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遗址的出土文物中，除了特色鲜明的青铜纵目面具和金杖外，在1986年发掘的1号、2号祭祀坑以及2021年新发现的6个祭祀坑中还出土了大量的象牙和海贝。
出土象牙很好解释。夏商时期气候温暖湿润，黄河流域尚且有象群活跃，更何况是地处西南的三星堆。《山海经》即有明确记载：“又东北三百里，曰岷山，其兽多犀、象”。
3号坑出土的120根象牙还没来得及检测，但1986年发掘的2号祭祀坑出土象牙已被证实属于亚洲象，这基本佐证了《山海经》中的记载，三星堆发现的大量象牙应该是源自蜀地的亚洲象群。
但海贝却无论如何不可能是蜀地自产了。夏商周三代及之前，中国有使用贝作为货币或装饰品的传统。贝又分为蚌贝和海贝，蚌贝即蚌壳，产自江淮一带，海贝则是深海产物，不仅如此，三星堆出土的海贝中还有一种环纹货贝（齿形沟槽），这种贝只产于孟加拉湾和阿拉伯海之间的地区。而四川是毫无疑问的内陆腹地。
所以，三星堆的海贝只可能是外来输入。对此，主流的解释认为：三星堆海贝是通过“蜀身毒道”，即古代西南的丝绸之路由印度直接输入到蜀地的。
为什么要用“直接”这个词呢？因为纵观包括云南在内的蜀身毒道上出土的海贝，其年代最早的也不过春秋时期，比三星堆晚了上千年之久。这就只有一种可能性，三星堆人与古印度地区直接进行了经济文化交流，没有经过中间地带的中转传播，所以才不会在间隔地区留下传播痕迹。
不可否认，三星堆同期的印度地区的确富产海贝并且有以齿贝作为货币的传统，而考古发现的三星堆文明也具备了开辟古丝绸之路的可能性。这会让人很自然地联想到三星堆祭祀坑中的海贝是与古印度地区直接交流的结果。
然而，这一主流的解释恐怕是错的，它忽略了另一个极端重要的影响因素：殷商王朝。殷墟妇好墓中同样出土了多达7000枚海贝，其中不乏来自阿拉伯海西北的阿曼湾海贝，而妇好墓仅仅是殷商中晚期贝随葬习俗的一个代表，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比如山东苏埠屯商代晚期墓葬中也同样发现了3990多枚海贝。
这就有了三种可能性：一是三星堆祭祀坑中的海贝的确是直接与印度地区文化交流的结果，并进一步将这种交流结果传播到了中原的殷商王朝。二是三星堆文明和殷商王朝有着各自的海贝来源通道。三是三星堆的海贝其实来自殷商王朝。
个人愚见，第三种可能性更大。首先从规模上看，仅仅一个妇好墓出土的海贝（近7000枚）就已经超过了三星堆目前已知的数量（4700枚），如果是蜀地向殷商输入海贝，没有理由输出地的规模会小于输入地。
其次，从时间序列上来看，三星堆1号坑出土的商式罍、尊等青铜器，年代上限不会早于商王武丁（妇好丈夫）时期；出土4000余枚海贝的2号坑，也发现了与殷墟妇好墓相同的铜圆尊，其年代上限不会早于殷墟文化第三期，即武丁之孙廪辛时期。
第三，从祭祀习俗上来看，三星堆1、2号祭祀坑中出土的罍、尊等容器的海贝与殷商贮贝的习俗相同，都是在向祖先或神灵奉献祭品。而甲骨文卜辞中“蜀”字出现频率最高的也恰恰是武丁在位时期。
第四，从三星堆出土青铜器的铜矿矿源检测结果来看，三星堆人铸造青铜器所用铜矿，与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青铜器具有十分明显的渊源，与长江中下游的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古冶矿矿源一致。
综上，“三星堆出土的大量海贝源自与印度地区的直接交流”的说法目前只是猜测，没有切实的依据。反倒是殷商与三星堆文明的交流，在考古学和文献记载中有着确凿的证据。
所以，三星堆大量海贝以及祭祀坑中放入海贝的习俗，应该是受殷商影响的结果，而非直接来自印度地区。（至于殷商王朝海贝来源渠道暂不在本文探讨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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