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清代十二帝，文治武功、雄才大略者有之，如康熙、乾隆。但更多的还是才智中平、无咎无誉的守成者，如嘉庆、道光。咸丰是清代最后一个握有实权的皇帝，同样，他和乃祖乃父一样也是一个平庸的守成之君。不过，他的一生很无奈，有着太多的无奈和委屈。
咸丰的委屈可以归结为五大恨一是恨太平天国起义
咸丰帝刚登基称帝还不到一年，落榜书生洪秀全就在广西发动了太平天国起义。更出人意料的是，起义很快就发展为燎原之势，从广西到湖南，从湖南到湖北，又从湖北经江西、安徽而至江苏，甚至还一度蔓延到北京附近，搞得咸丰帝狼狈不堪，焦头烂额。
大清的列祖列宗，自入关以后，勤政爱民，轻徭薄赋，凡遇灾荒之年，朝廷必有赈济，这些百姓却仍不满意，居然还要造反，还要推翻清廷，真是十恶不赦的乱民。可咸丰哪里知道，广大百姓其实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不得不铤而走险。
二是恨可恶的英法夷人
大清国地大物博，无所不有，根本无需与外国进行什么通商贸易。外国人却离不开中国的茶叶、大黄、丝绸、瓷器等，大清皇帝允许外国人来华贸易，这在咸丰帝看来实在是对他们的恩赐。可是，这些不懂礼义廉耻、更不知尊君敬上的外夷，不但不感恩戴德，反而变本加厉提出种种非分之请。
最让咸丰帝难以接受的是，这些夷人居然还让其公使常驻北京，并向他呈递国书，却又死皮赖脸地不肯向他行三跪九叩大礼。不行大礼也就罢了，还公然称兵犯顺，攻入天朝首都，杀人放火抢劫无所不为，此等化外之夷，不可理喻。
三是恨朝廷上下大小臣工因循敷衍
吏治败坏是大清的痼疾，到了咸丰即位时已经是不可遏制。但咸丰帝登基之初还是有所作为，他下诏求言并惩处了误国误民的大学士穆彰阿，以及对外主和、软弱无能的耆英等人。同时，咸丰帝又提拔了一些勇于任事的官员进入中枢机构。
但是，众多的大小官吏已经习惯性的我行我素，或贪赃受贿，或尸位素餐，或上下欺蒙。以当时的话来说就是“以模棱为晓事，以软弱为良图；以钻营为进取之阶梯，以苟且为服官之计”，甚至公开声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如此官僚队伍，让咸丰帝可恶可恨。
四是恨自己生不逢时
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后，咸丰帝仓皇北逃，他在避暑山庄的烟波致爽殿的宝座上愤懑不平，他怎么也想不通，自己虽无先祖康熙爷那样的雄才大略，但继位以来从不敢懈怠，虽说不是事必躬亲，身体力行，废寝忘食，但也还算的上宵衣旰食，朝乾夕惕。但为何上天不公，让自己有国不像国，只恨自己生不逢时。
五是恨八旗将士烂泥不不上墙
昔日的威武之师，八旗劲旅如今却是稀巴烂，他们无法将太平天国起义镇压下去。平日里威风八面的八旗将士们一旦遇到英法夷人，竟一败再败，一败涂地。而那些高级将领们大多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尽管咸丰帝可以惩处一两个，三五个无能之辈，却不能扭转态势，治国安邦又该指望何人？
无奈和愤恨之外，咸丰帝还有说不出的苦衷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后，咸丰帝“北狩木兰”，这是大清开国以来皇帝首次逃离京师避难，如此屈辱怎能对得起爱新觉罗的列祖列宗和天下臣民？但更为不解的是，在事态平息后，咸丰帝却拒绝回銮，呆在热河赖着不走了。其实，此时的咸丰有着说不出的苦衷。
就咸丰帝个人而言，他的确不愿长久居住在热河。早在他出逃的时候，就有大臣极力反对并劝阻，大学士贾桢反对的理由很充分，如若皇帝离京出走，搞不好就会酿成“土木之变”，甚至有人会乘机拥立其他的人为帝。
这些道理咸丰帝何尝不知，只是当时被夷人逼得走投无路，不得不出此下策，万不得已才来到了热河。可是，现在外夷的情况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自己怎能贸然回京呢？
其实，早在咸丰十年八月十六日，即咸丰帝感到热河之日，咸丰帝即寄谕恭亲王奕䜣，命其要相机办理，速成和局，只要英法等国与清政府交换了条约，呈递了国书，他就可回銮，镇定人心。但最基本的前提是，英法等国在他回銮以后，不要再找麻烦。
奕䜣与英法签订了《北京条约》时，战争的状态虽已基本结束，但英法联军并未撤出北京。九月十八日，咸丰帝再次向奕䜣等人表示，只要英法联军退兵，不再反复，他即可回銮，古北口一带驻扎的马步各队，能够担负起护驾的责任。这话表明，咸丰帝内心是迫切想回京城的。但是，后来咸丰帝在回銮的问题上态度发生了重大的转变。
主观原因来看，是咸丰帝担心英法等国代表可能再次提出觐见并呈递国书一事。客观原因是，当时的天气越来越冷，冬季不适合长途跋涉，这就是咸丰帝不肯立即回銮的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对此，咸丰曾有明确的表述。
他认为：尽管中外已经换约，英法两国的军队也撤至天津，但夷人性情反复，难保他们不再生事。九月二十五日，咸丰帝在奕䜣等人的奏折上朱批道：奕䜣等人必须与英法两国切实交涉议定，将外国公使向清帝亲递国书一事彻底取消，否则，祸患就停不了。
此外，咸丰帝还特别警告奕䜣等人：如果英法只是暂时答应取消亲递国书一事，而他回銮北京之后，英法又从天津而至北京，再次提出觐见及呈递国书之事，进而要挟不已的话，就唯奕䜣是问。说到底，只要英法夷人不再来北京，咸丰帝就即可回京。
身死热河，终酿辛酉政变之悲剧咸丰帝在热河好不容易熬过了一个新年，咸丰十一年正月初二日，咸丰帝降旨决定于初春，天气稍暖的二月十三日起驾回銮，后有因故改定为二月二十五日回銮。
不过，人算不如天算。如果咸丰帝如果真的能在二月起驾回京，无论他在回京后是何时驾崩归西，大概都不会出现后来的辛酉政变，也不会出现慈禧太后干政垂帘的朝局。无奈的是，二月时，咸丰帝的身体已经不允许他回銮了。
这个时候，咸丰帝的身体越来越差，每日咳嗽不止，按照清宫医案来看，大致是换了肺炎或痨病一类的疾病。二月二十二日，醇郡王奕譞等人上奏，以咸丰帝圣体违和为由，劝止暂缓回銮。咸丰帝朱批称：“朕本欲即刻回銮，却不意旬日以来，身体稍觉可支，唯咳嗽不止，红痰屡见，只得听从御医嘱咐，安心静养。并降谕内阁宣布，朕将暂缓回銮，至于何时回銮，俟秋间再降谕旨”。
可以看出，当时的咸丰帝确实很为难，进退不得。他只能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终日闷闷不乐，无聊之极。他还亲自书写了“且乐道人”条幅，命人悬挂殿中。此举或许是出于无所作为的自我解嘲，但也由此可见其精神之颓废。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带着无尽遗憾的咸丰帝在热河烟波致爽殿去世，享年31岁，庙号文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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