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中后期之所以出现各类“奇葩”皇帝，从根本上来说朱元璋负有一定责任。刚刚建国之初，百事俱废的情况下，朱元璋首要抓住的确是如何给他的子孙们谋福利，目的在于保证这个基业永远巩固下去，为此他像一个兢兢业业的农民一样，保护自己的私有财产般的固执和坚决。很大程度上他非常看重留给子孙的两份遗产。
一份是在朱元璋看来最宝贵的《皇明祖训》，在他看来，这是能保护大明王朝的看家法宝。早在洪武二年（1373年）在政治初步运行后，就投入了大量精力组织编纂《皇明祖训》。前后历时六年，七易其稿，并严肃告诫：凡我子孙，钦承朕命，无作聪明，乱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苦口婆心，絮絮叨叨地告诫子孙后代该如何做皇帝，如何管理好这个国家。
第二份是用制度强化家族特权。朱元璋对子孙慈爱有加规定亲王府每年有五万石禄米，亲王子为郡王的，每年也有一万石禄米。那些在战场上立下赫赫战功的公爵们，如魏国公徐达最高禄米才有五千石，韩国公李善长才只有四千石，其余都在三千石。不仅如此，藩王的地位仅次于皇帝，大臣无论位置多高，也都要对亲王行拜礼。对此《皇明祖训》明确记载：“凡朝臣奉使至王府，或因使经过见王，并行四拜礼。虽三公、大将军，亦必四拜，王坐受之。” 朱元璋还是觉得不够，又在此后规定：“若使臣道路本经王国，故意迂回躲避，不行朝王者，斩。”
甚至从“如何行政“、“如何执法” 的大章法到“如何安排日常起居”“如何管理后宫”等微末细节。当时就有人感叹说：“我朝亲亲之恩，可谓无所不用，其厚远过前代矣。”很大程度来讲，朱元璋的帝国设计就是围绕朱家大家庭进行的资源分配，农民思维的分家，让这些藩王从小便获得了与生俱来的锦衣玉食和恣意骄纵。在当时，藩王们往往因为大量生育子女而获得一份俸禄，于是比着多生孩子“宗室年生十岁，即受封支禄，如生以镇国将军，即得禄千石。生十将军，即得禄万石已……”在如此丰厚的鼓励下，这些藩王无不广选妻妾，进行大量生育。到了嘉靖三十二年（1553）皇族人数增长到一万九千六百一十一人，到了万历三十二年猛增至八万多人《洪武皇帝大传》到了明朝末年，朱元璋的子孙已经达到一百万人之多，创造了古往今来的皇帝子息之最，而这些占据了大量的明朝资源。
或许朱元璋自己都没想到，正是他一手制造的给子孙们超高待遇，让他们多数成了不学无术，浪荡嬉戏，整体综合素质滑坡。加上明朝皇位继承人的偶然性，许多骄纵的藩王们有的对于做皇帝根本没有准备，从未接受过系统的政治历练，他们更多的是想做一个自由自在，纸醉金迷的王爷，而非皇帝。而当了皇帝后缺乏责任心 ，往往是任意而为，面对文官集团，既缺乏强势主导，同时又因各种“祖制”的制约最后干脆自己玩自己的，最终这些奇葩皇帝的身上多了市井流氓气息，暴发户式的享乐让明代皇帝一个不如一个。
与清朝遴选皇太子不同，比如，乾隆把颙琰的名字藏在“正大光明”匾额后，乾隆曾在天坛圜丘向天祷告，这个孩子如果有能力继承国家大业，则祈求上天保佑他诸事有成，如果并非贤能之人，则愿上天让他短命而死，不至于继承大统，贻害社稷。（《清高宗实录》）与皇权政治相比，亲情永远被排在第二位，而明朝整体缺乏的就是对帝业的这种责任心，更多的是注入了一个富家子弟的任性色彩。明朝以朱元璋勤苦治国开始，到崇祯的呕心沥血为终收尾，但这些无济于事，关键在于中间的这些奇葩皇帝们已经把帝国精力耗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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