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照一下《史记·商君列传》可知，商鞅主持第一次变法即被任命为“左庶长”，上文也提到，秦惠文王之初，有“大良造”和“右更”，也就是说，《商君书·境内》的这部分“爵级”记录一定是不完全的，当然，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这里的记载，只是“官阶”。
由于秦国在变法之前长期施行“庶长制”，所以，“庶长”既是执政的官职，也是爵位的名称。
商鞅变法的时代，为了突出权威，以“大良造”的身份执政秦国，但却并不能等同于“相邦”（汉代避刘邦讳改称“相国”）的职务。
可以确定的是，商鞅以“大良造”的身份“执政”十年，这是一个在秦爵之中高于“四更”，更高于“左庶长”、“右庶长”的顶级爵位，也属于秦孝公为商鞅创造的“新爵”。
“四更”的身份在商鞅变法前也不见于史料记载，已知的只有秦惠文王八年封自己的异母弟樗里疾为“右更”，也就是说，“四更”也有可能与“大良造”一样，是秦孝公、秦惠文君创造的“新爵”，从授予者的身份来看，很可能“四更”类似于西周中期王廷职位“公族”的角色，也就是以“公室近支”参与朝政，仅次于“大良造”。
“四更”之下的“大庶长”和“左庶长、右庶长”，则是传统贵族封君的自留地。
如此，则形成了一套符合春秋传统的高爵身份体系，凡是拥有“卿爵”的贵族都拥有相应的“地位身份”和“封邑”。
根据上文中所引的“秦宗邑瓦书”中的“大良造、庶长游”的称谓和“右庶长烛”的分封来看，在秦惠文王时代，“庶长”既是“爵位名称”，也是“职务名称”，“大良造”、“右庶长”都只是标识“地位”高低的“爵位”，而并非“职务”，只有在“爵位名称”之后加“庶长”的职务头衔，“正卿”的“地位身份”才真正的“执政卿”。
类似的例子还见于《双剑簃吉金图录》收录的“镦”铭文：
十六年，大良造庶长鞅之造，雍□
也就是秦孝公十六年，商鞅以“大良造”的身份任“庶长”，与“庶长游”的称谓完全一样。
这个结构非常类似于春秋诸侯国的权力分配，但它是“官阶”，而非“官职”。秦国的“庶长”就是关东诸国的“正卿”，就像春秋中后期的晋国，四军的“主将”、“军佐”都是“正卿”，只是依据军中地位排序，担任“中军元帅”者才是“执政”。
所以，主持第一次变法时的商鞅只是“左庶长”，并不是秦国的“执政”，因为他的爵位还没有成为“庶长”中的最高者，直到主持第二次变法时，他成为“大良造”，才在“庶长”中排序第一，成为“执政”。
在确认了这一原则后，再看“秦宗邑瓦书”中受封的“烛”，因为没有进入“庶长”序列哪怕以“右庶长”的“爵位”享受宗邑，仍旧只是秦国的“客卿”，直到秦昭襄王时代，他才以“客卿”的身份拜相，所以，“客卿”实质上对应的是“庶长”，也就是《商君书·境内》所提及的“正卿相”。
所以，《商君书·境内》关于“卿”的记载，不能单纯视为“卿爵”，而应理解为“官阶”的“上下关系”：
“大良造”大于“四更”，“四更”大于“大庶长”，“大庶长”大于“左、右庶长”；
以上的所有爵位，加“庶长”衔则为“正卿”，均大于“客卿”。
以这个思路理解，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商鞅变法后的爵位，实际上就是“级别待遇体系”，由“客卿”升任“正卿”，就冠以“庶长”之职，“庶长”之间的级别高下，则以“爵位”相别，所以，商鞅以“左庶长”主持变法，后又以“大良造”主持变法，只是由“庶长”之一，跨越成为“庶长”之“首”罢了。
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在商鞅变法之后多年，秦国的政坛上仍旧活跃着一群“庶长”。
见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王四年相邦张仪戈”铭文：
（正面）王四年，相邦张义、庶长□操之造□界戟，□[工师]，贱，工卯。（背面）锡。
相邦是职位，庶长仍为并列的职位，说明秦惠文王后四年时，庶长职位仍旧存在，并未转换为爵位名称，其地位仅次于相邦，更是体现了秦国旧制的顽强存在，而之后的新制条件下，这个仅次的位置变成了“內史”。
类似的证据在《史记·秦本纪》和《史记·六国年表》也有不少：
（秦惠文王七年）义渠内乱，庶长操将兵定之。（《史记·六国年表》）
（秦惠文王八年）秦（樗里疾）围我焦、曲沃。（《史记·六国年表》）
（秦惠文王后七年）秦使庶长疾与战修鱼，虏其将申差，败赵公子渴、韩太子奂，斩首八万二千。
（秦惠文王后十二年）庶长疾攻赵，虏赵将庄。
（秦惠文王后十三年），庶长章击楚於丹阳，虏其将屈匄，斩首八万；又攻楚汉中，取地六百里，置汉中郡。楚围雍氏，秦使庶长疾助韩而东攻齐。
（秦武王）三年……使甘茂、庶长封伐宜阳。四年，拔宜阳，斩首六万。
（秦昭襄王）二年……庶长壮与大臣、诸侯、公子为逆，皆诛，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
（秦昭襄王）六年……庶长奂伐楚，斩首二万。
这之中，身份最明确的人是“庶长疾”，即“樗里疾”：
秦惠王八年，爵樗里子右更，使将而伐曲沃，尽出其人取其城，地入秦。秦惠王二十五年，使樗里子为将伐赵，虏赵将军庄豹，拔蔺。明年，助魏章攻楚，败楚将屈丐，取汉中地。秦封樗里子，号为严君。
把《秦本纪》和《樗里子甘茂列传》对照着看，就能发现问题。
起家爵位为“右更”的樗里子，打了二十年仗，斩首十几万，一直称“庶长疾”，可见“庶长”二字根本不是指具体的爵位，比如“左、右庶长、大庶长”（都在右更之下）等。
那么，“庶长”代表的只能是最高军职，从斩首的规模来看，“庶长”统兵绝对要超过10万人，甚至不是方面将领的名称，而是“大将”。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秦本纪》中，自秦昭襄王六年后，即再不见以“庶长”名分出征的记录，而只有“将”或者“为将军”，或以具体的爵位称之，如中更胡阳、五大夫陵、武安君白起等。
之所以变革发生在此时，一个重要的偶然因素应该是“庶长壮与大臣、诸侯、公子为逆，皆诛”，以宣太后为首的楚系外戚把持秦国国政，一次性将秦惠文王时代留存下来的封君贵族荡涤大半，自此之后，秦国政坛再也没有“庶长疾”、“庶长壮”这样的直系宗室子弟担当军政首脑的角色。
也就是说，无论是上述哪种判断为实，在秦昭襄王登基之后，秦国的“庶长制”终于被清理出了历史舞台，彻底成为没有实际权力的“爵名”，而替代他们的，应该就是“将军”职位。
（本文系刘三解新书《秦砖》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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