疚，他一定要让自己的母亲享受到生前未曾得到的名分。经过朝廷上下一番激烈争论，最终，将真宗的第一位皇后郭氏列于太庙之中，而另建一座奉慈庙分别供奉刘氏、李氏的牌位。刘氏被追谥为庄献明肃皇太后，李氏被追谥为庄懿皇太后。奉慈庙的建立，最终确立了仁宗生母的地位，同时也意味着年轻的仁宗在政治上的日益成熟，逐渐摆脱了刘太后的阴影。
可以说，对刘后以及亲生母亲的处理，是仁宗当皇帝后真正的第一次处理事情，这个事情的政治意义在于，通过这件事情仁宗开始摆脱了刘后的阴影，有了自己的主见，树立了皇帝的权威。这对仁宗而言，是必需也是必要的。
其实对于当皇帝的而言，并不担心大臣们之间有矛盾，相反的他们通常会经常借助大臣之间的矛盾来做平衡处理，平衡势力，来确保皇权的无上权威。而自己亲身母亲事情的出现，给仁宗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会来证明自己的实力，虽然这样的机会未免残酷了一点。
在刘后死去，以及仁宗亲政后，朝廷就会出现这样的局势。依附刘后的这帮大臣急需要寻找新的靠山和皇帝拉近距离，这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另一个部分是依附皇帝的急需要皇帝掌握权力来保障自己的权利；还有就是原来的中立者，你们谁当权我都无所谓，我做自己的事。对于仁宗而言，依附自己的大臣当然是要重用，但他需要明白，难道依附刘后的大臣都不用吗，难道全部一棒子打死，在他的心里他在揣摩。他如何来分辨呢，又如何来处置呢，显然这是他心里的结。
恰恰这个时候，他并非刘后亲生的消息传来了，于是他抓住了这样的机会。他看到了自己亲生母亲得到厚葬的事实后，他显然是有点吃惊，这与他派兵包围刘后的动作是不相匹配的，他的想法是听到某人的描述后，他认为自己的亲生母亲肯定是被刘后谋害致死，但现在看来，事情却不是这样的，于是他就说了“人言岂能信？”接着又说了“自今大娘娘平生分明矣。”
这样的两句话，表明了他摆脱了有些人别有用心的挑拨，而且肯定了他对刘后的认可。这是得知亲身母亲是谁后发生的事，这件事表明了他的政治观点，我已经长大了，能够明辨是非了，你们不要搬弄是非，也是告诉依附刘后的大臣，你们可以放心做事，我没有想过要来过大清洗。
但这样的态度不行，这个态度较为模糊，只能叫依附刘后的大臣放心，但却不能满足依附于皇帝的大臣的要求。于是他出了第二招棋：“追尊宸妃李氏为皇太后。”可以想象，这个事情一出，肯定会有许多大臣反对，但这个恰恰也是仁宗所需要的。皇帝要通过一件事情来体现自己的权威，没有人反对怎么立威呢！
不过反对仁宗做这件事情的大臣的确不明智，人家找到亲生母亲，心情可想而知，你还要反对，你不是找倒霉吗。
所以事情的结果就是仁宗追立了自己的亲身母亲为皇太后。他平息对这场朝廷上下激烈争论的办法是，将真宗的第一位皇后郭氏列于太庙之中，而另建一座奉慈庙分别供奉刘氏、李氏的牌位。刘氏被追谥为庄献明肃皇太后，李氏被追谥为庄懿皇太后。奉慈庙的建立，这也代表仁宗建立了自己皇帝的权威。
而在奉慈庙建立之前，吕夷简、张耆、夏竦、陈尧佐、范雍、赵稹、晏殊等大臣们被贬黜。以张士逊为昭文馆大学士，李迪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王随参知政事，李谘为枢密副使，王德用签书枢密院事。老的班子得到了改革，新的班子建立起来了，仁宗开始实现自己的报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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