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时明月——宋仁宗传（前四章完整版）

　　　　　　　 楔子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发展史，能够称得上治世的可谓不多，从汉朝算起，文景之治算一个，后来是光武中兴，再后来就是历史上最负盛名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之后就到康乾盛世了。经历了许多年历史的变迁，到今天，前后绵延近三百年的宋朝却始终不是一个被十分重视的朝代，无论从专门的著述，还是从戏曲方面，宋朝总显得有点“门前冷落鞍马稀”，电视剧从汉朝拍到清朝，从唐朝又到明朝，却很少拍到宋朝，好在还有一个虚构居多的包青天和杨门女将偶尔在电视上出现，算是撑了一点赵宋江山的面子。即使是平常的茶余饭后，只要一提起宋朝，仿佛就是积贫积弱，落后挨打的印象，唯一一个能打的岳飞，还被冤死了。更让人有点接收不了的是两个皇帝被俘，接下来的皇帝却苟安一隅，几无光复大志。就如同“一美遮百丑”，宋朝的亮点反而被人忽视了。这不能不说是宋朝的悲哀， 但有时候人的感情就是如此，认定了的东西，经过沉淀就积累了下来，反而根深蒂固了。

　　　　能与唐宗齐名的宋祖的江山自然还是很有些颜色，在历史上，宋朝堪称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朝代，他结束了五代十国的混乱，奠定国家统一的大局面，开启了千余年中国统一的大局面。自宋朝起，历经元、明、清，一直到封建社会消失，中国再没有出现大的分割。宋朝除武力的确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外，其它多方面都耀眼夺目，有与唐诗比肩的宋词，有中国纸币的发明——交子，有清明上河图等等。

　　　　而今天我要说的只是近三百年基业的大宋帝国中一个很短的时期，但却是很有特点的一个王朝，我把他称为宋时明月。他就是大宋帝国的第四任领导人——宋仁宗任职的时期。在中国封建社会数得出来的治世中，这只是一段被遗忘在历史角落的治世。而仁宗也如同他的治世被遗忘一样，他是一个被名臣抢去了风头的皇帝，但确实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被贯以“仁”的皇帝，这个皇帝不一样。

　　　　　　 虽然很多人把“屈辱”当作了宋帝国的名片，但是在这个帝国走到这个皇帝的手里达到了颠峰时期，这个盛世论文可以和唐比美，论治可以和汉比肩，他就是宋仁宗在位的时期，在这个时间段内宋朝达到了全盛的颠峰。据说，十分自负，自诩为十全老人的乾隆平生只服三个人，一个唐太宗李世民，一个是他的祖父康熙，还有一个就是宋仁宗。

　　　　　　很多人也许对宋仁宗不熟悉，但一定熟悉包拯包青天，一定熟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至于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就更不陌生了，还有柳永，这些都是宋仁宗治下的大腕，也许正是因为这些明星太过于耀眼，反倒把培养这些明星的老板所忽略了，而这也许正是仁宗的可贵之处。　　

　　　　　　 宋仁宗到底何许人也，就是最出名的历史戏剧“狸猫换太子”中的太子，原名为赵受益，后更名为赵祯，也就是签定了“澶渊之盟”，结果弄得声名有些狼籍的赵真宗的第六个儿子，从他的排行来说，他也不是会被宠爱的一个。不过他却是最幸运的一个，因为他的哥哥们比较短命，以致于赵真宗一脉剩下了他一个男丁。有幸有不幸，因为他的母亲不是皇后，所以他生下来后就在他爸的默许下被他老爸的宠妃刘妃据为己有，而他的亲身母亲李妃却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自己儿子被别人抱走，敢怒不敢言。这样的情况后来被后人所攫取，演绎成了《狸猫换太子》这样的一出戏，传唱至今。由于戏太过于传神，人们就渐渐以为这是真的了，甚至还有了包拯的日审阳夜审阴的传奇故事。　　

　　　　　　 仁宗即位后，由于年幼，由并非他亲生母亲的刘太后辅政，他的生母李氏更是无人敢提及，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仁宗亲政，但是此时他的生母李氏却以过世，所以包青天中迎接亲生母亲李氏还朝只不过代表了作者的一个美好心愿而已。不过他得知了此事后，却对生母李氏无限愧疚，他一定要让自己的母亲享受到生前未曾得到的名分。经过朝廷上下一番激烈争论，最终，将真宗的第一位皇后郭氏列于太庙之中，而另建一座奉慈庙分别供奉刘氏、李氏的牌位。尽管仁宗知道了刘氏并非自己的亲身母亲，但他感念刘氏对他的教导（而刘氏事实上也的把仁宗当作了亲身儿子培养，仁宗有后来，的确多仰赖于刘氏的谆谆教诲，此为后话），以及对自己亲生母亲的后葬（这的确显示了刘氏的政治远见，否则的话她的结局也许就不是能够被追谥为皇太后的了。）刘氏被追谥为庄献明肃皇太后，李氏被追谥为庄懿皇太后。奉慈庙的建立，最终确立了仁宗生母的地位，同时也意味着年轻的仁宗在政治上的日益成熟，逐渐摆脱了刘太后在政治上的阴影。

　　　　 　 第一章：配角皇帝

　　 （一） 缘由是一场政治阴谋

　　　　仁宗能够顺利的继承皇位恐怕要得益于一场政治阴谋，尽管没有这场政治阴谋他有可能仍然会是太子而后继承皇位，但却绝对不会这么顺利。

　　　　仁宗一出生就已经在一个政治棋局中了，他是棋子，但他自己却并不知道，他其实是在一个阴谋下长成的，当然他不知道（不过他在亲政知道了事实的真相后，也仍然没有采取变态的一些做法来处理，而是采取十分平静或是较为柔和的手段来平息了这场政治争斗，可见他的内心并不十分的厌恶这场争斗，或者打心眼里就不想去计较这些）。

　　　　可以想象仁宗其实和许多年幼的皇帝即位的遭遇差不多，他这个皇帝位置不好当，不是被皇太后辅政就是有可能被外戚干政，或是被权臣架空。不过幸运的是，他还只是被皇太后辅政，没有被外戚干政，不仅没有被权臣架空，而且他还有着忠于皇帝的臣子（这个的确得益于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对大臣的态度，据说他曾经留下了不得擅杀大臣的祖训，因此宋朝的官员很少有被处以极刑的，也正因为如此，在宋朝，大臣对于朝廷的忠心相比于各个朝代似乎都要强些，这也是南宋以如此积弱之势却能苟延那么多年的原因。有人就说了，那岳飞不就是被冤枉处死了吗。各位，其实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我说很少擅杀大臣，不是说没有，况且他也没有说不准杀大臣啊，凡是封建社会，都是家天下，一旦触及其核心利益，他都会毫不手软。岳飞就是因为触及了当时皇帝的核心利益，功高震主和立太子之事都让当时的皇帝赵构不爽，于是借秦桧的手，杀掉了岳飞，其实幕后黑手就是皇帝老。仔细看看各朝代君臣的关系，宋朝的君臣实不同于各封建朝代的君臣关系，的确是有那么一点儒家思想所倡导的君臣的味道，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仁宗幼时被奉旨的刘后辅政算是十分幸运的了，因为刘后没有其它的政治野心，这个政治野心就是自己当皇帝。不过刘后没有政治野心却并非没有因为她没有做武则天的条件，她甚至比武则天更有条件做，但是这个皇太后既对小皇帝不是那么的飞扬跋扈，也没有挖空心思想要在宋朝做一回武则天。因此，刘后对于仁宗没有政治上的威胁，因此即使仁宗没有亲政，但是他所有的臣民还是把他当皇帝看待，而不是当傀儡看的，而所谓的刘太后的辅政，也只是奉旨辅政，因为仁宗的父亲真宗在死后留下遗诏，要“皇太后权同处分军国事”。

　　　　　　真宗作为一个不算昏庸的皇帝，未必就不担心他年幼的儿子被年长的太后当做块垒，但是他也更担心自己的江山流于大臣之手，要知道他们宋朝的江山可就是巧取豪夺而来。于是他不得不留下了一着制衡之棋：一是要“皇太后权同处分军国事”，目的是要皇太后以太后之威压制众大臣，不得欺负幼主；另一方面为了制衡太后，也当众委托众大臣，要竭力辅助太子。在真宗临死的时候曾召见大臣，要宰相丁谓代表文武百官作出承诺：“皇太子聪明睿智，已经作好了继承大统的准备，臣等定会尽力辅佐。更何况有皇后居中裁决军国大事，天下太平，四方归服。臣等若敢有异议，便是危害江山社稷，罪当万死。”这实际上是向真宗保证将全力辅佐新皇帝，决不容许有废立之心。真宗见此情景，内心才稍安一点，这也是封建朝代一般幼主即位所惯用的手法，实行皇权和政权相互监督来实现平衡。不过真宗的手法比较平和，不象汉武帝，在他临死的时候，他要求年幼的太子母亲殉葬，理由就是后宫不能干政 ，怕年幼的太子被他的母亲操控。这样的方式无疑是血腥的，但是政治和权力又哪有不沾血腥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一旦权力之争，所谓的亲情就荡然无存。之所以有仁宗的以后，的确要感谢自己的父亲，托孤托对了。

　　　　相比昔日以及以后的朝代，宋朝的确是一个最没有血腥的朝代，因此，仁宗的亲政也没有遇到太多的障碍，所以在大臣们拥护下，他很快就走上了自己的路子。要说仁宗不容易，是他被辅政长达11年的情况下，他的心态却没有变态。不像明朝的万历帝，在长时间的太后和宰相张居正辅政后，心灵变得极度扭曲，迫不及待的在亲政之后，神宗终于给张居正加上了诬蔑亲藩，箝制言官，蔽塞朕聪，专权乱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等罪，下诏抄了张居正家，并把其子弟全发配到“烟瘴地面”。并全面推翻了一条鞭法，使得整个明朝再一次进入万劫不复的当口，可怜张居正耗尽心血换来的大好局面，就在一场政治纷争中烟消云散。　　

　　　　　　 仁宗亲政前后尽管有官员的任免，但是朝局没有大的变动，更没有出现朋党之争带来的诬陷之祸。这既是体现仁宗有容人之量的地方，也体现了仁宗对刘后本身的一种认可。从封建社会而言，大凡皇帝亲政前后大臣的命运会是冰火两重天，因为有这样一句俗话“一朝天子一朝臣”，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冒着生命危险，要去争那个拥立之功的原因，背后一切的推动，实际上就是政治利益的诱惑。一般而言，在亲政前后，政治变动是比较大的，因为没有亲政前背后掌权的人尽管不是皇帝，但是他有他的选人及用人标准，而随着幕后掌控 的退出，亲政后的皇帝考虑自己的威望以及政治需要都会要大批量的换人。比方说清朝嘉庆的亲政，首先就解决了他父亲的宠臣和绅，然后重新提拔和任用了一大批的人，这就是党争之祸，其实中间大部分是冤枉的，他们不过是应景的应声虫而已。　

　　　　（二） 刘后其人

　　　　随着刘后的过世，仁宗开始亲政，应该说此时大宋面临的朝局还是比较安稳的。原来侵扰最多的契丹，也在他的父亲手里签定了一个《澶渊之盟》而趋于稳定，虽然小打小闹的袭扰不可避免，但终究已经不是主流，也用不着朝廷派兵干涉；对内由于刘后的政治手腕很有一套，反对的不反对的，都没有了太大的折腾，有的虽然因为太后过世，皇帝亲政，担心自己的乌纱帽的也持观望态度，没有上窜下跳折腾出什么事。但这对于仁宗而言，是好事也是挑战，好事是自己亲政有一个良好的基础，挑战是别人都在观望他是否能够走出与刘后不同的路来。

　　　　　　因此，仁宗要有自己的思想，有一个人还真是绕不过去，那就是并非他亲身母亲，却以亲身母亲辅政十余年的刘太后。可能是戏曲和电视剧《包青天》的影响太过于巨大，以致于使得刘太后面目全非。但历史上的刘太后却并不是戏曲中说的那样凶狠残暴而无所作为。不可否认的是，刘太后肯定具有相当的政治手腕，我们可以设想一下：一个皇帝有那么多的嫔妃，皇后死了之后，当然是要另择皇后，皇帝选择皇后一个最重要的条件是有没有龙子，这件事直接关系到江山的归属问题，这是一个必备的条件之一。另外条件当然是皇帝要喜欢（当然历史上不乏皇帝立了自己不喜欢的女人做皇后的，但那是没有办法，因为有时候皇后的位置也是政治势力博弈的结果。比如顺治，他最爱的女人是他弟弟的女人，他恨不得把皇位都给她，但是她不能不听他娘孝庄太后的，立了博尔济吉特氏做了皇后，这与孝庄有关，她属于蒙古科尔沁贵族世家，满朝皇帝一般的皇后都会和这个世家联姻，就是政治势力的结合。因此孝庄的姑妈、自己、侄女都是皇后）。在皇帝权威至上的时候，他喜不喜欢自然是最重要了。但当时的刘后并没有太多的优势，完全要靠她自己的政治手腕，才能让真宗默认她把仁宗强占到自己的名下做太子。这样的过程，说来容易做起来并不容易。这是一场宫廷争斗，牵涉到方方面面，而刘后能够让这样的一场争斗无声无息的进行，而又全部按照她的愿望在走，直到十余年她死后才被人揭发出来，的确很不容易。

　　　　元朝人脱脱写的《宋史》应该比较中肯，对刘后还是予以了相当的肯定。　　

　　　　　　“章献明肃刘皇后，其先家太原，后徙益州，为华阳人。祖延庆，在晋、汉间为右骁卫大将军；父通，虎捷都指挥使、嘉州刺史，从征太原，道卒。后，通第二女也。”可见刘后的身世背景不差，也可以说这是她能够当上皇后的家世背景。其实古代当皇后有很多的讲究，但首先有一点，必须出身要好，过去民间嫁娶都讲究门当户对，更何况是皇帝娶老婆，家世稍为差一点都进不了宫，或者就算是进了宫，级别也不会高，一般当个才人就不错了，武则天进宫才当了才人。你进了宫，如果家世不好的话，即使生了儿子也是不能当太子的，这样的一般称为庶出，不能称为嫡出。康熙几十个儿子，但首先立太子就立了二阿哥，而不是大阿哥，就是因为大阿哥的母亲出身比较低。刘后的父祖都位列将军，这就为她以后的晋身提供良好的家庭背景，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出身，刘后才能够耳濡目染感受父祖的政治才能，从而有不错的学问功底。相对于一般的妃子，刘后就很有优势了，出身好，又熟读诗书，显得温文尔雅，难怪真宗皇帝很快就倒在了她的石榴裙下。

　　　　　　不过，她在入宫后，得到了老公的喜欢，却得不到公公婆婆的喜欢“后年十五入襄邸，王乳母秦国夫人性严整，因为太宗言之，令王斥去。王不得已，置之王宫指使张耆家。”好在公公很快就驾崩了，老公做了皇帝，“太宗崩，真宗即位，入为美人。以其无宗族，乃更以美为兄弟，改姓刘。大中祥符中，为修仪，进德妃。自章穆崩，真宗欲立为皇后，大臣多以为不可，帝卒立之。”

　　　　　　不是好的东西每个人都会喜欢，刘后虽然被真宗宠爱，却被公公婆婆冷淡，大概刘后每天喜欢打扮得漂漂亮亮，其实这也情有可原，自己老公那么多老婆，我不漂亮他喜欢别人怎么办。而真宗当然当时还不是皇帝，还只是太子可能因为喜欢刘后，就经常会带着在父亲面前走动，但是刘后的花枝招展对于她的婆婆来说，有点不庄重，于是受到了严斥，差点没有废掉，不可当时应该是比较严厉的了，真宗只能把刘后送到了张耆家暂避风头，直到真宗当了皇帝，又急不可奈的把刘后接回来，封为美人，后来又封为修仪，进德妃，到了妃子就快了，再就是贵妃和皇后了。这个颇有李治和武则天的味道，自己当了皇帝后，就急忙把出家的武则天接进宫以承鱼水之欢。

　　　　　　这样的一个过程，自然使刘后明白，大概这个皇帝是离不开我了，于是也更加的施展魅力，果然，真宗架不住这样的魅力诱惑啊，在他的章穆皇后死后，他立即想立刘妃为皇后，但是遭到了大臣们的反对。

　　　　　　一般来讲，另行撤立皇后，也大都是政治势力博弈的结果，刘后虽然条件不错，但是她曾经被太宗皇帝言弃过，自然不会得到众大臣的欢心，再说众大臣们心里有自己的算盘，哪里会那么轻易同意呢，可见，此时的刘后还没有大臣的拥戴基础。不过她把宝押在真宗的身上，此时的真宗翅膀很硬，根本用不着看大臣们的脸色，于是用了一个“卒”字就把刘后定为了态度，这个字表明的真宗采取了比较铁碗的手段选定了自己的皇后，后来尽管一些大臣们对此有看法，包括真宗比较喜欢的大臣寇准，都因此招到了罢黜。这也使得一些个大臣与刘后之间结下了怨气。以致于刘后当权后，也罢免了不少的官员。

　　　　　　刘后如愿以偿当了皇后，但是她却不能安心啊，因为她没有生儿子，这对于她来讲是十分危险的。几乎是同样的事情，吕不韦就曾经策动了当时秦国的太子妃，把留在赵国毫无任何政治前途的异人当成自己的儿子。（吕不韦）而复以五百金买奇物玩好，自奉而西游秦，求见华阳夫人姊，而皆以其物献华阳夫人。因言子楚贤智，结诸侯宾客篃天下，常曰“楚也以夫人为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大喜。不韦因使其姊说夫人曰：“吾闻之，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今夫人事太子，甚爱而无子，不以此时蚤自结于诸子中贤孝者，举立以为适而子之，夫在则重尊，夫百岁之后，所子者为王，终不失势，此所谓一言而万世之利也。不以繁华时树本，色衰爱弛后，虽欲开一语，尚可得乎？今子楚贤，而自知中男也，次不得为适，其母又不得幸，自附夫人，夫人诚以此时拔以为适，夫人则竟世有宠于秦矣。”华阳夫人以为然，承太子闲，从容言子楚质于赵者绝贤，来往者皆称誉之。乃因涕泣曰：“妾幸得充后宫，不幸无子，愿得子楚立以为适嗣，以托妾身。”安国君许之，乃与夫人刻玉符，约以为适嗣。安国君及夫人因厚馈遗子楚，而请吕不韦傅之，子楚以此名誉益盛于诸侯。（史记•吕不韦传）其实吕不韦唯一的一点就是 现在夫人得宠是因为夫人年轻漂亮，夫人没有儿子，如果现在不选一个贤孝的人作为儿子，他日一旦人老珠黄，就会被打入冷宫。毫无疑问，华阳夫人面临的问题，刘后也有可能遇到。于是她要保证自己权势的另外一个步骤就是需要一个儿子，需要儿子怎么办呢，自己又不能生，那就只能要别人的孩子拉，但别人也不会给，都是皇帝的骨肉，龙子龙孙的，都指望着靠他荣华富贵啊。

　　　　　　要不怎么说，皇宫权利争斗无情，刘后仗着真宗的宠幸，在皇帝的默许下，活生生的就把同样是妃子，却生下龙子的李宸妃的儿子占为己有，还威胁李妃不得多说话，否则要废掉她。李妃只能是把泪往肚里吞啊，有什么办法呢，论手段自己不是对手，她已经是皇后，论爱情，自己的男人宠爱的是对手，还是留条命吧，指望以后孩子当皇帝再出头吧，谁知一直到死，她也没有能够看见自己的亲身儿子来认亲娘，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下，她的确有不堪承受之重，终于在刘后前去世。不过刘后威胁还是应该以李妃的儿子也就是后来的仁宗威胁居多，基本可以勾画出轮廓，你把儿子给我，我是皇后，以后他就是皇帝，我保证善待你，你呢就自己享受荣华富贵，否则的话，你的荣华富贵保不住，你儿子的命也可能没有。皇帝也没有出来为这个可怜的女人说话，于是这个可怜的女人就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儿子被抱走，成为太子以致皇帝，自己只能默默祝福。

　　　　　　不过民间传说这样的过程就成了狸猫换太子，刘后也被描述成了夺人子不得善终的恶女人，民间的美好心愿让李妃在有生之年当上的太后，但戏曲毕竟不是历史。

　　　　　　刘后有了儿子的步骤完成以后，她的政治计划就基本完成了，她开始更多的接触朝廷事务。〈宋史〉记载“后性警悟，晓书史，闻朝廷事，能记其本末。真宗退朝，阅天下封奏，多至中夜，后皆预闻。宫围事有问，辄傅引故实以对。”这是真宗还在世的时候，就说她比较聪颖，又熟读史书，对朝廷中的一些事，能够了然于心，真宗很多事情实际上都与她商量或以她的意见为准，这活脱脱不就是一个武则天和当时的高宗李治的再现吗。所以皇帝终身制的确不是一件好事，年纪大了，就没有那么精明了，所以要不倚重自己的老婆，要不就要倚重太监，不可避免就会出现后宫、外戚干政、太监干政的事情了。这在一些朝代是屡见不鲜，在唐高宗手里，不就把一个皇位让老婆当了去。好在刘太后不是武则天，尽管她的能力并不比武则天差，她却还是终于她的婆家的，否则中国的历史怕又要在宋朝改写了。

　　　　　　皇帝昏聩，后宫当政，一些大臣们自然是不甘心自己被一个女人领导的，为首的寇准就密谋请太子监国，孰料刘后棋高一着，寇准不仅要皇太子监国的事情没有办成，还被罢了宰相之职。而皇帝真宗的昏聩也可见一斑，几年后还才想起问寇准去了哪里。　　

　　　　　　“真宗崩，遗诏尊后为皇太后，军国重事，权取处分。”如果说别的妃子掌权是因为形势所逼，那么刘太后掌权，辅佐幼帝可是皇帝诣意，这也是为了牵制权臣。刘后临朝后，最重要的还是教育仁宗。　　

　　　　　　“初，仁宗即位尚少，太后称制，虽政出宫闱，而号令严明，恩威加天下。左右近习亦少所假借，宫掖间未尝妄改作。”这也由此可见刘太后处事得体，一切皆从大局出发，有张有弛。掌权久了，就有人开始立辅立之功。因为前朝有了武则天，于是有人想要刘后也当武则天。　　

　　　　　　　“先是，小臣方仲弓上书，请依武后故事，立刘氏庙，而程琳亦献《武后临朝图》，后掷其书于地曰：「吾不作此负祖宗事。”　　

　　　　　　宋朝距离唐朝很近，很多的人自然知道唐朝，自然知道武则天，眼下的形势多么的像武则天啊，于是有的人就要求刘太后临朝称帝，但是刘太后做出了决定，我不做这种有负祖宗的事，看来她还是把自己当作赵氏江山的一分子，而没有把自己看作刘氏江山的始作俑者。这是刘太后对宋朝稳定做的一件大事，否则政局动荡，历史又要被改写了。

　　　　　　　　“后称制凡十一年，自仁宗即位，乃谕辅臣曰：「皇帝听断之暇，宣诏名儒讲习经史，以辅其德。」于是设幄崇政殿之西庑，而日命近臣侍讲读。

　　　　　　太后保护帝既尽力，而仁宗所以奉太后亦甚备。上春秋长，犹不知为宸妃所出，终太后之世无毫发间隙焉。及不豫，帝为大赦，悉召天下医者驰传诣京师。诸尝为太后谪者皆内徙，死者复其宫。其后言者多追诋太后时事，范仲淹以为言，上曰：「此朕所不忍闻也。」下诏戒中外毋辄言。”这不是一对亲母子，却做出亲母子才能做到的事，这可以说刘太后的第二个功劳，因此仁宗尽管以后知道了真相，却不忍见责，这也是刘太后的教化之功。

　　 第二章 祖宗之统

　　仁宗在亲政前毫无疑问没有太多的作为，一是年龄的原因，二是太后和大臣辅政，自己没有亲政发表太多政见的原因。

　　　　仁宗当皇帝的时候是13岁，13岁的孩子，在今天还在父母亲的呵护下懵懂不知事，就算是仁宗天资聪颖，要想在老谋深算的太后前面，要想在一群虎狼的大臣面前有自己太大的作为，怕是不容易。所以虽然很多的时候，虽然是他发的诏书，实际并不代表他的真实意思，因此仁宗未亲政前多少只能说是他学习的阶段。不过这段时间对于他而言，的确有点漫长，长达十一年之前，这一点的确不是谁都可以以平常心对待的。一般经历这样阶段的人或多或少有些怪癖和暴躁，这大概与仁宗所受的教育是分不开的，也表现出他对刘后是发自内心的尊重（尽管不能说二者之间没有一点矛盾），不过或多或少显示出仁宗在刚性方面的不足，这也决定了他不可能成为一位开辟未来的一代雄主。不过宋朝除了太祖堪称雄主，其他恐怕都难以匹配这个词语了。不过这不能不说与赵匡胤开国有关。

　　　　宋朝的建立既不是打下来，也不是起义起过来的，而是是禅让的，只不过是武力压迫下的一次禅让秀。这就要从宋朝的建立者赵匡胤说起。

　　　　到赵匡胤这里，历史从合到分，从分到合已经重复了几次了。每每到乱的时候，就需要英雄，他就是那个时代的英雄，他一举改变了秦、隋的命运，在分久之后的建立的王朝寿命不长的宿命。这毫无疑问与赵匡胤的统治思想分不开，从韧性来看，宋朝算得上是一个最能苟延残喘的朝代，尽管很少打胜仗，尽管文强武弱，但是南宋在偏居江南，却仍然能够持续几任皇帝的轮回，这些都与他们的老祖宗赵匡胤息息相关，真的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赵匡胤之于宋朝，是一个有或没有的缔造者的关系，也就是没有赵匡胤，就绝对没有宋朝。封建王朝的兴亡大抵取决于君主，所以封建社会是家天下，家兴则国强，家败则国弱。赵匡胤从乱世之中崛起，从低到高，最终建立了宋朝，的确不容易。可以这么说，即使没有宋朝，在五代十国之后，肯定会有其它朝代的出现，但是绝对不会是宋朝，宋朝就注定了是赵匡胤的，几百年的历史留下了他太多的烙印，这样烙印尽管有着一些悲怆与唏嘘，但这并不能一笔抹杀赵匡胤的功绩。要知道宋朝的喜怒哀乐，就不得不从从赵匡胤说起。

　　　　赵匡胤的出生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虽说不是家事显赫，但父亲至少是当时朝廷的一员武将，这样的家世为他的成长带来了很深的影响，尤其是在那种纷争四起的乱世之中，为他的成长获取资源基础。中国人最挺讲究出身门第的，对亲家要门当户对，交朋友还是群分，所谓礼不下庶人，就是说庶人没有资格受礼遇，大夫拥有特权不受刑，典型的门第观念。当年三国时的刘备先生就把自己描述为当时天子的叔叔，尊为 “刘皇叔”，说自己是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以此来博取影响力和号令群雄，其实是不是的谁知道呢，但能攀上这样的家世不就是一种资源吗？不过赵匡胤没有这样的先祖，他的发迹虽得益于家庭，但更重要的是他自己的后天努力与当时的乱世为他施展抱负提供了平台。

　　　　公元927年3月21日，赵匡胤出生于洛阳夹马营的一个军人家庭。据称，伴随着其的出生，“赤光绕室，异香经宿不散，体有金色，三月不变。”这样的异兆自然是异人的诞生。中国人做什么都要讲究天授，尤其是皇帝，因为是天之子，自然天子的诞生就肯定要有一些上天的启示，这样的谶语是屡见不鲜，几乎每个皇帝都要搞出一些异像来表明自己夺取皇位是多么的合乎天意。就连陈胜吴广起义的时候都弄出了一个“鱼腹藏书，篝火狐鸣”的事情，借这些动物来喊出“大楚兴、陈胜王”的口号，这样做的目的其实借一个由头为自己所做的事来寻找一个天照应的理由，也无非是为了更多的争取士兵的支持，同时说明他们的起义是多么的顺应天意，其真实程度肯定是一个“真实的谎言”。所以后来好事者如何来形容赵匡胤的出生不同凡响都不为过了。

　　　　赵匡胤的家世是军人家庭，祖籍是河北人，但他却因为战乱，所以是在他父亲行军的洛阳出生，《宋史》太祖本纪中曾云：“宋太祖起介胄之中。”他的父亲赵弘殷，曾是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代王朝的禁军将领。

　　　　有一点可以肯定的赵弘殷是一名军人，且在军队任职为首毫无疑问，他们一家人在洛阳有比较长时间的居住，过去家人随军可并不是那么容易，一定要有一定地位和职位达到一定的程度才行。赵匡胤就在他父亲任职的洛阳出生，这样相对安稳的环境，让他能够习文习武。《宋史》评之为“既长，容貌雄伟，器度豁如，识者知其非常人。”

　　　　 从赵匡胤出生到其懂事，此时已经距离唐朝的灭亡已经近三十年，赵匡胤肯定知道前朝的旧事，包括了前朝的兴亡事因，这个从他后来当皇帝后的一些做法就可以看出，他不想重蹈唐王朝覆辙，可惜的是任何事情都是两面性的，他的一些办法并没有让赵宋江山永固，并且留下了许多诟病让子孙蒙羞，这是后话，此处不赘述。总之年少的他受家庭的熏陶，自幼爱好骑射和练武，并摔打出—身好武艺。关于赵匡胤的武艺，有很多的传说。他自创太祖长拳，整套拳路演练起来，充分表现出北方的豪迈特性，为中国武术界六大名拳之一，他还发明了“大小盘龙棍”，就是后来的双节棍。同时他还是一个勤学的皇帝。在他幼年时，其父曾一度要他弃武学文，替他请了一位很有学问的先生，给他打下扎实的文化基础，懂得治国平天下的道理，而且养成了爱读书的习惯，据说好学已达到了“手不释卷”的程度。但是说他的文学修养达到了如何高的水平，应该不会，否则熟谙中国历史的毛泽东 ，不会写下“唐宗宋祖，稍逊风骚”的词句来评论宋祖赵匡胤，但是不能说他没有读书，其实从宋朝的整个历史而言，可以说是“文治宋朝”，说起武，可能是宋朝最大的耻辱与败笔。如果说赵匡胤是一介武夫自然是不能一手奠定两宋几百年基业，不过对于他而言，最重要的是把自己所学的东西与当时的时局联系起来，并且在实践中结合运用起来，并且恰倒好处。

　　　　要说赵匡胤能夺得皇位，一是因为他通过自己对乱世的研究，一直在处心积虑的谋划；二是做了周世宗的禁军统帅，官名叫殿前都点检。这是个至关重要的职位，也正是因为这个职位掌控的军权让他能够获得士兵的支持，也正因为如此，在宋朝，掌兵权的将军受到了多方面的监控，曾有人分析，在宋朝很多人都不以得武状元为荣，其根本原因只怕在于领导者对于武将的重点防范，出名的狄青、岳飞似乎都没有一个很好的结局，一个在抑郁中早逝，一个人成为政治牺牲品，直到现在也让人唏嘘不已。

　　　　赵匡胤所在的时候，适逢天下动荡，五代十国，兵战不止，周世宗柴荣建立后周，赵匡胤本来是周世宗手下得力大将，跟随周世宗南征北战，立下不少战功。周世宗在世的时候，十分信任赵匡胤，派他做禁军统帅，官名叫殿前都点检。禁军是后周一支最精锐的部队。周世宗去世后，由年幼的周恭帝即位，宰相范质、王溥辅政。但兵权却在他爹的结拜兄弟赵匡胤手里。五代时期，由于政权更替频繁，武将夺取皇位的事情多得很，所以当时后周的政局不稳。京城里人心浮动，谣言纷纷，说赵匡胤快要夺取皇位啦。

　　　　公元９６０年春节，后周朝廷正在举行朝见大礼的时候，忽然接到边境送来的紧急战报，说北汉国主和辽朝联合，出兵攻打后周边境。大臣们慌作一团，后来由范质、王溥作主，派赵匡胤带兵抵抗。给了赵匡胤将在外的机会。

　　　　结果在大军到了行至距离京城二十里的陈桥驿的时候，将士们蜂拥而至赵匡胤住的驿馆，“请点检做皇帝！”

　　　　据说， 赵匡胤当时喝醉了酒，刚起床，还没来得及说话，就被几个人把早已准备好的一件黄袍，七手八脚地被在赵匡胤身上。大伙跪倒在地上磕了几个头，高呼“万岁”。接着，又推又拉，把赵匡胤扶上马，请他一起回京城。赵匡胤骑在马上，此时才显露了天子的威严，才开口说：“你们既然立我做天子，我的命令，你们都能听从吗？”将士们齐声回答说：“自然听陛下命令。”不过赵匡胤做法还是比较得体，他发布命令：到了京城以后，要保护好周朝太后和幼主，不许侵犯朝廷大臣，不准抢掠国家仓库。执行命令的将来有重赏，否则就要严办。到了京城，又走了一下禅让的形式，周恭帝让了位。赵匡胤即位做了皇帝，国号叫宋，定都东京（今河南开封）。历史上称为北宋。赵匡胤就是宋太祖。经过五十多年混战的五代时期，宣告结束。这就是所谓的黄袍加身的大致表面过程。这个其实没有什么可说的，黄袍加身的也不只是赵匡胤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也是经过精心策划的一场政治斗争。后周政权的建立，赵匡胤其实功不可没，他和柴荣也号称结义兄弟，柴荣本身还是胸有大志，但终究壮志未酬身先死，柴荣在，赵匡胤自然还是要尊重，但早已经在拉帮结派，柴荣一死，年幼的儿子即位肯定就给了他的机会。但又不好硬抢吧，就导演搞了个黄袍加身，你都已经身批黄袍了，又掌握了枪杆子，这个周恭弟，也就是他的结拜把兄的儿子能不让位吗，这样的过程，堪称是禅让的又一次理论上的飞跃，不过说实话，赵匡胤还算不错，他以及后来的皇帝都善待了柴家的后代，世袭封王，《岳飞传》里面不是有枪挑小梁王，这个小梁王就是柴家的后代。

　　　　赵匡胤自己是殿前都点检被人拥戴做了皇帝，自然就要担心自己的将军们效仿自己，也被拥戴，从而替代自己做皇帝。其实一个皇帝即位之初，对和自己一同打江山的大将进行杀戮几乎成了稳定自己统治一种惯例了。所以很早就有“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的说法。刘邦建立汉朝后，拥有大功的韩信被死在了吕后手里，其实幕后的黑手就是当年的无赖——刘邦。唐朝建立，各派倾轧，以叛乱等罪名处死者也是多不胜数，候君集、张亮等等都成了刀下之鬼。武则天建立武周，更是大肆屠杀李姓子孙，机关算尽的长孙无忌都没有能够逃脱处死的命运。明朝朱元璋就更不用说了，一些名将都成为了刀下冤魂，战火纷飞中取得政权的赵匡胤自然知道这些将军继续掌握兵权对于他的江山是莫大的危险，肯定要动手的，不过赵匡胤是个例外，他没有采取杀戮而是选择了和平，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杯酒释兵权”。纵观历朝历代，说起不杀大臣，宋朝还真算得上是楷模。无论是对于前朝的降将，还是前朝的君主，还是打江山的大将，宋朝都是对他们保全了性命和富贵的。又要使他们放弃兵权，又要不杀生，怎么办呢，养起来，让你们荣华富贵，只要不再带兵打仗，吃喝玩乐都行。这就是著名的“杯酒释兵权”，搞了这个东东后，他将皇权、军权集于一身，最后觉得还不是很保险，虽然这些元老大将已经卸甲了，但是将军还是要有做啊，有人做将军，就会有人想当皇帝啊，毕竟皇帝这个位置太诱人了。于是他又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用以削弱武将的权利，保证赵氏江山永固，其中要要的一条就是用文臣来牵制带兵者等。所以说在宋朝，不是武将扬威，而是文臣当道。

　　　　建隆二年（961年）七月，也就是赵匡胤当上皇帝一年半后，在丞相赵普的建议下，宴请石守信等大将。喝到兴头上，他忽然让左右退下，对诸将说起心里话：“要不是你们诸位出力，我不会有今天。只是皇帝不好当，我整夜不敢安睡，还不如当个节度使安乐。”大家不懂什么原因，赵匡胤说：“你们不想想，皇帝谁不想当！”石守信等连忙跪下叩头：“陛下怎么这样说，现在天命已定，谁还敢造反？”赵说：“你们当然不会，但你们的部下想升官发财，一旦将黄袍披在你们身上，你们推得了吗？”诸将吓得哭着哀求：“臣等愚昧无知，居然没有想到这一点，请陛下可怜，给我们指一条生路。”赵匡胤对他们开导一番后说：“你们何不放弃兵权，找一个大地方当节度使，拣良田美宅就买，给子孙置下永远花不完的产业，自己多养些歌儿舞女，天天吃喝玩乐，颐养天年。我与你们结为姻亲，君臣之间互不猜疑，上下相安无事，不是最好的办法吗？”皇帝不杀已是天恩，还可以安度晚年，自然是好，于是石守信等大将等纷纷向朝廷称病，请求不再指挥军队。赵匡胤当然恩准，任命他们为节度使，立即离京就任。只有石守信仍兼统领禁卫军的职位，实际已解除兵权。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故事——杯酒释兵权。

　　　　当然，所谓的杯酒释兵权只是一个形式，他还有更多的一系列的措施保障自己的江山不落入带兵的将领之手。

　　　　将全国军队编为禁军（野战军）和厢军（地方部队），各地不断挑选精锐补充禁军，其他留在地方。禁军负责拱卫京师和守卫边疆各地，并且经常调防。禁军的调动都由朝廷决定，中高级将领没有固定的部属，自然不可能形成私人武装。而“国防部长”（枢密使等）都由文人担任，直接听命于皇帝。

　　　　 将后唐、五代时掌握地方全权的节度使变为虚衔，成为授予文武官员的荣誉称号，与所用的地名毫无关系。如岳飞曾被授予“清远军节度使”，清远军在今广西，实际岳飞根本不必（其实是不许）去清远军，只是获得了“节度使”的荣誉，至于前面署什么地名是无关紧要的。

　　　　 地方官一律由文官担任，全部由朝廷任命，名称也改为“权知某军州事”、“权知某县事”（简称知州、知县），意思是暂时管理某州（县）的军政民政事务。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除留下日常开支外，全部上交朝廷。并且陆续派转运使接管各路财政，直接对朝廷负责，其他地方官不得过问。为了防止地方官滥用刑罚，又将死刑复核权收归朝廷，规定所有死刑案件必须上报刑部复核，经批准后方可执行。

　　　　 废除以节度使为首的方镇后，宋朝一度没有建立新的行政区划，州一级政府直辖中央。但州一级单位太多，朝廷不便直接管理，因此又在州以上设置了“路”一级。但为了防止形成新的权力中心，路一级分别设置了负责管理和转运地方财赋的转运使、负责监察和司法的提刑按察使、负责治安边防的安抚使和负责储备粮食平抑物价的提举常平使（分别简称为漕、宪、帅、仓司）。这些衙门（诸监司）级别相同，事权各异，互不统属，而且管辖的“路”并不一致。即使两个司所辖的路相同，驻地也不同。因此除了朝廷以外，没有一位地方长官或监司可以将一地的军事、民政、财政、刑事、仓储等全部加以管辖或调遣，自然也无法与中央抗衡，或形成“独立王国”。

　　　　但是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杯酒释兵权虽然成功地解决了皇帝与功臣之间的矛盾，但也给国家的武备带来了隐患，刻意地去削弱将军的兵权自然就无法进行正常的国防，这也是后来宋朝军力积弱的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赵匡胤这批元老将军的归隐，导致他自己的死都成为了一个迷。我个人认为与这个是不无关系的，因为他的死既是一个迷，也是一场阴谋，阴谋产生的原因就是他的元勋们走了，有的人势力就大了，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烛影斧声”。关于赵匡胤是否为其弟赵匡义所杀，虽然是有争论，但我认为可能性是很大的。《宋史•太祖本纪》中的有关记载也只有简单的两句话：“帝崩于万岁殿，年五十。”“受命杜太后，传位太宗。”如果赵匡胤不是非正常死亡,五十岁正好是他发力的年龄,况且当时没有其身体不好的记载,且历史上兄传位于弟的很少,除非是没有儿子,但赵匡胤确是有几个儿子,均已经长大成人,所以赵匡义杀兄的可能性很大,并且之所以能够成功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赵匡义失去了监督,如果开国的那些将军们还在,他是绝对不敢的,因为他也怕别人不服气,现在赵匡胤已经为他清除了障碍,他自然胆大妄为,所以赵匡义的成功要有部分归功于“杯酒释兵权”这场政治游戏。虽然不能说是“杯酒释兵权”决定了宋各项制度的成型，但至少还是有楔子的作用。其它方面的事情，此地不再赘述。从后来对整个宋朝的影响来看,老赵的这些做法也种下了苦果,宋朝的制度固然避免了内乱，却挡不住外患，特别是出现外敌入侵的紧急状况，地方上没有统帅，无法集中全部力量；厢军不堪一击，实力较强的禁军只能由中央调遣，将领又不熟悉军队，而且一些文臣监军对于主帅调兵遣将的干涉，也从很大方面束缚了将军们的手脚而无法施展。

　　　　北宋末年，面对金军的袭击，宋军无法实施有效的阻击。北方多数地方还在坚守，金军已兵临首都开封。相反，南宋末年与朝廷隔断多年的四川，直到宋室投降，元兵入临安，依然没有被元军攻破，原因之一就是在这些孤立的据点中权力已集中在主将手中。岳飞的被害固然有多方面原因，但他作为一位战功赫赫的武将所拥有的兵权已经突破了制度和惯例的底线，自然会遭到皇帝的猜忌。

　　　　 当然, 赵匡胤加强君权,保证了统治时期全国的统一,没有再出现五代战乱纷争的局面这毫无疑问是有利的,至于宋朝后来朝廷积弱,也只能说是他的后代无能,对祖宗的一些做法不知道变通,只知道墨守成规,实在是可笑之极,都把责任推在老赵这里,似乎也有点冤枉,毕竟中国的唐宗宋祖也是屈指可数。但毕竟是老赵奠定了文胜武衰的基础，但祖宗留下来的条条框框使得仁宗可以比较安稳的过日子，这就决定了仁宗在武功上的薄弱，对于仁宗而言，也未必不是好事，但对于仁宗以后，就不见得是好事了。

　　 第三章　　　　初涉政坛

　　　　　　　　《宋史》中有一句话评论仁宗“天性仁孝宽裕，喜愠不形于色”，这句话是对仁宗没有亲政前较为贴切的描述。他从小在比较优裕的环境中长大，真宗大中祥符三年四月十四日生。七年，封庆国公。八年，封寿春郡王，讲学于资善堂。天禧元年，兼中书令。明年，进封升王。九月丁卯，册为皇太子，以参知政事李迪兼太子宾客。8岁的时候，他就已经被册封为皇太子，在当皇太子的时候，他13岁，期间他的地位再也没有受到过挑战。可以想象他是万千宠爱中长大，对于这位皇帝别无二选的继承人，毫无疑问，还是倾注了真宗，当然还有刘后不少的心血，给了他良好的教育。尽管如此，却这并不意味着他的生存环境就很好，他也不得不看人脸色行事。为什么呢，随着仁宗年纪的长大，真宗却日益老迈昏聩，逐渐的被刘后主政，成为实际的掌权人，在这样的过程里，肯定有一部分人能够升迁，一部分被贬，这样一种政治风向的变化最突出的表现应该在官员队伍的分流和变化。

　　　　　　　　所以仁宗作为旁观者，他是清楚的，一个是老迈的父亲，一个是正值壮年的权力欲高涨的母亲，他是帮父亲掌权，还是帮助母亲或是不做声呢。他选择的是休养生息。这对年纪尚幼的他，毫无疑问是明智的。刘后的当权，实力派的诸如寇准等都被贬就充分说明刘后的实力不是随便可以撼动的，因此与她进行抗争，首先要掂量自己的分量不够，如果份量不够，当然就只有不做声了。大概仁宗也只能专注于学习，用此来摆脱自己的政治危机。正是因为这样的生存环境下，才养成了他喜愠不形于色的性格特性。这是环境影响的典型产物。

　　　　　　 这样的日子不好过，从他当皇帝起，到亲政，期间有11年的时间，虽然已经是皇帝，但很多时候却只能仰人鼻息，这大概养成了他比较能够忍的性格了。不过皇帝终究是皇帝，一旦亲政就要有树立自己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的。

　　　　　　 在仁宗亲政后，有这样一件事情年颇值得人回味。明道二年三月，刘后死。在此后一月，仁宗知道了刘后并非自己的亲生母亲。《宋史》记载：“五月戊辰，诏礼部贡举。癸酉，诏中外勿辄言皇太后垂帘日事。”就是告诉他们，以后不要再谈刘太后垂帘听政这个事情了。也就是说用国家文书的方式告诉宋朝可达的范围之内，以前刘后那段时间的事就不要再提及了，以后是我赵祯了，说话以后要注意点。可以说这是仁宗自登基以来对刘后有不满意见的最大一次反应了，尽管这个反应并不大。而且这还是在他知道自己的亲生母亲并不是刘后之后的反应了。足可见他对刘后感情之深。

　　　　　　 不过这个事情中间肯定是有曲折的。仁宗获知自己亲生母亲的消息是在他的养母，也就是刘太后死后才知道的。刘太后在世时，他一直被蒙在鼓里，这当然与刘太后在后宫及朝廷内外的权势不无关系，当然这并不代表朝廷上就没有反对刘太后的官员，他们也只不过是在等待时间，一旦时机成熟，就要扳倒她。而明道二年刘太后病逝就给这些反对刘后的官员机会了，所以就在刘后死的第二个月，仁宗刚刚亲政，仁宗并非刘后亲生的这个秘密也就逐渐公开了。至于是谁最早告诉仁宗实情的，可能不是那么重要，不过这个告诉仁宗事情的这个人，肯定对刘后进行加油添醋的处理。一些资料显示，在仁宗得到自己的身世后，其震惊无异于天崩地陷。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悲伤，一面亲自乘坐牛车赶赴安放李妃灵柩的洪福院，一面派兵包围了刘后的住宅，以便查清事实真相后作出处理。（仁宗之所以这样的处理，肯定是有人说了刘后的许多不是，包括了手段的恶劣等等）。此时的仁宗不仅得知了自己的身世，而且听说自己的亲生母亲竟死于非命，他一定要打开棺木查验真相。当棺木打开，只见水银浸泡、尸身不坏的李妃安详地躺在棺木中，容貌如生，服饰华丽，仁宗这才叹道：“人言岂能信？”随即下令遣散了包围刘宅的兵士，并在刘太后遗像前焚香，道：“自今大娘娘平生分明矣。”言外之意就是刘太后是清白无辜的，她并没有谋害自己的母亲。

　　　　　　　　不过对于李氏之死的处理，算是刘后的一次积德的处理，也为她自己死后得到安稳打下了好的基础，否则仁宗一旦发现亲生母亲是被迫害致死，那么刘后死后就是另一番局面了。李妃是在临死时才被封为宸妃的，刘太后在李妃死后，最初是想秘而不宣，准备以一般宫人礼仪举办丧事。但当时的宰相吕夷简力劝大权在握的刘太后，要想保全刘氏一门，就必须厚葬李妃，刘后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决定以高规格为李宸妃发丧。生母虽然厚葬，但却未能冲淡仁宗对李氏的无限愧疚，他一定要让自己的母亲享受到生前未曾得到的名分。经过朝廷上下一番激烈争论，最终，将真宗的第一位皇后郭氏列于太庙之中，而另建一座奉慈庙分别供奉刘氏、李氏的牌位。刘氏被追谥为庄献明肃皇太后，李氏被追谥为庄懿皇太后。奉慈庙的建立，最终确立了仁宗生母的地位，同时也意味着年轻的仁宗在政治上的日益成熟，逐渐摆脱了刘太后的阴影。

　　　　可以说，对刘后以及亲生母亲的处理，是仁宗当皇帝后真正的第一次处理事情，这个事情的政治意义在于，通过这件事情仁宗开始摆脱了刘后的阴影，有了自己的主见，树立了皇帝的权威。这对仁宗而言，是必需也是必要的。

　　　　其实对于当皇帝的而言，并不担心大臣们之间有矛盾，相反的他们通常会经常借助大臣之间的矛盾来做平衡处理，平衡势力，来确保皇权的无上权威。而自己亲身母亲事情的出现，给仁宗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会来证明自己的实力，虽然这样的机会未免残酷了一点。

　　　　在刘后死去，以及仁宗亲政后，朝廷就会出现这样的局势。依附刘后的这帮大臣急需要寻找新的靠山和皇帝拉近距离，这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另一个部分是依附皇帝的急需要皇帝掌握权力来保障自己的权利；还有就是原来的中立者，你们谁当权我都无所谓，我做自己的事。对于仁宗而言，依附自己的大臣当然是要重用，但他需要明白，难道依附刘后的大臣都不用吗，难道全部一棒子打死，在他的心里他在揣摩。他如何来分辨呢，又如何来处置呢，显然这是他心里的结。

　　　　恰恰这个时候，他并非刘后亲生的消息传来了，于是他抓住了这样的机会。他看到了自己亲生母亲得到厚葬的事实后，他显然是有点吃惊，这与他派兵包围刘后的动作是不相匹配的，他的想法是听到某人的描述后，他认为自己的亲生母亲肯定是被刘后谋害致死，但现在看来，事情却不是这样的，于是他就说了“人言岂能信？”接着又说了“自今大娘娘平生分明矣。”

　　　　这样的两句话，表明了他摆脱了有些人别有用心的挑拨，而且肯定了他对刘后的认可。这是得知亲身母亲是谁后发生的事，这件事表明了他的政治观点，我已经长大了，能够明辨是非了，你们不要搬弄是非，也是告诉依附刘后的大臣，你们可以放心做事，我没有想过要来过大清洗。

　　　　但这样的态度不行，这个态度较为模糊，只能叫依附刘后的大臣放心，但却不能满足依附于皇帝的大臣的要求。于是他出了第二招棋：“追尊宸妃李氏为皇太后。”可以想象，这个事情一出，肯定会有许多大臣反对，但这个恰恰也是仁宗所需要的。皇帝要通过一件事情来体现自己的权威，没有人反对怎么立威呢！

　　　　不过反对仁宗做这件事情的大臣的确不明智，人家找到亲生母亲，心情可想而知，你还要反对，你不是找倒霉吗。

　　　　所以事情的结果就是仁宗追立了自己的亲身母亲为皇太后。他平息对这场朝廷上下激烈争论的办法是，将真宗的第一位皇后郭氏列于太庙之中，而另建一座奉慈庙分别供奉刘氏、李氏的牌位。刘氏被追谥为庄献明肃皇太后，李氏被追谥为庄懿皇太后。奉慈庙的建立，这也代表仁宗建立了自己皇帝的权威。

　　　　而在奉慈庙建立之前，吕夷简、张耆、夏竦、陈尧佐、范雍、赵稹、晏殊等大臣们被贬黜。以张士逊为昭文馆大学士，李迪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王随参知政事，李谘为枢密副使，王德用签书枢密院事。老的班子得到了改革，新的班子建立起来了，仁宗开始实现自己的报复了。

　　 第四章 萧规曹随

　　　　仁宗亲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通过处理亲生母亲和养母的事情而树立起了自己的权威，随即，他改组了政府班子。宋史载：己未，吕夷简罢为武胜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澶州；枢密使张耆罢为左仆射、护国节度使，判许州，寻改陈州；枢密副使夏竦罢为礼部尚书，知襄州，寻改颍州；参知政事陈尧佐罢为户部侍郎，知永兴军；枢密副使范雍罢为户部侍郎，知荆南府，寻改扬州，又改陕州；枢密副使赵稹罢为尚书左丞，知河中府；参知政事晏殊罢为礼部尚书，知江宁府，寻改亳州。 。以张士逊为昭文馆大学士，李迪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王随参知政事，李谘为枢密副使，王德用签书枢密院事。壬戌，御紫宸殿，以张士逊为山陵使兼园陵使。这是发生在四月的事情。壬寅，录周世宗及高季兴、李煜、孟昶、刘继元、刘鋹后。癸卯，命审刑、大理详定配隶刑名。戊午，减天下岁贡物。这是发生在六月的事情。显然这是一着人事安排，对于这样的安排没有对错之分，对于原来的官员，进行任免升降只不过为了鼓励积极性，树立自己的权威，并不是被罢的官员有什么大错，只不过他们在事实上或名义上曾经是刘后较为看重的官员罢了，皇帝亲政，要树立权威，就必须达到皇太后的权威，而最好的办法是把这些官员先罢黜，再任职一批自己阵营的官员，然后为了普天下都知道皇帝亲政了，就在全国范围内再招录一批新人，这是仁宗亲政选择的路径，也是必由之路。值得一说的是，仁宗的手段温和，没有借此机会大兴刑狱，也算是他的仁慈之心了。并且中间的一些官员后来陆续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并没有因为他们曾经追随刘后就永不录用，其实，利用改朝换代屠杀一些不同政见的大臣，这在一些王朝也屡见不鲜，好在仁宗没有效法如此。为了更大程度上显示皇帝的仁厚，仁宗又在当月下诏减天下岁贡物，这是新皇帝的恩诏。一般皇帝有什么大喜事，一般是要恩惠天下的，一般是减刑，就是对犯罪的人减刑，有的凡了死刑的，碰上这么个机会，就不死了，这在电视剧中挺常见；或是减赋税和岁贡，就是减少一点收费，当然也有期限，一般是一年，也不能永久减啊。当然碰上朝廷有什么大事，也有加赋税的时候，比如对外的战争，这都是促使增加赋税的理由，当然也有一些无理增加的，那就是因为皇帝昏庸无道了。

　　　　宋朝这个朝代显得比较“文”，主要在于他们不大愿意去改变一种祖宗定下来的法度，当然也是一种政治博弈的结果。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君君臣臣倒还有那么点平等的味道，尽管皇权是至尊无上的，但是皇帝却并不能为所欲为，惩罚的手段也只有罢黜，当然有严重的，有处死的，岳飞就是典型的一个，但仁宗对于判处死刑还是比较慎重的，所以无论围绕自己的亲政前后，他都没有过激的行为。哪怕是在刘后死后，有的人依然希望仁宗长不大，建议在刘后死后还来一个太后辅政，虽然最后没有实现，但是仁宗还是没有恼羞成怒，有人说他修养好，不过，即使这是修养的问题，但更是政治问题，仁宗还是分得轻重的。越是在这样的当口，你突然来过大变样，显得歇斯底里，从而伤害了一些不明真相大臣的心，事情反而不好办。

　　　　关于这个事情，有一些零散的记载。大概是因为刘后主宰朝廷11年之久，许多的官员就养成了一种惯性思维，习惯了这样的一种 架构，当然也有是利益在里面，不愿意皇帝亲政的。仁宗的老爸有几个皇后，刘皇后死了之后，还有一个杨皇后。在刘后死了之后，据说刘后遗诏“以杨太妃为皇太后，参决军国事”。朝廷上一些各怀心思的人就跟着说，刘太后死了，杨太妃还在，那就让杨后接替刘后的位置，继续垂帘听政吧。仁宗就是再老实，也不可能在坐等了十余年之后还当一个傀儡皇帝，再说，朝中大部分的大臣也是不同意的。即使在刘后还在，朝中诸如范仲淹等就多次要求刘后还政。这股势力毫无疑问是维持朝廷坚持正统的一股势力，这股势力大部分是维护皇帝权威的。所以，尽管有人不切适宜的提出了仍搞太后垂帘听政，但显然已经对赵祯构成不了威胁。这时候的主流已经是皇帝亲政了，但是这样的事情至少证明了朝廷上还有人不是皇帝或是不喜欢皇帝亲政的人。对于这件事情，从范仲淹的一个奏折中可以反应出来，据《续资治通鉴》记载：“以太常博士、秘阁校理范仲淹为右司谏。仲淹初闻遗诰以太妃为皇太后，参决军国事，上疏言：“太后，母号也，自古无因保育而代立者。今一太后崩，又立一太后，天下且疑陛下不可一日无母后之助矣。”时已删去参决等语，然太后之号讫不改，止罢册命而已。”这个话说的可谓是入木三分，又恰好说到了仁宗的心坎上。这句话的意思是，我听到太后遗诰要以太妃为皇太后，参决军国事，这简直是笑话，太后本身是对皇上母亲的尊称，，从古至今，没有因为照顾生活起居就立为太后的。而且现在一个太后死了，又立一太后，这不是让天下的人耻笑皇帝长不大，不能一天没有母亲的帮助吗。

　　　　仁宗对于这样的奏折自然是同意了，删去了“参决军国事”一类的话，但是依然尊杨太妃为太后，这一轮风波总算是过去了。不过在这样的风波中，范仲淹还是走进了仁宗的心坎，也许范仲淹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太过于出名，以至于人们忽略了他的谏官的身份，以及他的直言进谏的胆识，丝毫不必魏征差。范仲淹为官，也是经历大起大落。不过大抵与他的进谏不无关系。据司马光的《涑水记闻，第十卷》记载：

　　　　顷之，冬至立仗，礼官定议欲媚章献太后，请天子率百官献寿于庭，仲淹奏以为不可。晏殊大惧，召仲淹，怒责之，以为狂。仲淹正色抗言曰：“仲淹受明公误知，常惧不称，不知己羞，不意今日更以正论得罪于门下也。”殊惭无以应。这里记载比较模糊，没有详细写明，不过大致可以知道，一个礼官议定的天子率百官献寿给太后的事情，范仲淹却上奏不可，害得当时高居丞相之职的晏殊怕得要死，可见这个事情并不是小事，但是面对他的怒责，他依然无惧，不改自己的初衷，可见其谏骨铮铮。毫无疑问，刘后是不会赏识范仲淹的，偏偏他还不识相，天圣八年，已经是不招待见的河中府同判范仲淹又上疏，请太后复辟，其略曰：“陛下拥护圣躬，听断大政，日月持久。今皇帝春秋已盛，睿哲明圣，握乾纲而归坤纽，非黄裳之吉象也。岂若保庆寿于长乐，卷收大权，还上真主，以享天下之养！”疏入，不报。意思是太后你把握朝政已经很久了，现在皇帝聪明睿智，且年龄也正好，请你把朝政还给皇帝，自己去享受天伦之乐。这样的奏折，没有人报，也没有人敢报，于是这次进谏的结果就是贬范仲淹离京，调赶河中府任副长官——通判。一直到皇帝亲政后，因为以前对范仲淹的印象，以及对于再次上奏折要求不能再搞太后参军国事，仁宗把范仲淹当作了心腹，召回京师，派做专门评议朝事的言官——右司谏。

　　　　古话常说“自古忠臣无好死”，这句话虽然有失偏驳，但是魏征如果不是遇到了李世民，恐怕不会有那么好的结果。范仲淹的这种性格，也决定了他几起几落的命运。皇帝要的是对自己有利的大臣，一旦对自己的事情不利，就要行使至高无上的特权了。这次的起落与仁宗亲政后的一件大事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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