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跟我上”到“给我上”——明朝衰败的其中一条轨迹
明朝与汉、唐、宋等中原王朝间的更替完全不同，它夹在两个不同的民族统治之间，虽然知识阶层粉饰的基因一厢情愿引以为豪的将“蒙古”纳入华夏的分支，但游牧与农耕的区别，决不比我们与邻邦越南和朝鲜的差异小，所以不将其引以为“我们的越南、朝鲜”，只因它们曾没有做我们“主子”的资格，不然，包括“我们的成吉思汗”在内，一定还有“我们的高丽某某王和交趾的什么王”。打得过的，我们理直气壮做它的王；打不过的，被人家征服，换一种思维，在“蒙汉”、“满汉”一家的联欢中，启用子虚乌有的亲情，营造着其乐融融的大家庭氛围，并自我陶醉于其中。然而，“我们的大汗”替代不了迥异不同的民族性格和文化差异，朱元璋和他的团队在驱逐“鞑虏”后，主要借鉴的还是更久远的宋朝的管理体系，这也直接证明了政治体制对血缘的认同。值得一提的是，这类罕见的隔代兴替，恰如两道波谷之间的一道浪峰，反而更凸显出汉民族与众不同的特性。
不管表现得有多不情愿，总体衡量，所谓的少数民族的战斗力基本处于碾压汉族的优势。尤其是蒙古人，这个马背上民族的天下无敌绝对不含一点水分，然而朱元璋和他的团队，居然将成吉思汗的子孙赶回了大漠，试想，这该是一支多么了不起的团队。当然，不可否认政治的腐化导致了蒙古骑兵强悍的褪色，是元朝覆灭的重要因素，但是，不得不承认，朱元璋打造的军队，综合实力在汉民族中绝对达到了一个可以跟汉武帝时代比肩的高度。那么，朱元璋是如何打造出这支一往无前的军队？
如果要寻找答案，首先必需了解这支队伍的组成。在这支队伍中，以明朝第一将徐达为首的将领们，大都出身于社会底层的农民，他们参加朱元璋的起义军，不否认有封妻荫子的动机于其中，但主要还是对元朝的仇恨。社会不公、官员腐败，直接后果是民不聊生和哀鸿遍野，所以走投无路的农民们才会起来造反，终极目的就是推翻元朝的统治。假如不是怀有如此远大抱负，他们决不会每次与敌军交手都身先士卒，最突出的是常遇春，每次发起冲锋，他都一马当先，让士兵跟着他冲。正因为有这样洁净的理想，所以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和危险，他们也绝不动摇。至此，一条清晰的线路跃然纸上，为了共同的理想，一群立志埋葬旧王朝的精英聚集在朱元璋周围，并与他一道出生入死，正是这群人打造了这支一往无前的军队。所以说，是远大的抱负成就了朱元璋。如果像其后的官员，只为了升官发财，他们随时随地都可能投奔朝廷。“学得文武艺，授予帝王家”，依照这样的官场逻辑，朝廷自然比一介布衣朱元璋出价高。
随着包括朱元璋在内的理想主义者逐渐谢幕，新生代一批批走上朝堂，进入国家管理的中心。这些凭借科举考试上位的精英，不再有恶劣环境培养出来的朴素、洁净的理想，反而因精致的利己主义催生出升官发财的单一动机，这样的精英阶层一旦占据权力中心，必然结党营私，在不断的繁衍过程中形成庞大的利益集团。因为贪图享乐，所以在面临危机的时候他们决不会身先士卒，只会在后面强令别人“给我上”。李自成打到北京城下，崇祯皇帝敲钟招呼大臣上朝，结果只来了一位大臣，以至于临死前崇祯恨恨地说道：诸臣误我。因为这些人的“忠君为国”不过是争权夺利的一件华丽外衣，当危及他们个人利益甚至生命的时候，这件极具欺骗性的外衣不再有任何价值，所以满朝文武便以最快的速度将其扔掉。
由此可见，“跟我上”与“给我上”，是划分理想抱负的一条界限。晚明，以东林党为首的文官阶层，将读书与做官理所当然的视为因果关系，在封妻荫子的动力推动下，他们也在做事，然而，由于理想的局限，这样的群体中的多数，在危难之际决不会挺身而出，高喊“跟我上”。相反，受个人和家族利益的羁绊，在装腔作势一阵声嘶力竭的“给我上”之后，眼看大势已去，他们迅速溜之大吉，只留下苦命的孤家寡人的崇祯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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