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未能通过多次北伐实现他“兴复汉室”的宏伟政治目标，那么对他在军事生涯中的用兵才能，又该如何总结和评价呢？
陈寿在《三国志·诸葛亮传》的末尾对诸葛亮的用兵才能有一句带有负面性质的评价。他说：
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
意思是说，诸葛亮虽然擅长于文治方面的施政，但是在武功方面他连年出动大军，却未能取得北伐的成功，大概应对战局的变化不是他所擅长的吧？
寥寥十九字，却引来后世的争论纷纷。陈寿的这种评价正确吗？符合客观实际吗？如果不是的话，他为何又要这样说呢？
对于陈寿的这番评论，后世论者大体有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陈寿之论带有挟嫌报复的成分，因为他早就对诸葛亮有所不满，于是借机在此处的史文中，对诸葛亮做出这一负面性的评价。《晋书》编撰者，以及《魏书》中记载的北魏毛修之，就主张这种观点。
唐代史臣编撰的《晋书》卷八十二《陈寿传》，有如下记载：
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亦坐被髡，诸葛瞻又轻寿。寿为亮立传，谓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言瞻“唯工书，名过其实”。议者以此少之。
北魏时期的朝廷大臣崔浩、毛修之两人，曾经讨论过陈寿对诸葛亮的这一评价，《魏书》卷四十三《毛修之传》中记载了他们之间的大段谈话。毛修之起初偏向于认同陈寿挟嫌报复的说法，他对崔浩说：
昔在蜀中，闻长老言，寿曾为诸葛亮门下书佐，被挞百下，故其论武侯云“应变将略，非其所长”。
但是，崔浩的看法却不同，他首先高度赞扬了陈寿的《三国志》，然后对毛修之的说法进行反驳：
陈寿《三国志》，有古良史之风，其所著述，文义典正，皆扬于王廷之言，微而显，婉而成章：班、史以来，无及寿者。承祚之评亮，乃有故义过美之誉。案其迹也，不为负之，非挟恨之矣。
意思是说，陈寿的《三国志》，具有古代优良史书的风范，书中著述的内容，文辞典雅、意义正当，都是能够在朝廷上公开的言论；而且书中的叙事风格，时而幽微时而显著，以婉约的笔调构成篇章：自从班固《汉书》、司马迁《史记》出现以来，问世的史学著作都没有能够赶上陈寿《三国志》的。至于承祚（陈寿字）在传文中对诸葛亮的总体评论，已经属于老部下对上司的过度赞美了。仔细考察诸葛亮的事迹，陈寿的言论并没有辜负他，所以并非所谓的挟恨报复之举。
崔浩在为陈寿进行辩护之后，接下来又对诸葛亮的用兵将略做出了一大段负面的评价：
且亮既据蜀，恃山险之固，不达时宜，弗量势力，严威切法，控勒蜀人，矜才负能，高自矫举，欲以边夷之众抗衡上国。出兵陇右，再攻祁山，一攻陈仓，疏迟失会，摧衄而返；后入秦川，不复攻城，更求野战。魏人知其意，闭垒坚守，以不战屈之。智穷势尽，愤结攻中，发病而死。由是言之，岂合古之善将见可而进，知难而退者乎？
意思是说，诸葛亮占据蜀地之后，倚仗重山险阻的坚固地形，完全看不清楚合乎时宜的战略方针，不能衡量对峙双方的形势和力量，使用严厉威权和苛刻法规，以才能自负，故意抬高自己，想以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民众对抗中原的上等国家。他在北伐过程中，先是出兵陇西，再去进攻祁山，还一度进攻陈仓，由于出兵慢坐失良机，结果都是以失败而返；最后他进入关中平原，不再进攻城池，更去追求野战。曹魏方面知道其用意，采取关闭壁垒坚持防守、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策略。最终他智穷力竭，忧愤郁结在心中，发病而死。由此说来，他这一切的举措哪里符合古代善于作战将领的正确做法，即看到有可行之机才进攻，知道形势有困难就退却呢？
上述《晋书》和《魏书》中的两处记载，为我们呈现出相互对立的两种观点：
一种主要针对陈寿而言，认为他做出这种评价，是因为他的史德有问题，属于挟嫌报复之举，这就间接认为，诸葛亮并非“应变将略，非其所长”。
另一种主要针对诸葛亮而言，认为他确实有“应变将略，非其所长”的缺陷，陈寿所言不虚，并非挟嫌报复。
到了考据史学兴盛一时的清代，先后又有多位著名学者加入这一讨论之中，包括朱彝尊、赵翼、钱大昕、王鸣盛、杭世骏等。不过，他们的注意力，大多集中在为陈寿辩护的问题之上。他们各自列举大量的确凿事实，证明陈寿在其《三国志》中，在诸多方面都对诸葛亮表现出极度的崇敬，能够给予诸葛亮高度的评价，堪称一位非常具有史德的史学家；同时他们又认为，唐代官方史臣编撰的《晋书》，喜欢采用一些并不可靠的传说故事，因而才会在《陈寿传》中说他对诸葛亮有挟嫌报复之举。
客观而论，清代这些学者对于陈寿具有史德的论断证据充分、定性正确，完全是公正可信的。那么，诸葛亮是否真的有“应变将略，非其所长”的缺陷？如果没有这种缺陷，原本具有史德的陈寿，又为何要做出这样的评价呢？这是非常值得解读的两个重要谜团。
对第一个谜团，笔者的答案是：根据客观存在的诸多事实可以看出，诸葛亮并非一位欠缺“应变将略”的主帅，陈寿的这两句评论，并不完全符合实际。
所谓的“应变将略”，意思是能够依据军情的变化迅速采取正确的应变措施的将帅才能。这里有两个要点：首先要有“变”，即军情要有突然出现的变化；然后要有“应”，即之后要有迅速和正确的应对措施，从而实现“歼灭敌人，保存自己”的目标。
但是，一位优秀的统兵主帅，应当是一位“全才”，而不是“偏才”。所谓的“全才”，应具备多方面的能力，诸如组建训练军队的能力、正确选择将领的能力、制定战役谋划的能力、改进武器装备的能力、保障后勤供应的能力、观察天文气象的能力、利用地理条件的能力、侦察收集敌情的能力、临机应变的能力等等。至于“应变将略”，即面临军情突变而迅速正确应对，只是上述诸多能力当中的一种。
因此，“应变将略”这四个字的内涵，仅仅只限于临“变”是否有“应”这一局部性的能力，后世的论者不能将其进行无限的外延，否则就是以偏概全了。
比如，《三国志·魏延传》记载，魏延曾在北伐过程中向诸葛亮提出分兵奔袭长安之计，诸葛亮没有采纳。这是作战之前，制定战役谋划能力的范畴。当时并没有面临双方军情的突然变化，并非临机应变能力的范畴。可是后世的论者，大多却以此来断定诸葛亮缺乏“应变将略”，这就显然有把内涵暗中加以外延的问题。
因此，在深入讨论问题之前，就有必要先对“应变将略”的内涵进行上述明确的界定，不能随意加以外延，否则在讨论上就易出现偏差。
内涵有了明确的界定，再来考察历史上的记载就可看出，诸葛亮完全是具有“应变将略”的主帅，以下载于《三国志》《资治通鉴》《华阳国志》等史书的史实，可以为证：
第一次北伐，他出兵进攻敌方的祁山，在马谡前军全线溃败的紧急关头，他临危不乱，处变不惊，立即应对，及时收兵，结果基本保全了蜀军的主力精锐，才使得此后能够重整旗鼓，再度出战。
第二次北伐，他出兵强攻敌方的军事要地陈仓，因战事不利而退军，途中突然出现了魏将王双骑兵追击的军情变化，他立即应对，暂停后退，布阵待敌，而非迅速退走，结果成功斩杀王双，击溃追兵。
第三次北伐，他派遣将领陈式进攻敌方的武威、阴平二郡，此时突然出现了曹魏大将郭淮前来救援的军情变化，他立即应对，亲自率军截击郭淮，郭淮被迫退走，从而使蜀军成功攻占了二郡。这一战法如今依然常用，被称为“围城打援”。
第四次北伐，面临上邽城池迟迟没有拿下，而自己随军带的粮食却日渐减少的军情变化，他立即应对，抢收上邽城郊大片田野上开始成熟的小麦，从而增加军粮储备。接下来在撤军途中，面临司马懿主力军团穷追不舍的军情变化，他又立即应对，以突然回头痛击的战术，当场斩杀三千魏军将士，缴获大批军用装备和武器，取得此次出兵的第一次辉煌战果。继续撤军的途中，面临魏军继续穷追的军情变化，他又立即应对，以设置强弩精兵、埋伏待敌的正确战术，成功射杀魏军名将张郃，取得此次出兵的第二次辉煌战果，大大提升了士气，震慑了魏军。
最后一次北伐，他出兵占据五丈原，司马懿坚壁固守，拒不出战。他依据敌情的变化，立即应对，就地屯田，以备长久作战。此时，病情加重的他又根据这一变化，紧急应对，分批撤兵，成功保全了蜀军的兵力。
以上诸葛亮的种种举措，都属于临“变”而有“应”的正确举措，这就有力地证明：他完全具有临机应变的能力；说他欠缺“应变将略”，明显与客观事实不相符。
除了以上确凿事实，对于诸葛亮杰出的军事才能，就连司马懿这位沙场老对手也有“天下奇才也”的由衷赞叹，事见《三国志·诸葛亮传》、《晋书》卷一《宣帝纪》、《资治通鉴》卷七十二。一个被军事同行兼敌方主帅高度称赞的“天下奇才”，却被说成是欠缺“应变将略”的人物，这岂非矛盾？
最后还有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陈寿的评语“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用的是一种并不完全肯定的揣测性语气。如果他确确实实认为如此，何不直接用诸如“则应变将略，非其所长也”的肯定性语句呢？他在语气上的犹豫，说明他对这一说法也并不敢绝对肯定，而是给后世读者留下了研讨的空间和余地。
总而言之，说诸葛亮“应变将略，非其所长”，与诸多的客观事实和确凿证据不符合，是一个不能成立的评判。
再来解读第二个谜团，即原本是非常具有史德的陈寿，又为何偏偏要在“应变将略”这一点上，做出如此不符合客观事实和确凿证据的评判呢？
史家著史，距离所述时代越远，立场就越客观、越能据实而书，但是时代越久，就越不容易深入了解当时的真相。而距离所述时代越近，真相就越容易深入了解，但是时代越近，越容易受到现实利害关系的缠绕，立场也越难以客观，难以据实而书。以此推断，才会准确体察到陈寿当时的内心。
陈寿《三国志》的编撰，开始于西晋武帝司马炎之时。西晋王朝是从曹魏王朝篡夺而来，动手实施篡夺的司马懿及其子司马师、司马昭三人，原本是曹魏的大臣，而司马昭就是司马炎的生父。陈寿本为蜀汉的亡国降服之臣，他要在西晋王朝的统治之下动笔撰写三国史，距离所述的时代实在是太近了，种种现实的利害关系，迫使他不得不在若干敏感的问题上采取安全性的自保措施。
难以处理的敏感问题主要有两个：
一是正统问题。即在曹魏、蜀汉、孙吴三国当中，究竟应把哪一国作为所谓的“正统”？
二是尊严问题。即对于篡夺曹魏政权的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三人，究竟应该怎样处理和记载他们在历史舞台上的言论和行动，特别是那些有损三人形象尊严的言论和行动？
比较起来，前一个问题更容易处理一点，只消以曹魏为正统即可。以曹魏为正统，相当于以西晋为正统，自然就不会惹祸上身了。虽然后世会有人不以为然，但是至少能够理解自己的艰难处境。
而处理后一个问题则相当困难。因为当初司马懿等三人的言论和行动，包括有损三人形象尊严的言论和行动，早已经成为被各种文献记录下来的既定历史事实，难以完全回避，也难以完全变黑为白，彻底加以涂改。不幸的是，有损三人形象尊严的言论和行动，数量还确实不少。正如唐代刘知几《史通》卷七《直书》所言：
当宣、景开基之始，曹、马构纷之际，或列营渭曲，见屈武侯；或发仗云台，取伤成济。陈寿、王隐，咸杜口而无言；陆机、虞预，各栖毫而靡述。
曹魏皇室与司马氏势力发生激烈权力争夺之际，司马懿在渭河统兵建立军营，曾经面对诸葛亮蜀汉大军而畏缩不敢出战；而曹魏年轻的皇帝曹髦在皇宫的云台召集兵马，却不幸被司马师派遣的心腹将领成济当场杀死。对上述大事，当时曾经各自编撰西晋史书的陈寿、王隐，全都闭口不予言说；陆机、虞预，也各自搁笔不予记述。刘知几认为，对于现实政治中极度敏感的问题，要想让史书的编撰者完全不顾身家安危去做到奋笔直书，这不免有些强人所难。而他在上面史文中所列举的两个突出事例，已是成为既定事实的重大敏感事件，陈寿难以完全回避，也难以彻底涂改。如果陈寿如实进行记载的话，会对司马懿、司马师的形象尊严造成极大伤害，晋武帝司马炎将会龙颜大怒，陈寿很可能因此丢掉性命，他撰写的《三国志》书稿也会毁于一旦。无奈之下，陈寿只好在《三国志》的著述过程之中采取如下措施来应对：
一是尽量回避记载这样高度敏感的事实；实在无法回避，就尽量减省笔墨，只是简单叙述客观事实，不做因果和背景的剖析，只记他人的姓名，不提司马懿等人的名讳。
比如曹魏大将张郃在追击蜀军的途中被射杀，张郃原本并不情愿去追击，认为这不符合“穷寇勿追”的兵法原则；但是怀有借刀杀人险恶用心的司马懿，却以上级主帅的身份以及自己所拥有的特殊诛杀威权，强迫张郃必须执行军令，结果使张郃被蜀军伏兵当场射杀。陈寿在与《三国志》相关的《诸葛亮传》《张郃传》中，对此事的起因和背景全都没有交代，只是简单交代了结果。前者的记载是：“与魏将张郃交战，射杀郃。”后者的记载是：“（诸葛）亮还保祁山，郃追至木门，与亮军交战，飞矢中郃右膝，薨。”这两处记载，都属于此种情形。
二如果实在无法回避，就尽量从司马懿等三人曾经有过的言论中，选取那些可以维护他们形象尊严并且与高度敏感事实密切相关的内容，作为自己评论的基本依据，以此建立起一道保障自己生命安全的防护墙。
陈寿对于诸葛亮缺乏“应变将略”的评论，就属于这样一种情形。
从《三国志》中的《明帝纪》《后主传》以及《晋书》卷一《宣帝纪》的记载可知，从魏明帝太和五年（231年）起，至蜀汉后主建兴十二年（234年）诸葛亮病死为止，四年间曹魏在关中战区负责与蜀军交战的最高指挥官均是司马懿。而诸葛亮自建兴六年（228年）春第一次出兵北伐，至建兴十二年（234年）秋病逝五丈原止，七年间又有一半以上的时间是在与司马懿对垒相争。
就司马懿而言，在他二十余年统兵作战的军事生涯中，恰恰就是这四年，以张郃被射杀为标志，可以说是他最为黯淡无光的一段时间。
在此之前，司马懿曾出镇荆、豫二州战区，挥兵一举全歼孟达的叛军于上庸。在此之后，他又受命远征辽东的公孙渊，在预定的一年之中，顺顺利利扫平辽东强劲的叛军。老将王凌在淮南率领驻军反抗他时，他又挥兵南下，迅速荡平淮南。
这一前一后，他都是料事如神，战功赫赫。唯独中间这四年，不仅在刚刚接手关陇战区之时，就因自己指挥失误而折损大将张郃，而且此后又一直坚持对蜀军采取被动的守势，即使诸葛亮送来妇女的衣饰嘲笑侮辱他，他也不愿与对方决战，以致部下的将领如贾栩、魏平等无名之辈，也敢当面说他“畏蜀如虎”。
反观诸葛亮这一边，在这之前，蜀军还只是与魏军互有攻守，而到了这四年，则是完全采取积极进攻的主动态势，在气势上明显占据了上风。
诸葛亮的一生，由两大部分组成，即治理国家的施政行为和统兵北伐的军事行为。而诸葛亮又将自己生命中的最后七年，完全献给了统兵北伐的大业。
陈寿为诸葛亮撰写传记，在对其进行总结性评价时，无论如何也绕不开用兵才能这一重点。但是，一旦要对诸葛亮用兵才能进行评价，面对诸葛亮与司马懿交锋对战这四年的攻守态势，陈寿对诸葛亮用兵才能的任何褒扬，实际上都相当于对司马懿用兵才能的贬低。
这样一来，在《诸葛亮传》的总评语中，如何评价其用兵才能，便成为陈寿撰写的《三国志》一书敏感程度最高、危险系数最大，因而也最难着笔的点。
陈寿在这一点上还算是幸运，因为最早评价诸葛亮用兵缺乏“应变将略”的人还不是他陈寿，恰恰是诸葛亮最后的强劲对手司马懿。于是，陈寿就得到了自己评价诸葛亮用兵才能的权威性依据。
《晋书》卷一《宣帝纪》载，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屯兵五丈原，一再向司马懿主动发出挑战，曹魏都城洛阳的君臣上下，都极其关注前线战局的发展。此时，在中央朝廷任职的司马懿之弟司马孚，主动写信给司马懿询问前线的军情，司马懿回复他说：
亮志大而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虽提卒十万，已堕吾画中，破之必矣！
此时前线的战局正处于紧张的对峙之中，司马懿对前方军情的这段乐观性评价，明显带有安抚曹魏君臣、稳定全军士气的政治考虑，与他在诸葛亮死后发出的“天下奇才也”这一自然流露的评价迥然不同，这完全可以理解。
但是，史文中的“好兵而无权”一句非常值得注意，因为其意思是喜好用兵而不知权变，这和陈寿的“应变将略，非其所长”在含义上可以说是完全相同，仅仅措辞表达上不一样而已。
据《晋书》卷三十七《宗室司马孚传》载，司马懿有八兄弟，他排行老二，司马孚乃其三弟，两人年龄非常相近。司马孚此时在京城担任曹魏中央尚书台的度支尚书，负责全国财务收支安排，特别是前方作战军费的筹划供应，此职务非常重要，可见他是朝廷重臣之一。他之所以会写信向其兄司马懿询问前线战局的状况，既有预先做好军费开支计划的考虑，更有代表朝廷向前线主帅了解军情的目的。换言之，他写信询问军情之举，表面上看是个人行为，实际上却是朝廷的官方行为。司马懿当然清楚老弟的良苦用心，所以要对战局做出极为乐观的回复了。由于有了如此的深层次政治背景，司马懿的回信也一定会在曹魏的朝廷上进行公开传布和观看。这段文字后来得以写入《晋书》，这便是一个有力的证据。
这样一来，陈寿对诸葛亮用兵才能的负面评价，即“应变将略，非其所长”的八字评语，就非这样写不可了。这样说的原因有四：
首先，有司马懿“好兵而无权”的公开评价在前，而且司马懿与诸葛亮对垒长达四年之久，是具有二十多年丰富用兵经验的军事大家，这种权威性的意见，陈寿不能不加以吸取。
其次，陈寿撰写《三国志》起于晋武帝之时。而晋武帝司马炎称帝之初，将对西晋王朝建立具有开基奠业之功的祖父司马懿追尊为“高祖宣皇帝”。因此，司马懿的上述评语，不仅是当事人的权威认定，更是先祖皇帝的“金口玉言”。此时在西晋担任国史编撰的著作郎陈寿，对于这种高度敏感的文献资料，不会不搜集，也不敢不尊重，结果也不能不将其写入自己对诸葛亮的总评价当中。
再次，陈寿在对诸葛亮的整个评语之中，已经对其文治方面做出了极高的评价，那么在武功方面也就必须有一点负面的评论文字来加以平衡，以免引起时人的非议，更何况如果对诸葛亮的武功加以高度赞美，就等于是对司马懿加以极度贬低呢！
最后，在武功的评价方面，既然《诸葛亮传》的正文中，陈寿已经引用了司马懿对诸葛亮的正面赞叹“天下奇才也”，那么在末尾的评语之中，也不能不加上司马懿对诸葛亮的负面性评语，从而显示自己在史书撰写上的公允。
这就解开了第二个谜团，即陈寿为何要做出“应变将略，非其所长”的评价。
作为这一解读有力旁证的，是陈寿直接向晋武帝司马炎呈上的一封奏章。
蜀汉灭亡后，陈寿北上到西晋朝廷做官，他奉晋武帝的旨意，整理诸葛亮生前撰写的文稿。泰始十年（274年）二月，陈寿顺利完成任务，编定了一部《诸葛氏集》，共计二十四篇，十四多万字。他在向朝廷呈送这部文集时，又写了一篇奏章，介绍了诸葛亮的主要事迹，同时也对诸葛亮的一生做出自己的评论。评论中有如下一段值得注意的文字：
然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而所与对敌，或值人杰；加众寡不侔，攻守异体；故虽连年动众，未能有克。
这段评论的关键措辞有二：一是“奇谋为短”，二是“或值人杰”。前者完全就是“应变将略，非其所长”的简略表达；而后者中的“人杰”，则明显是对司马懿的美称。两者在同一段文字中出现，这就清楚地证明：陈寿在评论诸葛亮“应变将略，非其所长”的时候，一定会顾及司马懿的因素；如果他一定要顾及司马懿的话，那么司马懿本人对诸葛亮军事才能的评价，他更不敢不认真采纳了。
现将以上解读的要点梳理总结如下：
一是陈寿对诸葛亮做出的“应变将略，非其所长”评价，并不符合当时诸多的客观事实和确凿证据，是一个不能成立的论断。
二是陈寿之所以会如此说，是因为对诸葛亮用兵才能的总评价他不仅完全无法回避，而且事关司马懿的形象和尊严，属于高度敏感的现实政治问题。
三是陈寿这一评价的基本依据，来自司马懿本人在前线作战时对诸葛亮的负面评价，即“好兵而无权”，而在陈寿开始动笔编撰《三国志》时，司马懿的负面评价已经上升为先祖皇帝的“金口玉言”，陈寿必须无条件加以采纳。
四是为了身家性命和心血著作的安全，原本具有史德的陈寿，不得不做出这一违心之论。但是，他特意采用了不完全肯定的疑问句，为后世读者留下了想象和探索的空间，其可谓用心良苦啊！
在这样的评判中，诸葛亮获得了仅次于曹操的高分，进入三国时期“杰出军事家”的层次。对此评判，你是否同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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