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书，从经史子集到稗官小说，毛主席几乎无所不读。这也是从幼年时代养成的习惯。即使在井冈山时期，有机会他还要读点古书。
在延安时期，读书的条件好一些。他托人买了两套中国历史通俗演义（蔡东藩著），除自己阅读，还向别人推荐。
从他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八日给谢觉哉的信里可以知道，他当时还有《容斋随笔》和其他笔记小说。范文澜那时送给他的一套《笔记小说大观》，后来带到了北京，现在还存放在毛主席故居。 进北京以后，根据毛主席对中国古籍的广泛需要，特地买了一部《四部备要》，并陆续添置了其他一些古书。在一九五二年，给他添置了一部大字本的《二十四史》，这就是一些人熟知的毛主席经常阅读并作了大量圈、划和批注的那部《二十四史》。
《四部备要》对中国的主要古籍收辑得比较齐全，据了解，不说全部，恐怕绝大部分，毛主席都读过了。
除此之外。毛主席还阅读或者浏览了大量中国古典文学（包括诗、词、曲、赋、小说等）和各类杂书。所说杂书，也都是有知识性和趣味性的书籍，如《智囊》、《笑林广记》之类。
毛主席对中国史书读得最多，四千万字左右的《二十四史》他是通读了的，有些部分不只读过一遍。他认为有意义的人物传记，还经常送中央领导人阅读。
《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纲鉴易知录》、各朝纪事本末等，他也通读了。关于毛主席读史的情况，在工作人员登记本里有这样一段记载：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日，毛主席要《宋史》，我们送去《宋史》和《宋史纪事本末》。十一月二十三日，要其他各朝纪事本末。二十四日，又要《续通鉴纪事本末》。他说：看完《元史》，再看《通鉴纪事本末》，而后读《续通鉴纪事本末》。毛主席有计划地阅读史书，由此可见一斑。 毛主席嗜爱中国古书，但并不特别要求读古版本的书（这里说的古版本，不是指影印的古版本；影印的古版本他还是很喜欢的，如影印宋《楚辞》等）。
在他的藏书中，既无宋版书，也极少明版书。他不是古董鉴赏家和收藏家，也不作烦琐的考证，而对于古书内容的研究和理解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在许多方面实为一般学问家所不及。 毛主席从阅读大量的古籍中，批判地汲取和继承了中国古代的优秀文化。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像他那样熟悉的，不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就是在近代的革命家中，都是不多见的。
批判地汲取和继承中国古代的优秀文化，首先要对中国文化遗产有一个科学的态度。关于这个问题，毛主席在一九六○年十二月对两个外国代表团的谈话中曾作过很好的说明。他说： 应该充分地利用遗产，要批判地利用遗产。所谓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但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的东西与非封建主义的东西区别开来。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不全是坏的，也有它发生、发展和灭亡的时期。我们要注意区别发生、发展和灭亡时期的东西。
当封建主义还在发生和发展的时候，它有很多东西还是不错的。反封建主义的文化也不是全部可以无批判地利用的，因为封建时代的民间作品，也多少都还带有若干封建统治阶级的影响。
我们应当善于进行分析，应当把封建主义发生、发展和灭亡时期的文化区别开来，应当批判地利用封建主义的文化，我们不能无批判地加以利用。反封建主义的文化当然要比封建主义的好，但也要有批判、有区别地加以利用。
我所了解的是这样，我们现在的方针是这样。至于充分利用它们，我们现在还没有做到。古典著作多得很，现在是分门别类地去整理，重新出版，用现代科学观点逐步整理出来。 这就是毛主席对待中国古代文化遗产所取的根本态度，也可以看作是他阅读卷帙浩瀚的中国古籍所得出来的基本经验。 毛主席读古书有两个显著特点：
一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阅读和解释中国古书的内容，这里把它称作“古籍新解”；一是汲取古书中的精华，有的还赋予新的含义，为现实斗争服务，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古为今用”。 毛主席读古书，有一个基本观点，是贯穿始终的，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在中国很多古书里，历代农民起义运动及其领袖人物，大都被当作“贼”、“匪”、“盗”、”寇”，任加贬斥。
但毛主席则给他们以很高的历史地位。毛主席读中国史书，比较喜欢看人物传记.包括农民起义领袖的传记。陈涉、吴广、张角、张鲁、王仙芝、黄巢直到李自成等的传记，他是常要看的。他认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对于孔孟之道，毛主席也不是全盘否定的。1943年，他曾针对那种认为孔孟之道是中国文化的不良传统的观点，指出：“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直到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毛主席在武昌会议上还说：我们共产党人看孔夫子，他当然是有地位的，因为我们是历史主义者。 毛主席对于中国古书中一切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都是很有兴致阅读并加以肯定的。例如，他在读完白居易《琵琶行》之后，带着感情写下这样的评语：“江州司马，青衫泪湿，同在天涯。作者与琵琶演奏者有平等心情。白诗高处在此，不在他处。其然岂其然乎？”他对《聊斋志异》中的《小谢》一篇也写过内容相似的评语，说道：“一篇好文章，反映了个性解放的强烈要求，人与人的关系应是民主的和平等的。” 毛主席对中国著名的古典小说，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提出不少新鲜见解。例如，他说，《东周列国志》写了很多国内斗争和国外斗争的故事，讲了很多颠覆敌对国家的故事，这是当时社会的剧烈变化在上层建筑方面的反映。
这本书写了当时上层建筑方面的复杂尖锐的斗争，缺点是没有写当时的经济基础，当时的社会经济的剧烈变化。
他认为在揭露封建社会经济生活的矛盾，揭露统治者和被压迫者的矛盾方面，《金瓶梅》是写得很细致的。毛主席把《红楼梦》看作是一部描写封建大家族衰亡和封建社会阶级斗争的小说，给予高度评价，也充分肯定了小说描写的主要人物贾宝玉对封建制度的叛逆性格。
同时又指出，书中的两位主角贾宝玉和林黛玉，对现代青年来说是不足为训的。贾宝玉不能料理自己的生活，连吃饭穿衣都要丫头服侍。林黛玉多愁善感，常好哭脸，她瘦弱多病，只好住在潇湘馆，吐血，闹肺病。我们不需要这样的青年！我们今天需要的青年是有活力，有热情，有干劲和坚强意志的革命青年。
毛主席对《西游记》及其作者颇为称赞。他对《两游记》第二十八回一段文字写的个批语说：“‘千日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恶，恶常有余。’乡愿思想也。孙悟空的思想与此相反，他是不信这些的，即是说作者吴承恩不信这些。他的行善即是除恶。他的除恶即是行善。所谓‘此言果然不差’，便是这样认识的。”这个批语，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毛主席在善恶问题上的辩证观点。
毛主席对于凡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具有革新思想和革命精神的人物，都给以程度不同的肯定评价。他很推崇和赞赏战同时代的伟大爱国诗人屈原，唐朝中期实行政治改革的二王（王伾、王叔文）、八司马（柳宗元、刘禹锡、韩泰等八名士），明朝那位大胆揭露假道学的思想家李卓吾，清朝地主阶级的改革派魏源、龚定庵、林则徐，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资产阶级革命家章太炎、邹容、陈天华等，很爱读他们的著作和传记。
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章太炎的《驳康有为书》，邹容的《革命军》以及记载他们政治活动的历史资料，他是经常要看的。
康有为的这两本书，在学术考辨方面没有什么特别的重要性，但在思想上对封建传统思想加以涤荡，对守旧的顽固派给以打击。因而，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起到解放思想的启蒙作用，为维新变法作了舆论准备。
毛主席对章太炎和邹容的英勇的革命精神和笔锋犀利的文字，深为赞佩。为表示对这两位革命家的怀念，毛主席在《革命军》一书扉页的邹容肖像旁边，挥笔书与了章太炎狱中赠邹容的那首诗：“邹容吾小友（弟），被发下瀛洲。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糇。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当（须）掺手，乾坤只两头。”
在一九五八年的成都会议上，毛主席又提到章太炎和邹容。他说：四川有个邹容，他写了一本书，叫《革命军》，我临从北京来，还找这本书望了一下。他算是提出了一个民主革命的简单纲领。他只有十七岁到日本，写书的时候大概是十八九岁。二十岁时跟章太炎在上海一起坐班房，因病而死。
章太炎所以坐班房，就是因为他写了一篇文章，叫《驳康有为书》。这篇文章值得一看，其中有两句：“载湉小丑，不辨菽麦”，直接骂了皇帝。这个时候章太炎年纪还不大，大概三十几岁。 毛主席说：“读历史的人不一定是守旧的人。”毛主席喜欢阅读历史上那些起过进步作用的、对旧势力旧制度具有反叛性格的革新者、改革家和革命家的著作以及他们的传记，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毛主席不断前进，不断创新，不断探索新道路、开拓新世界的精神面貌。 毛主席一贯鼓励人们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清理中国古代文化。在这方面，凡有成绩者，皆鼓励之；凡有不足者，加以劝说；凡违反者。给以批评；而对于世界观已经固定的老先生们则不强求之。
一九四〇年，范文澜在延安新哲学会上作了一个关于中国经学简史的讲演，毛主席读了讲演提纲，十分高兴，称赞说：“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一九四四年毛主席读了李健侯所著《永昌演义》的书稿后，致信李鼎铭，一方面称赞作者“经营此书，费了大力”；又一方面指出该书“赞美李自成个人品德，而贬抑其整个运动”的缺点。
同时指出，中国自秦以来二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的力量主要的是农民战争，并以商量的口吻表示，企望作者能持这个新的历史观点对书稿加以改造。一九六五年毛主席读了章土刽的《柳文指要》下部以后，写信给章士钊说，此书已经读过一遍，还想读一遍。“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但此事不能求之于世界观已经固定之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 毛主席阅读中国古书是同现实生活相联系，为现实斗争服务的。他同那些信而好古，钻到故纸堆里出不来的人，大相径庭；同那些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国家的历史一点也不懂或者懂得甚少的人，也完全不同。 一九五四年冬，有一大，毛主席与吴晗谈起整理、标点《资治通鉴》时说：《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从毛主席这些话里可以看出，他读古书，特别是读古代史书，其着眼点是为了今天，这就是古为今用。 在毛主席的许多讲话和谈话中，引用的古籍就更多了。毛主席能够随时自如地引用古书中的文章、诗句和典故，或者说明一个政治思想原则问题，或者阐述一个深刻的哲学道理，或者论证一个军事策略思想，或者借鉴一个历史经验，给人以新颖而形象的感受，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说服力。
“实事求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任人唯贤”，“百家争鸣”，“多谋善断”等等
这些言简意赅的古语，被毛主席发掘出来，为群众所掌握，有的成为我们党所遵循的思想路线，有些成为党内组织生活的原则和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范，有些则是党的某一方面的工作方针或者具有普遍意义的工作方法。 一九三九年九月十六日，毛主席在答三记者问时，用东汉朱浮写给彭宠的一封信中的两句话：“凡举事无为亲厚者所痛，而为见仇者所快”，批评蒋介石对共产党搞什么限制“异党”、“异军”等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而不利于抗战的反动行径，一针见血，切中要害。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毛主席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书中，批评我们有些部队、机关、学校负行政指挥责任的同志不大去管生产活动，是因为他们“中了董仲舒们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些唯心的骗人的腐话之毒，还没有去掉得干净”。 在一九四五年七大闭幕词里，毛主席用“愚公移山”这个古老的寓言，比喻和激励中国人民把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进行到最后胜利的决心，起了极大的动员和鼓舞作用。
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五日在《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空喊“全面和平”？》一文中，毛主席借用元朝人萨都刺《登石头城》一词中“天低昊楚，眼空无物”，说明国民党四分五裂，众叛亲离，日暮途穷的状况。
在同年八月十八日写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又用李密《陈情表》的两句话“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刻画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中国人民革命高潮中彻底孤立的形象。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时候，毛主席在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谈话时，借用韩愈的《送穷文》，表达了中国人民要求摆脱贫穷落后的意志和愿望。他说，我们也要写“送穷文”，中国要几十年才能把穷鬼送走。 毛主席还多次讲过卞和献璞的故事。这个故事说：楚国有个卞和，得到一块很好的玉石，献给楚王，楚王说他骗人，把他的左脚砍掉了。第二次又献上去，还说他骗人，把他的右脚砍掉了。卞和坚信真理，坚信自己献的是好玉石，第三次再献上去，被确实证明了是块好玉。才取得了信任。毛主席讲这个故事说明，要使人们相信真理，抛弃偏见，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为此甚至还要作出某种牺牲。 毛主席引用宋玉的《风赋》告诉我们，做一个领导者要善于辨别政治风向，在风“起于青萍之末”的时候就要引起注意，当然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
毛主席以南北朝梁将韦睿的事迹教育我们的干部。《南史》的《韦睿传》中有这样一段记载：“睿雅有旷世之度，莅人以爱惠为本，所居必有政绩。将兵仁爱，士卒营幕未立，终不肯舍，井灶未成，亦不先食。”
大意是说，韦睿这个人，豁达大度，古来所无，其在职位，必有政绩，对部下十分爱护，与将士同甘共苦，自身非常艰苦朴素。在这段记载的旁边，毛主席写了一句批语：“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此类批语在《韦睿传》中还有不少，如“躬自调查研究”，“将在前线”，“不贪财”，“干部需和”，“仁者必有勇”。这些称赞韦睿的话，不也就是我们的干部应当学习的吗？ 毛主席还以东吴大将吕蒙发愤读书的故事，教育我们军队的高级干部应当努力读书学习，提高自己的理论和文化水平。他说：吕蒙是行伍出身的，没有文化，很感不便。后来孙权劝他念书，他接受劝告，勤读苦读，以后当了东吴的统帅。我们现在的高级军官中，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行伍出身，参加革命后才学文化的，他们不可不读《周瑜鲁肃吕蒙合传》。 毛主席读《二十四史》和其他古籍，写了不少关于战略战术的批语。《智囊》中有一段讲唐太宗用兵之道的，略谓：“唐太宗尝言自少经略四方，颇知用兵之要。每观敌阵，则知其强弱，常以吾弱当其强，强当其弱。彼乘吾弱，奔逐不过数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阵后反而击之，无不溃败。盖用孙子之术也。”
对此，毛主席写了一个批语，并对唐太宗、朱元璋的军事才能有所评价。他说：“所谓以弱当强，就是以少数兵力佯攻敌诸路大军。所谓以强当弱，就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以五、六倍于敌一路之兵力，四而包围，聚而歼之。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
毛主席有关这方面的批语，还有如：“先退后进”；“中间突破”；“有强大的战斗后备队”；“攻魏救赵，因败魏军，千古高手”；“胡柳陂正面突破不成，乃从东向南打大迂回，乘虚而入，卒以成功”，“契丹善用诱敌深入战，让敌人多占地方，然后待机灭敌”，等等。 在阅读战争方面的历史时，毛主席特别强调不杀俘虏。据《新五代史》记载：梁将王彦章被唐庄宗俘获，庄宗劝其投降，王不从。遂被杀。此处毛主席批道：“杀降不可，杀俘尤不可。”在读《三国志》时还有类似的批语：“杀降不武。”“杀降不祥，孟德所不为也。” 毛主席用中国历史上的战争事例说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在《选集》中屡见不鲜，此处不再赘述。毛主席还以梁鸿不因人热的故事教诲自己的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鼓励他们要有志气，要靠自己艰苦创业，不要仰仗他人。
标签： 各朝历史书籍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