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城的选择，实际是由经济核心所在地决定的。经济核心是在气候变迁的推动下逐渐往东南转移的，都城位置也随之而变。
从一场战事，说气候的变迁。
河南古称“豫”，意思是有大象的地方。竺可桢先生认为：“豫字就是一个人牵了大象的标志，这是有意义的。”直到西周，还有把大象用于军事的记录。
公元前1045年，管叔、蔡叔等人联合纣王的儿子武庚叛乱，叛军主力是商朝遗民。周公让姜子牙总督东夷事务，自己带领周军主力镇压武庚的叛军。武庚自料打不过周公大军，便避重就轻率兵攻打姜子牙的东夷地区，打得姜子牙溃不成军。周公联合姜子牙，用了三年才把武庚镇压下去。
能打得姜子牙抵挡不住，与周军硬杠三年，武庚大军的战力可见一斑。武庚大军当中，最让周人害怕，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象军”。
这支军队应该是骑在象身上，一边驾驭大象猛冲，一边居高临下射箭。这支军队碰到周军就是碾压，所向披靡，连姜子牙都无计可施。《吕氏春秋》中记载了这支独特的军队，“商人服象，为虐东夷”。
大本营是河南的商朝，能有专业的“象军”。可见至少商朝河南一带是盛产大象，如果没有足够的数量，是不会成规模的运用于军事的。
从魏国开凿的大运河~鸿沟，说一说北方的降水。
据竺可桢先生考证，古代的北方中原地区在很长时间内是“水乡”，降水量是很丰富的。
竺可桢先生说，北方中原地区的降温、降水量减少是从西周初期开始的。然而，一直到战国时期，中原地区的降水量依然很丰富。
魏国首都大梁的附近有一个叫圃田泽的大型湖泊，方圆300里。公元前360年，魏惠王下令开凿从圃田泽到大梁渠，然后用20年时间向东南延伸，注入淮河。把黄河、淮河之间的主要水系连结起来，越国就曾经用船经刊沟把粮食运入魏国，支援魏国作战之用。魏国因为鸿沟成为最富裕的国家，大梁更是成为天下最繁华的地方。
然而，现在的鸿沟，已经完全干涸了。
让人疑惑的是，魏国如此大的运河开凿工程，居然没有对民生造成影响，这与隋朝运河的开凿形成鲜明对比。其中唯一的解释，就是魏国水量丰富，开凿运河相对方便；而隋朝缺水，开凿的工程量太大，这从魏国方圆300里的圃田泽就能看得出。
气候方面降水量渐少、变冷，使得经济重心向东南缓缓移动。
自西周开始，北方中原地区的气候朝着寒冷、干燥的趋势发展。到宋朝时期，北方的气候已经与今天相差无几。
宋朝时期，因为寒冷干燥出现了很多以前没有的变化。大运河因水量不足不再经过洛阳，关中地区的“渭川千亩竹”消失了，大梁附近的300里湖泊也消失了，甚至宋朝还出现了“燃料”危机。
寒冷、干燥的气候使得北方地区植被减少，人们做饭取暖用得木柴供应不足。人们便对以前的“禁采区”下了手，甚至把历代皇帝陵墓上的树木樵采一空。李世民陵墓的树木也不能避免，连大宋皇帝专门下圣旨也保不住这些树木，让皇帝很无奈。
受寒冷、干燥影响的不只是木柴供给，整个农业生产都受到了影响。
宋朝人为保住“粮食安全”，养活上亿的大宋人民。政府投入极大精力，一边引导民间采煤以代替木柴，一边积极发展南方的农业生产。在南方兴修水利，引进占城稻，湖广、江南迅速发展起来。
随着农业重心的南移，经济重心也在缓缓南移。在经济中心南移过程中，由于我国地形西高东低，水汽从海上西进越远，降水量就越少。所以，同一纬度上东面临海的地方经济就比较发达。
北宋末年，随着金国南侵，宋人南渡后海贸的兴起，经济重心彻底转移到了沿海的江南地区。
中国首都所在地的变迁。
1，宋朝以前的长安~洛阳体系。
在宋朝以前，北方的关中平原、华北平原的人口规模、粮食产量占据全国的首要位置。首都的选择，必须要把这两个平原的控制权放在第一位。
商朝，关中地区刚刚被周人开发出农田，规模不大，商朝没有把关中地区作为重中之重。商朝首都没有把关中平原作为首要重点，首都一直在河南境内，重点放在了华北平原。
商朝末年，关中地区的农业被周人发展的颇具规模。周朝兴起后，把关中平原、华北平原作为重中之重。首都选择了镐京、洛邑体系，同时监控两个平原。此后一直到唐代的几乎每个朝代，只要能力允许，大都选择洛阳、长安这个都城体系。
2，北京~南京体系。
南宋时期，金国人为兼顾塞外老家和中原的领土，定都于中都（北京）。中都隔着燕山背靠草原、辽东，南凭借运河极尽中原之利，东有海运之利。南宋则定都于临安。
元朝时期，蒙古人为兼顾塞北老家，定都于大都（北京）。
明朝前期，定都于经济重心的南京。后迁至北京，但是保留了南京的行政体系，实施南北双都制。
清朝时期，少数民族出身的统治者，再次选择了北京做首都。
民国时期，北洋政府定都于北京，国民政府定都于南京。
解放后，定都于北京。（本文原创，图片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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