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要为唐代的由盛转衰找一个关键点的话，相信唐玄宗时的安史之乱应该是不二之选。安史之乱以及随之而来的唐代的衰落，总让世人感到惋惜不已，而这惋惜的最大原因，大概是唐玄宗时国家的繁盛与随后的战乱衰落对比得实在是太过明显。
从古至今，许多史家已经着笔分析过唐玄宗时期这样巨大对比产的原因，得出的结论自然也是多种多样。有说是杨贵妃使得唐玄宗不务朝政，导致朝纲衰败的，也有说是唐玄宗后期奸臣当道，导致政治昏暗、吏治腐败的。既然这样的分析已经这么多了，那么我们也无需再在这些结论上下大功夫。本文尝试着从一个新的角度，也就是唐玄宗本人消费观念的转变这个角度，来探究唐玄宗时代的衰落来得如此之快。
引言唐玄宗的消费观念这样的一个视角，其实并非是多么新颖的视角。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当我们在评判一个古代君主时，常常会用“挥霍无度”或“勤俭节约”这样的词汇来对其进行描述，如果为这些词汇赋予一个概念的话，这讲的其实就是君主的消费观念问题。
而君主的消费观念之所以会对一个朝代的兴衰产生重要的影响，是因为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是高度中央集权化的，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权力越发地向君主一人手中集中。在这样的情况下，君主个人的素质和行为便对国家的发展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
而唐玄宗作为从政变中夺得权力，并且在随后带领着唐王朝走上巅峰的帝王，其手中所掌握的权力和政治地位更是要远远高于一般的帝王。因此，我们在讨论唐玄宗时代的问题时，必须要考虑到这一点。
除此之外，由于唐玄宗统治中前期的辉煌成就，使得人们通常倾向于将唐玄宗看作是一个极具正面形象的帝王，而将衰败的责任推卸到奸臣、妃子等人身上。这样的一种看法，实际上是并不公正客观的，我们不能否认如杨国忠等奸臣确实对唐玄宗后期的政治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但是若是没有唐玄宗的首肯，杨国忠等人也不可能攀上这样的高位。因此，当我们要讨论唐代由盛转衰之变这个问题时，必须要回到唐玄宗本人的身上找答案。
前期：消费观念节俭在唐玄宗时代的前期，也就是开元时期的前期和中期左右，唐玄宗的消费观念还是十分节俭的。这一方面是来自于唐玄宗本人的主观因素，因为在武则天之后、唐玄宗夺取权力之前，唐代经历了一段政治混乱的时期，而政治混乱下的国家自然不可能成为一个富庶、繁盛的国家，因而当唐玄宗取得权力之后，他希望可以开辟一种励精图治的全新现象，使得大唐王朝可以向前继续发展。这可以说是唐玄宗勤俭节约的一种主观动力。
而从客观方面来说，开元时期的前期和中期也确实不是太平的年份。这段时间里，全各国各地的自然灾害颇多，这也导致了粮食的收成并不理想。而这样不理想的粮食收成又遇上了当时关中尚不发达的交通条件，更是造成粮食的运输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
除去自然灾害之外，当时宫中的各种机构也是十分繁杂、人数众多，这样的情况叠加起来，便导致了长安城的物资供给有所不足。这样的物资供给不足甚至影响到了最高统治者，唐玄宗因此长时间到东都洛阳居住，其目的也是为了缓解长安城的物资压力。
在主观动力和客观压力结合的情况下，唐玄宗在这一时期是非常的勤俭节约的。对于宫廷中的吃穿用度，唐玄宗有着严格的规定，后妃以下绝对不能穿珠玉锦绣，宫中的百官以及他们的家属也随着品级的不同而对其服饰有着严格的规定。
更有甚者，唐玄宗在宫中焚毁内廷的各种珍贵文玩和衣物，以示他厉行节俭的决心，而如果恰好有官员或后宫之人违反他的规定，进行奢靡消费的话，唐玄宗也绝不手软，一定处于极重的刑罚。
与严禁奢靡相联系的，是唐玄宗对于农业和人民的重视。正是因为唐玄宗深知农民耕作不易、百姓生活艰难，因而更要在宫中厉行节约。玄宗还以此教育诸位皇子，他们的吃穿用度都是从百姓身上而来，因此更要爱护百姓、厉行节约，如此才是尽到了统治者的本分。
开元年间的繁盛，一部分的原因来自于唐玄宗的勤俭节约。实际上，勤俭节约不过只是一个方面，唐玄宗身为最高统治者，愿意这样节约，也是表明了他对于江山社稷的重视。这一时期的唐玄宗，不仅在消费上节俭，在为政、用人等诸多方面同样也是十分用心，恰恰是这些因素全部加在一起，才造就了开元年间唐代的全面繁荣。
中后期：消费观念奢靡唐玄宗消费观念的改变，与客观条件的改变有着直接的联系。为了应对物资转运不便，致使关中地区物资不足的情况，裴耀卿提出在河口建仓作为转运仓，实行水路并用的梯级运输方法。这一方法的使用，使得运入关中地区的粮食急剧增加，而花费却不增反降。随着物资供给方式的改进，以及随后全国范围内自然灾害的减少，宫中的物资供给逐渐变得充足且丰富，这为唐玄宗的奢靡享受奠定了物质基础。
到了开元二十五年，唐玄宗敕曰：“朝廷无事， 天下大和， 百司每旬节休假， 并不须亲职事， 任追胜为乐”。从唐玄宗的这句话可以看出，唐玄宗对于自己的治理成绩是十分满意的，在他的治理之下，唐王朝已经到了“朝廷无事”的地步，他已经不需亲自处理政事了，可以追逐享乐了。
唐玄宗的话其实有部分是对的，那便是到了开元末期以及后来的天宝年间，唐王朝的确是十分繁荣，特别是在经济方面，可以说是进入了中国封建时期的一个顶峰。
据《新唐书》记载：“（天宝五载) 天下岁入之物，租钱二百余万缗，粟千九百八十余万斛，庸、调绢七百四十万匹， 绵百八十余万屯， 布千三十五万余端”。
以开元二十五年为界限，唐玄宗随后的日子可以说是逐渐向奢靡享受靠拢，不仅宫中所用之物逐渐变得奢华，他对于手下之人的赏赐也是变得愈发慷慨。安史之乱的肇始者之一安禄山，便是受到玄宗赏赐最多的人之一，玄宗对于他的赏赐甚至可以说到了不惜财力物力的地步。
据《资治通鉴》记载：具幄帟器皿，充牣其中，有帖白檀床二，皆长丈， 阔六尺； 银平脱屏风， 帐方丈六尺;；于厨厩之物皆饰以金银，金饭罂二，银淘盆二， 皆受五斗，织银丝筐及笊篱各一；他物称是。虽禁中服御之物， 殆不及也。
消费观念转变的后果根据后来的历史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唐玄宗的消费观念的转变带来的并非好的影响，而是极其坏的。总结来说，两点影响是最为恶劣的。
首先，唐玄宗消费观念的转变使得一批“聚敛之臣”得以上位。所谓“聚敛之臣”，也就是一些大臣为了满足唐玄宗的需求，大量的聚敛财富，在为唐玄宗献上他所想要的奇珍异宝的同时，这些“聚敛之臣”自己也同样得到了升官发财的机会。
“聚敛之臣”之中的代表，便是宇文融、杨国忠等被后世所唾弃的所谓奸臣。而这些奸臣的上位，使得政治愈发黑暗腐败，这些人往往并无才干，只会迎合唐玄宗的喜好，而唐玄宗这时也已不喜处理政事，大权旁落入这些只懂钻营的大臣手中，唐王朝的政治气象自然是愈发黑暗。
另一方面，这些奸臣聚敛的大量财富，使得唐王朝的财政变得十分危险，虽然表面上看似物产丰盈，但这些钱财被大量的花费在享乐之上，使得国库日益空虚，财政实际上处在十分危险的境地。
其次，唐玄宗消费观念的转变，也带动了后宫嫔妃、朝中大臣乃至社会风气的转变。到了天宝年间，整个唐王朝的社会风气已逐渐向享乐、奢靡的方向转换，从后宫嫔妃、朝中大臣到普通百姓，人人都追求物质享受，社会风气逐渐堕落，使得整个社会将本可以用来发展生产的资金大量投入在奢靡享受中，对于整个唐王朝经济的发展实际上造成了重大的打击。
通过文章的分析，大家实际上可以看出，此前许多史家分析过的唐玄宗时期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原因，实际上都和唐玄宗本人消费观念的转变有着不可分割的原因。唐玄宗并非完人，他的确是一个很有能力的君主，但到了晚年也确实成为了一个昏庸的帝王，随着自己心性的松弛，逐渐将自己一手建立起来的基业葬送。盛世的图景看似迷人，但实际上背后也隐藏着危险的暗流，只可惜唐玄宗只看到了表面的光鲜，而忽略了背后的暗潮汹涌，实在是令人扼腕叹息。
参考文献：《新唐书》、《资治通鉴》、《唐大诏令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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